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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战争中，西印度群岛的主要区域性基地通过前面所述已为人所知，对英格兰人而言，有斯塔卢西亚，及在某种较小程度上还包括安提瓜。顺风而下一千英里就是牙买加的主岛，在金斯顿拥有一座能力十分巨大的船厂。盟军依照主次轻重的顺序，首先占领了马丁尼克的罗伊堡以及哈瓦那；其次才是瓜德罗普与开普弗朗西斯。在那个时候，战略形势的一个控制性特征一个在我们自己的时代里也并非无关紧要的特征就是信风，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海流。克服这些障碍从而占据有利的上风，甚至对于单艘舰船而言都是一项漫长而又艰难的使命，对于规模庞大的舰队来说则要困难得多。可以理解的是，舰队只是出于自愿，或在确信敌军正在驶向同一方向时才会驶向这些西部岛屿，正如在得知法兰西舰队已驶向开普弗郎西斯时，在圣茨战役之后，罗德尼才开赴牙买加。风势状况使得向风或朝东向的岛屿既成为了海战的区域性基地，又成为了在欧洲与美洲之间的自然交通线上的关节之点。同样可以理解的是，在两大战场之间，在大陆与小安的列斯群岛之间，其中横置着一块广大的中央地区，除非交战一方拥有较大的海上优势，或者除非在一处侧翼赢得了决定性优势，否则，更大规模的战役行动很难得以安全地进行。
1762年，当英格兰占据了所有的向风群岛时，在海上确立起了无可争辩的优势，它无所顾忌地进攻并占领了哈瓦那。然而从1779年到1782年，法兰西在美洲的海上力量与法兰西对于向风群岛的占据实际上使自己能够与英格兰分庭抗礼。这就使得在哈瓦那的西班牙人能随心所欲地在所提及的中央地区实现进攻彭萨卡纳与巴哈马的意图。
因此，诸如马丁尼克与斯塔卢西亚这样的据点对于目前战争来说，就具有比牙买加、哈瓦那及其他背向岛屿更大的战略优势。他们控制后者是由于地理位置上的好处，由此西向而行将会比返航时迅速得多，而大陆角逐的关键之点实际上从一点出发并不比从其他之点出发更远。被称之为小安的列斯群岛的大部分岛屿都同样具有这种优势；而巴巴多斯小岛向风而对，具有特别的优势，不仅适合于进攻性行动，而且防守困难，一支大型舰队都能接近于它，甚至于能从罗伊堡这样一个近在眼前的港口出发。要加以牢记的是，最终在圣基特之前停顿下来的远征舰队本来是准备开赴巴巴多斯的，然而却由于信风的暴虐而未能如愿以偿。在当时的条件下，巴巴多斯作为通向牙买加、弗罗里达，甚至于北美的交通线上的沿途避难港，尤其适合于成为英格兰参与战争的局部性基地与军需库；而逆风一百英里开外的斯塔卢西亚则被军队把守，作为舰队的前哨站卡，密切地注视着罗伊堡的敌军。
在印度，这块半岛的政治状况明确地表明了东部沿岸或者说，科罗曼德尔（Coromandel），可成为战场。亭可马里位于毗连之岛锡兰之上，尽管其状况不是太好，然而却提供了良好的、易于防守的港口，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其他所有的锚地都在海岸线上，因为那里具有更为开阔的停泊之处，从这一形势出发，在这一地区的信风与季风也具有战略价值，从秋分至春分季节，这股风有规律地从东北方向吹刮而来，有时还十分猛烈，掀起涛天巨浪拍打着岸边，使得登陆十分困难；然而到了夏季，盛行的风向就来自西南向，使得海面相对柔和，天气也较往常为好。9至10月份的“季风更替”通常伴有肆虐的飓风。从这时直至东北季风的平息，进行活跃的军事行动，甚至于停留在海岸边都是不明智的。在这一季节应退至哪一港口的问题就变得十分迫切了。亭可马里就是唯一的这样一处港口，在较佳的季节里，它能面对主战场和风向，更是进一步提升了其独一无二的战略价值。英格兰人在印度西海岸的孟买港距离过于遥远，并不能被视为一处区域性战争基地，正如同法兰西的毛里求斯与波旁岛一样，孟买应归类于位处与宗主国相联的交通线上的港口之列。
这就是交战国各方在国内外的主要支撑之地或基地。那些海外基地，必须表明的是，一般而言，它们都资源匮乏而这却是构成其战略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海陆军的储存与装备，以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供海上使用的补给物质，都不得不从本土运抵它们那里。波士顿或许是这样一种断言的例外，其四周群居着富有而又友善的人群，哈瓦那也是如此，那时它还是一个重要的海军弹药库，造船业十分兴隆。只是它们都距离主要战场十分遥远，依靠纽约与纳拉甘西特湾（Nanagansett），美国向邻国勒索资源过于迫切，以致于在很大程度上一无所获，而东、西印度群岛的遥远港口又完全依赖于本土供应，因此，交通线的战略问题又具有了新的重要意义。拦截一大队供应舰船是一场仅次于消灭一支战舰的军事行动，在许多倍受关注的目标中，动用主力或通过逃避敌人搜捕的方式保护补给舰船，需要政府与海军指挥官调遣手头可用的战舰与特遣编队的高超技巧。坎彭菲尔德的游刃有余与北大西洋的德·吉尚的管理无方，再加上一股股狂风袭来，使得德·克雷斯在西印度群岛处境十分艰难。在印度洋的沙弗伦由于在大西洋的小股运输船队被拦腰切断，也遭遇到了同样的打击，只是后者曾让一度通过其巡弋舰船捕获英格兰补给舰船的成功而抵销了这种损失，并使其对手大伤脑筋。
