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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治人的工具，否定它是所谓合于理性的范畴。他有一篇叙述儒家叔孙通赞
汉高祖定礼的故事，首先说明制定礼法的大师是这样的卑躬屈节的人物，即
“难与进取，可与守成”的、“面谀以得亲贵”的“知当世之务的圣人”：
其次叙述了一通为最高统治者皇帝大排喜剧的场面，最后写道：“高祖曰：
‘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于是乎定礼大师叔孙通被任命为太常，受
赐金五百斤，一群追随他的儒生也都做了郎官并受了赏金。这就是所谓叔孙
通定礼的内幕。原来，司马迁在自序里用表面恭维的形式讲汉代的王道世界，
而在具体事例的叙述中，却是这样礼让和无耻之间的辛辣的矛盾！其次，我
们再看司马迁对汉武帝法度的具体叙述。张汤是替武帝立法的能手，张汤定
了不少维持封建制度的专制法令，只要武帝喜欢，张汤都会奸诈地附会经义，
以满足武帝的口胃，因此当时“天下事皆决于（张）汤，然而司马迁居然敢说，
正因为这样的法律，张汤在世时，百姓已经不能安生，要“骚动”了，张汤
死后，“而民不思”！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的法律观点已经接触
到封建制度的深刻的矛盾，即一方面是披着神圣外衣的庄严制度，而另一方
面是剥去圣光的非法横夺，这正适合于他借汲黯的话所形容的汉武帝的专制
面貌——“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的活生生的例证了。
司马迁从客观的社会制度发现矛盾、揭露矛盾和善于绘制矛盾图景的例
子，更大量地载在平準书和酷吏列传中。他对于一般财政大臣们和一群酷吏
人物的描绘，不仅给读者以生动的典型形象，而且由此暴露出封建社会的统
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基本矛盾。恩格斯曾指出优秀的文学要比社会学、统
计学、公法学更能表露出社会的丰富而多样的图景，我们以为司马迁的优良
传统在两方面是兼而有之的。这里，看一下酷暴的杜周怎样为封建法律下了
一个定义就明白了。有人责问杜周，你不循照法律，专门以人主的好恶来治
狱，执法的人是这样么？杜周说：“三尺（法律）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
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原来，所谓当时神圣的法律
在司马迁的笔下就是任意杀害人民的工具。然而从司马迁的朴素的辩证观点
讲来，统治阶级的法律并没有维持了“盛世”，反而是所谓“见盛观衰”，
财产所有的集中和阶级斗争的危机就表现出来了。司马迁一方面在平準书中
说明了最高地主大量没收了居民的财富、土地和奴婢，使中家从上大率破产，
说明了少数特权豪强地主“蹛财役贫”，使农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另一方
面在醋吏列传中最后指出了农民起义已经广泛地出现，著名的大暴动和不可
胜数的小暴动交织成一幅汉代“盛世”的群众火山，不但杀不完，斩不绝，
而且吓得统治阶级“上下相为匿，以文辞避法焉”。
司马迁揭露社会矛盾的唯物观点和辩证法思想的因素，又表现在他的道
德观点方面。在汉武帝利用儒家道德思想来定于一道的时代，道德显然是为
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并且是加强束缚人民的工具。司马迁不但暴露了汉代
“内法外儒”的法律实质，而且也暴露了“内法外儒”的道德实质。他指出
有两种道德。一种是有财富有权势的人的道德，它是以权力的窃取和财富的
掠夺为标准，他说，“鄙人有言曰，‘何如仁义？己飨（享）共利者为有德。’？？
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阴仁义存”，他们的身份是所谓“朋党宗强比周，
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另一种是被压迫者被统治者的道德，
它是以平等的报施和患难的恤救为标准，他说，“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
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故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
耶？诚使乡曲之侠，与季次、原宪比权量力，效功于当世，不同日而论矣。？？
虽时扞当世之文罔，然其私义廉潔退让，有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游
侠列传）。由此可见，司马迁之反对封建主义的道德律，居然敢于给道德范畴
打 上阶级对抗的烙印，这的确是前无古人的创见。
不但如此，他所说的被压迫阶级的道德并非一种抽象的原理，而是实指
当代反抗封建主义专制政权的人民群众的思想和品质。他列举了当代的许多
任侠人物，也即墨经说的“士，损己而益所为”的武侠，他们是和豪暴地主
阶级对立的，例如，朱家的品质是“振人不瞻，先从贫贱始”，郭解的品质
是“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司马迁之所以为这些下层人物立传，据他说，
他们和一般富贵人们不同，“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
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生死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共德”。这样看来，我们
就知道史记六家之一的墨家思想并没有阙如，显然地是因了当代的忌讳，藏
到游侠列传里去了。司马迁也这样说，墨侠“排摈而不载，自秦以来，匹夫
之侠，湮没不见，余甚恨之”。我们再从他叙述陈涉起义的故事来看，游侠
人物和农民起义的领导人物是血肉相连的，他说：“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
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自序）这样看来，陈涉的暴动，
和传统思想所谓的汤武圣王开创商周二代的王朝以及孔子素王著作垂法万世
的春秋是等量齐观的。司马迁虽然在形式上因有所忌讳而不得不规避其词，
说什么“三代若循环”的王道，然而一到了他的具体叙述里，便反而倒转过
来，把统治者所骂的盗贼俨然形容成圣王了。这一点连班固也毁谤他不利于
统治阶级而“进奸雄”。这是不是司马迁的思想体系有了矛盾呢？否否，这
