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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类似的故事：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1007—1072年），从小是由他的叔叔欧阳晔抚养大的。欧阳晔是个文官，官至朝廷刑部的都官郎中。欧阳修在为叔父写的墓志里，称赞叔父为官清廉，秉公执法，处理过许多疑难案件。
欧阳晔曾为端州（治所位于今广东肇庆）知州。在当时端州治下的桂阳监（今湖南桂阳）有一起拖延不决的疑案：有一些农民在争夺渔船时发生斗殴，结果打死了一个人。由于当时场面很混乱，谁也说不清是谁把那个倒霉的农民打死的。这些嫌疑人长期被关押在监狱里，没有了出头的日子。
欧阳晔召集了这些在押的嫌疑人，让他们在衙门的空场上集合，命令给他们脱去种种戒具，使他们的身体能够自由活动，请他们吃饭喝汤，这些嫌疑人难得地享受了一顿自由的午餐。吃完了饭，欧阳晔就下令把他们都带回监狱去。只留下了一个人，欧阳晔把他带到后堂，也不说话，只是盯住他看，那人心里惊慌，神色不宁，欧阳晔突然说：“杀人的就是你吧！”那人仍然不肯承认，强辩道：“凭什么说是我杀的人？”欧阳晔不慌不忙的说：“我看见所有的人都是使用右手拿筷子吃饭，只有你一个是用左手的。那个死者的致命伤是在右肋部位，这只有习惯用左手的人才会在这个部位造成这样的伤痕，所以这就是你杀人的明证。”那个人不由得流着眼泪说：“人确实是我杀的，不敢再连累其他人。”
该死的盗贼
北宋时有个叫余良肱的著名地方官，他在进士及第后初次为官，就在复检尸体时从致命伤痕发现疑点，抓获真凶，显示出过人的才干。
他当时担任荆湖南路（治所位于今湖南长沙）的司理参军，是负责司法审判的。下属的一个县里上报了一个杀人案件，说是已经捕获罪犯，罪犯也已认罪，请求结案，并执行死刑。余良肱仔细阅读了卷宗，并参与了尸体的复检，对致命伤口进行了仔细研究，在和凶器对比时，对此案的审判产生了很大的怀疑，他说：“难道会有刀刃长一尺多，而造成的伤口却连一寸大小都没有的事情？”
他向长官提出，暂时搁置这个案件，由他亲自组织，重新展开侦查，果然在不久后就抓获了真正的罪犯，原来基层县衙门上报案件时的那个所谓罪犯是屈打成招的。
根据《棠阴比事补编》的记载，宋代有一位姓杨的官员，也是在对伤痕的检验中发现疑点，得以平反冤案的。
在南宋时，越州会稽县（今浙江绍兴）为了防治盗案，制定了一项地方土政策，凡是在地方保甲内发生的盗案，没有能够破案抓住盗贼的，被盗人家的损失就要由保长来负责赔偿。当时有一户人家被盗，这户人家发觉后就操起棍棒猛追，追上了就猛打，那盗贼被打倒在地，这户人家就把他抬到保长家去报案。保长也不敢怠慢，立刻将这人捆绑严实，抬到官府去。不料走到半路上，这个盗贼就死了。
会稽县官府在检验尸体后，见这死者身上有不少伤痕，手脚捆扎的痕迹也很明显。就定为是捆扎过紧致死，是保长的责任，要定保长一个擅自杀人的死罪。会稽县就将这案件上报给越州衙门。那位姓杨的官员当时正在越州担任录事参军，有复核下属各县上报案件的职责。他仔细阅读核对卷宗，发现检验尸格上记录在案的分明有一处是致命部位的伤痕：左肋下有一道长一寸二分的伤痕，而且奇怪的是这块伤痕的中央有一条白色的痕迹。显然致死的原因应该是被那户人家用棍棒打到这一致命处。