因此，只有海军才能确保或威胁这些至关重要的生命线，对于在各章节已分别加以考察的总体战的维持也具有相同的影响。它们是将整个战场连为一体的纽带，而被视为交战双方的恰当目标。
从欧洲到美洲的距离并没有使得中间供给港口成为绝对的必要，如果由于某种无法预见的原因出现了困难局面除了与敌遭遇时，它总是可能的，即要么就返回欧洲，要么就驶向西印度群岛某一友好港口。这种情况有别于绕过好望角历经漫漫长路驶向印度，比克顿于2月随同一支护航舰队离开英格兰，于9月抵达孟买时，就被认为战绩颇佳；而顽强的沙弗伦于3月启航出发，花费了相同的时间抵达了毛里求斯，再从那里开赴马得拉斯又花去了两个月的时间，如果不中途停顿以补充淡水、新鲜的给养品，以及通常被称为港口千篇一律事情的整修船舶，甚至当舰船储备品提供了必要物质材料时，几乎是无法进行这样一场时间跨度的航程的。一条上等的交通补给线需要正如同所说的那样好几处港口，它们分布合理、防御充实、补给丰足，正如同英格兰目前所据有的、为昔日历次战争所收获的它的一些主要商业干线。在1778年战争中，没有任何交战方在这条线路上拥有这类港口，直至在荷兰的同意下，好望角置于了法兰西的控制之中并得到沙弗伦恰如其份的巩固。由于这一点，再加上沿途的毛里求斯与在线路另一端的亭可马里，盟国与法兰西之间的交通线得到了相当合理的保护。英格兰虽然据有圣海伦，为了补给和整修其驶向印度洋的特遣编队与在大西洋的护航队扩展到马德拉岛与维德角岛以及巴西港口，不得不依赖于葡萄牙的善意中立。对于防御，这种中立的确是一种脆弱的依靠，正如在约翰斯顿与沙弗伦之间于维德角的那次遭遇战所显示的那样。但是，由于具有几处可供停靠的场所，且敌人无法知道究竟会使用何处港口如果有一处的话，这种隐秘性本身就会带来不小的安全，如果那位海军指挥官能够正确地派调其手中的部队的话如约翰斯顿在普拉亚港那样。确实，由于当时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情报信息传送特征的缓慢迟钝与不确定性，面对一场攻势，使敌人草木皆兵、疑神疑鬼比起那些只是略加粉饰的少许防范来说无疑是更为有效的防守依凭了。
有用港口的组合与它们之间交通线的状况正如所说的那样，就构成了整个局势的主要战略构架，作为将整个战争联为一体的有组织的力量的海军，已被指定为军事行动的主要攻进目标，为达到进攻目标所采用的方式以及战争行为则仍有待于思考。
在进行讨论之前，务必简要地提及对于海洋尤为特别且影响随后讨论的一个条件，这就是，获取信息的困难。陆军穿越或多或少为固定居民所居住的疆域，在身后留下了征途的踏痕。舰队乘风破浪，横行于大洋之上，使得游荡者四处逃散。只是他们并非原地不动，当它们后面的海水纷纷回拢，甲板上偶尔一瞥的信号旗或许能够显示它们的穿行，然而却无从知晓它们的航程。追逐者发出声响的风帆或许对于被追逐者一无所知，而被追逐者越过谈判地点同样也许只是几天或数小时之前。近来，对于海洋风向与水流的仔细研究已揭示了某些具有一定优势的路线，小心谨慎的水手会习惯性地加以追从，并对他的活动做出某种推测。但是，1778年时尚未收集到如此精确的数据。即使他们拥有这些数据，由于许多可能原因中的一个，这条最为快捷的路径也被经常加以放弃，目的在于避开追捕或埋伏。在这样一场捉迷藏的游戏中，优势在于追逐的一方。监视敌国的出海口，在进入那块寂静的不毛之地以前停止追逐，其巨大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如果由于某种原因，这样一种监视不再可能，下一步的最佳对策就是径直奔向敌人的目的地，在那里恭候其大驾光临，而不是试图去探寻或许根本就不会加以采纳的路线。然而，这也暗示了其意图所在，可能并不会总有收获。在捕杀约翰斯顿时，沙弗伦的行动在战略上是完全站得住脚的；在其进攻普拉亚港与奔向他们的共同目的地的火急火燎中也是如此。而罗德尼在1780年和1782年两次拦截通往马丁尼克的护航队的失败却显示出，尽管已经得知他们即将来临，甚至在抵达地点都已得知时，进行埋伏仍然是困难重重。
任何一次海上远征，只有两个地点是固定的，出发点与终点。后者或许并不为敌人所知，然而，直至启航时间，在港口某一力量的出现，不久即将行动的意图的迹象，或许都能被设想为外界所知。对于交战的主动方而言，这已是阻止这一举措的紧要关头，对于防御一方来说，这更是特别与普遍地具有肯定性了。因为，在其众多易于遭受攻击的地点，他无从知道究竟会在何处遭受威胁，而进攻方却对自己的目标心中有数，如果他能迷惑其对手的话。假如远征船队不意在两个或更多的港口之间被分散开来这是一种当某一单独船厂的设施不足以在允许的时间内整修如此众多的船只，或在现在所提及的这场战争中，当盟国提供各自的特遣舰队时，十分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围堵这样一次远征的重要意义就更是显而易见的了。阻止这些特遣舰队的集中是一件具有特别必要性的事情。从其名称上看，防御一方可以被假定为不那么强大，因此更准备利用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