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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通史 第二卷-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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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性善于禽兽者,许之;圣人之所谓善者,勿许。吾质之命性者异
孟子;孟子下质于禽兽之所为,故曰性已善;吾上质于圣人之所善,
故谓性未善,善过性,圣人过善。春秋大元,故谨于正名。名非所
始,如之何谓未善已善也?”
就上引资料加以分析,有下列各点应加注意:
一、与孟子性善说以及荀子性恶说不同,董仲舒提出了自己的性三品说。其
所谓“名性不以上,不以下,以其中名之”,即以性三品说为前提而发。人性的
上中下三品,即实性篇所说“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及“斗筲之性”。这种
三品说的荒谬,在于他把统治阶级的人性划为“善”,而把贫贱的被统治阶级的
人性划为“恶”。
二、董仲舒的性三品说与孔子“性相近,习相远,惟上智与下愚不移”
之义颇有承借关系。但孔子的“上智与下愚不移”,是古代国民阶级未长成
而氏族贵族尚在支配的“别贵贱”意识,而董仲舒的三品说则是从人性理论
上抬高封建主阶级的地位,以巩固支配阶级的统治和消除社会的矛盾。
三、“善过性,圣人过善”,“中民之性”只有在圣王教化之下才可以
为善,而不可以教化及于圣。在这里,孟子“人皆可以为尧舜”及荀子“涂
之人皆可以为禹”之古代自由人平等思想同被否认;“过善”的“圣人”之
不可及,正是封建专制的统治者的神圣化、政权的绝对化及其超经济剥削的
合理化之理论根据。
四、最恶心的是他对万民之性的论述,所谓“民之为言固犹瞑也”的命
题,是古代奴隶定义的中世纪再版,所不同的仅在于农奴须待教化而已。他
的教化论还不能和“人性依存于教育”的命题相提并论,因为他提出了神学
人性论:“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者也”,“万民之性苟已善,则王者
受命尚何任也?”在所谓“谓民性已善者,是失天意而去王任也”的命题里,
一方面显示了汉初“与民休息”的放任政策必需结束,另一方面又强调着统
治人民须赖强力的政策。被统治阶级之依附于统治阶级以及农民之依附于地
主阶级,在天意所授的人性里早有根据了。于是封建的隶属关系成为天意的
表现。
五、董仲舒之证成其性三品说,一则说“如毛”,二则说“与天道一也”,
三则说“性比于禾,善比于米”,四则说“性有似目”,五则说“性如茧如
卵”,六则说“比类皆然”,七则说“善于禽兽之未得为善也,犹知于草木
而不得名知”;凡此云云,在方法上皆与孟子的“无类”逻辑比附方法同属
一型。
总之,人类是“天”所创造,“使行仁义而羞可耻”(竹林)的傀儡,所
以它的权利与义务,只能顺“天”而不能逆“天”。王者的一切措施,既然
悉系上承于天意,则其专制自为的生杀予夺,自然是“春露秋霜,皆出圣恩”。
所以董仲舒的宗教他的唯心主义体系,能与汉代的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发
生牢固的依存关系,在逻辑上,实有其必然的基础。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中
世纪正宗的历史观、伦理学、人性论及政治主张必然以神学的世界观为共立
足的地盘。
第四节 董仲舒的知识论及其逻辑思想
从文字形式上看,董仲舒的著作里(如本传所载的天人三策及流传于今的
春秋繁露,其公羊决狱早经散失),保留着以宇宙为对象的自然知识;如“天
地”、“山川”、“风雨”、“阴阳”、“五行”、“四时”等范畴,几于
无处无之,且均占有着立论前提的地位,似甚重要。但从思想实质上看,董
仲舒的唯心主义的知识论实为儒学庸俗化的典型。茲分别言之:
第一,以自然认识“非圣人所欲说”,乃“君子之所甚恶”。例如:
“能说鸟兽之类者,非圣人所欲说也。圣人所欲说在于说仁义
而理之,知其分科条别,贯所附,明其义之所审,勿使嫌疑,是乃
圣人之所贵而已矣。不然,传(傅)于众辞,观于众物,说不急之言,
而以惑后进者,君子之所甚恶也,奚以为哉?圣人思虑不厌,书日
继之以夜,然后万物察者,仁义矣。由此言之,尚自为得之哉?”(重
政)
这样看来,物质存在的第一性认识,便成了“惑后进”的无益之论,只
有从圣人生观的道德观方面出发,才是认识的正途。
第二,理性(智)的极则在于“奉天而法古”并向先王看齐(“览先王”),
而以“不讪上”和“不危身”为判断是非的尺度。所以说:
“义不讪上,智不危身;故远者以义讳,近者以智畏。畏与义
兼,则世愈近而言愈谨矣。??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是故虽有
巧手,弗修规炬不能正方圆;虽有察耳,不吹六律不能定五音;虽
有知(智)心,不览先王不能平天下。然则,先王之遣道,亦天下之
规矩六律已。”(楚庄王)
一切知识活动都在讳忌敬畏之中,封建主义的教条“规矩”是最高的戒
律。
因此,认识的目的不在暴露真实,求得真知,而在于向政治的及道德的
要求屈服。从这种曲解了客观世界的知识(“讳”与“畏”)也合于“义”看
来,这正是摚鹣壬鞣绺椿畹闹堵鄣幕咎卣鳌
“义不讪上”和“智不危身”的知识领域的清规更有具体的说明,详见
于楚庄王篇。他以“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有见
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所见六十一年,所闻八十五年,所传闻