是他用“具见表衷”的隐显相层法来暴露封建世界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也
暗示过，这种叙述体裁是从作春秋的孔子那里学习得来的。由此看来，司马
迁既然同情了被统治者所骂为“大逆无道”的起义农民，那么，司马迁的思
想也就要被正宗学者为“缪于圣人”了。
这种道德观点也在管晏列传中露显出来。据柳宗元考证，晏子春秋是墨
子之徒所作的。司马迁不但借晏婴痛骂了当代儒家的“滑稽而不轨”，而且
崇赞晏婴的品质，“国有道，即顺命，无道，即衡命”，并说如果晏婴活着
的话，愿为之执鞭。这样的人民性的思想和游侠的道德观点是互相关联着的。
第三节 司马迁诸子要旨的历史价值
司马迁转述司马谈论六家的要旨和礼乐诗书春秋的大义，其先后顺列，
没有什么轻重，同视为史文不可或废的精神遗产。
我们在研究司马谈、迁父子的诸子要旨从前，首先说明一下汉初的学风。
汉初人对于道家与法家，同等重视，所谓黄老刑名，是相提并论的。汉
制多沿秦制，已成定论，秦尚刑法，故汉初法家思想尚支配一时，管子、商
君书即成于汉初人之手。汉高帝本不好儒，还因讨厌儒士，溺污儒冠，孝文
孝景之世亦不任儒，黄老之学在这时颇有势力，在淮南王的治下更多道家之
流。此时虽有山东儒墨之称，而墨学在汉初早已衰微下去，据王充说，墨学
“得愚民之欲”，墨侠正是游侠，其后转为民间的宗教。后来，道家从庙堂
之上打下来，蒋为汉朝的道教，成为农民暴动的宗教旗帜，似有和墨侠汇流
的可能。
黄老在汉初得势是有原因的。当时经过了秦灭六国的战争、六国反秦战
争、楚汉战争以及秦汉对外战争，这些战争比过去战国的兼并战争，规模大
了不知若干倍。到了汉朝统一，人民稍得喘息，厌乱安定之情思，唤起宗教
的安慰，故变质了老庄之言所谓黄老“道家”（汉人名词）思想，“有见于屈，
无见于伸”（荀子语）的不抵抗心理，发展而为“以虚无为本，从因循为用”（自
序）的泯没得失的观念，这对于统治阶级是一剂适时的补药。同时，“无为而
治”的君道，正投合了汉初皇帝消灭异己的心理武器。汉朝皇家有一个时候
是想把“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自序）的道教祟为国教的。
司马谈和汉初的思想有些不同。他仕于武帝“建元元封之间，愍学者之
不达其意而师悖，乃论六家要旨”。他崇尚道家，主要在于托黄老以为重言，
而讽刺俗人汉武帝与俗人董仲舒，“论六家之要旨”是这样的：
“阻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
大顺，不可失也。”
“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
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
“墨老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
也。”
“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
“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
“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
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
施事，无所不宜。？？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侣
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
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
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
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
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夫儒老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
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
“墨者亦尚尧舜道，（下引韩子叙墨者食衣住行之伦德）？？使
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故曰，俭
而难遵，要曰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
“法家不别（辨）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
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
“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能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故
曰，使人俭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
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
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
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
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其声（名）者谓之端，实不中
其声（名）者谓之款（空），款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
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
复反无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
敝，形神离别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由
此观之，神老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
治天下，何由哉？”司马迁在史记自序所载的这一篇司观谈传授的
六家要旨是当时很好的诸子概说，其中可从客观的与主观的雨方面
来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