九十六年”。他据此说孔子有“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所谓三
世异辞,立为张三世之法。立言既然要“义不讪上”并“智不危身”,于是
他说:“于所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祸,于传闻杀其恩,与情俱也。”(同上)
这就是说,孔子在其生世哀定昭的记事,措辞宜慎重隐微,不妨把事实加以
曲书,故说“于所见微其辞”;对于襄成宣文之世之所闻,和自己时代接近,
记事须渗透主观的恩爱,故说“于所闻痛其祸”;至于僖闵庄桓隐之世,相
去自己生世已远,记事就不妨胆大直率,讥刺无用顾忌了,故说“于传闻杀
其恩,与情俱也”。这是何等唯心所欲的历史方法论!我们拿董说去和司马
迁的观点对照一下,就知道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斗争了。
同时,正因为在封建的政治与道德以及情感之上赋予了限制知识发展的
合法权力,所以董仲舒知识论里的自然范畴,其现象与本质是常相矛盾的。
此即是说,从现象看,表现为“天道本来如此,因而人道不得不如此”的语
法,而本质上则为“人道是如此,所以天道也应当如此”的逻辑推断。在此
处,“人是宇宙的立法者”,其所说的自然法则,皆非出于客观的研究,而
是出于主观的比附,是一种由比附而成的拟人主义的系统。例如:
“凡执贽,天子用畼(畅),公侯用玉,卿用羔,大夫用雁。雁
乃有类于是者:长者在民上,必施然有先后之随,必俶然有行列之
治;故大夫以为贽。??羔有角而不任,设备而不用,类好仁者;
执之不鸣,杀之不谛(啼),类死义者;羔食于其母,必跪而受之,
类知札者,??故卿以为贽。玉有似君子:??玉至清而不蔽其恶,
内有瑕秽必见之于外:故君子不隐其短,不知则问,不能则学,取
之玉也。君子比之玉:玉润而不污,是仁而至清洁也;廉而不杀,
是义而不害也;坚而不硻(硜、磨),过而不濡,视之如庸,展之如
石,状如石搔而不可从绕,洁白如素而不受污,玉类备(德)者,故
公侯以为贽。畼有似于圣人者:纯仁淳粹,而有知之贵也,择于身
者尽为德音,发于事者尽为润泽,积美阳芬香以通之天;畼亦取百
香之心,独末之合之为一。而达其臭气畼于天(“于天”原作“天子”),
其淳粹无择与圣人一也,故天子以为贽,而各从事上也。”(执贽)
董仲舒在雁、羔、玉、畅的习性及化学物理构造上,一一看出了道德等
级的意义,显然是意识决定存在的范例,是唯心主义拟人的比附。在拟人的
比附方法里,表现出董仲舒的知识论的神学本质,也显露出地主阶级意识的
烙印。劳动人民是不能执“贽”的,他们所用的劳动工具又该怎佯比附呢?
“天”既然有偏心,那么劳动人民的东西自然是最臭的了。在论董仲舒的神
学世界观时,我们曾说,它是以当时君臣父子的中世纪编制为模型而创出其
宇宙构造及万物性质,正与此处所说的神学的知识论相为呼应。
第三,认识在于密察神秘的本体,而不究事物内在的联结。他说:
“其(春秋)辞体天之微,故难知也。弗能察,寂若无;能察之,
无物不在。是故为春秋者,得一端而连之,见一空而博贯之,则天
下尽矣。”(精华)
然而在二百四十二年春秋时代的杂多现象之中,怎样就能得出“人道浃
而王道备”与“万物之聚散皆在于是”的法则呢?这除了具有特别的知识论
为前提,绝不会以偏得全的,换言之,二百四十二年的时间包括了千秋万世
的行为律,实在是一种非常异义可怪的时间论。他说:
“春秋文成数万,其旨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史记太
史公自序引)
“春秋论十二世之事,人道浃而王道备,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
中,相为左右,以成文采,其居参差,非袭古也。是故论春秋者,
合而通之,缘而求之,伍其比,偶其类,览其绪,屠其赘,是以人
道浃而王法立。”(玉杯)
原来董仲舒所谓伍比偶类、合通缘求而得的东西,正是绝对皇权的“王
法”。这个普遍妥当的秩序,完全依靠主观的“志”(“欲致精者,必虚静其
形,形静志虚者,精气之所趣也”),任自己的意愿感情,去“得一端而连之,
见一空而博贯之”,丝毫没有客观存在的新事物发展的根据。公羊家的认识
论观点可谓荒唐已极!
这种伍比偶类的比附的方法,导源于思孟学派和驺衍学派的逻辑。董仲
舒承借了孟轲“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参考循天之疽),也承借甚至放大了思
孟的无类逻辑,同时,驺衍的从经验开始,而转向扩充式的主观的类推逻辑
方法,在此处,更循着血缘关系,也同样得到承借与放大。例如:
“今平地注水,去燥就湿;均薪施火,去湿就燥。百物去其所
与异,而从其所与同;故气同则会,声比则应,其验皦然也。试调
琴瑟而错之,鼓其宫则他宫应之,鼓其商而他商应之;五音比而自
鸣,非有神,其数然也。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类之相应而起
也,如马鸣则马应之,牛鸣则牛应之。”
“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见;物
故以类相召也。故以龙致雨,以扇逐暑,??天将阴雨,人之病故
为之先动,是阴相应而起也。天将欲阴雨,又使人欲睡卧者,阴气
也;有忧亦使人卧者,是阴相求也;有喜使人不欲卧者,是阳相索
也。水得夜益长数分,东风而酒湛溢,病者至夜而疾益甚。鸡至几
明皆鸣而相薄,其气盆精。故阳益阳,而阴益阴,阳阴之气,固可
以类相益损也。”
“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天地之阴气起,而人之阴气应之而
起;人之阴气起,而天地之阴气亦宜应之而起;其道一也。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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