姓杨的官员把这一疑点向县衙门的承办官员指出，可是那些官员都不愿意更改，说已经结案了，怎么能够再推翻重审？实际上这是不想因判断失误而被处分。姓杨的官员坚持要重新调查，又向知州报告，得到批准。姓杨的官员将追赶并殴打盗贼的那户人家传唤到案，再次进行调查取证，并缴了当时使用的棍棒进行对比，果然找到了一根头部有道大裂缝的棍子，和尸体上那处致命伤刚好吻合，足以证明那盗贼是被那户人家追打致死，和保长的捆绑关系不大。于是他按照法律拟定判决意见：捕盗时因盗贼逃跑、拒捕而打死盗贼的，是一个可以用钱财赎刑的罪名；那保长没有及时抢救导致罪犯死在路上，也不过应判个杖刑。
孙子杀爷爷
清末人魏息圆编的《不用刑审判书》里，记载有这样一个案件很能说明检验致命伤痕对判断真凶的重要性。
直隶（今河北）某县发生了件重案：一个盲人来县衙门自首，说是他把自己的父亲给打死了，请求按照法律判处他。本县的胡知县前往检验，只见那个死者是个白胡子的老翁，全身上下只有脑后勺上有三处硬物砸击造成的圆形伤痕，显然是致命的原因。奇怪的是那三处伤痕由左上至右下，排列整齐，毫不错乱。那盲人已过中年，供称是因为老父亲脾气暴戾，平时无故打骂子孙，自己实在忍无可忍，因此一怒之下，从地上拾了块砖头，估摸老父亲坐的方向，朝头部方向连拍三砖。
胡知县也不多问，就说这个案子很清楚，不过一定要解送到省里按察使衙门复审。然后说：“你这一去恐怕就是有去无回了，应该把你的儿子们叫来最后告一次别。”随后立即派人把这盲人的儿子叫到了衙门里与父亲诀别，其间知县发现那儿子显得特别的慌张，对着父亲也说不出什么话。胡知县故意催促说：“有话就快说，以后就见不着面了。”盲人流着眼泪说：“以后好好做人，不要挂念你父亲，你父亲反正是个瞎子，不足挂念。”那儿子还是紧张万分的样子，仍然说不出诀别的话。胡知县就先让二人退下，过了一会又单独审问盲人的儿子，突然严厉喝问：“你打死了祖父，还要自己的父亲来替你顶罪，是逆伦之中又逆伦。你父亲已经招供了，你要是再不承认，立刻就打死你！”那儿子惶恐下跪，连连叩头，说：“确实是我讨厌祖父一直责骂父亲，偏爱叔父，因此下手打死祖父。顶罪的主意是父亲出的，实在不是我的意思。”
有人问胡知县是怎么察觉这个案子的真情的，他说：“盲人乘怒打人，手里拿上砖头乱打，怎么可能打得这样准，在死者后脑勺上形成这样规则的三个伤痕？我在检验的时候心里就已经很怀疑了，因此有意要盲人和儿子告别，想看看父子相会的情景，果然发现那儿子的神色有异。再乘其慌乱突然发问，自然就可以获得真实口供。”
扁担何来
高廷瑶的《宦游纪略》里提了他在六安县处理的一件很有意思的案子，是法官通过将报案人的口供与致命伤痕进行核对来断明真凶，惩治诬告的典型。
有个堂兄弟之间发生的斗殴案件，一个兄弟踢死了另一个。高廷瑶前往主持检验，发现尸体上确实有几处拳脚打伤的痕迹，而且在致命的小腹部位，有一处脚踢的伤痕，略呈圆形，大小也与人的脚尖一般。正要结束检验，死者的妻子突然上前，跪倒在地，呈上一根扁担，说：“这是帮助凶手的人所用的凶器，请大老爷明鉴！”她所指控的是凶手的哥哥，说他当时是两兄弟一起动的手，而这个哥哥是用这根扁担打的。高廷瑶问：“你报案的时候并没有提到有帮凶，怎么现在突然连帮凶的凶器都找到了？”死者的妻子也是老实人，听了高廷瑶的问话，立刻就说：“这是叔父教我说的，他叫我拿这根扁担出来的。”这个叔父，当时也在检验的现场。
高廷瑶立刻叫他出来，当即有个人应声从围观的人群中跃出。高廷瑶一看是个“莽男子”，就问：“死者被打死的时候确实有帮凶吗？”那人说：“有的。”高廷瑶问：“是用拳脚打的呢？还是用了家伙？”那人说：“就是用那根扁担打死人的。”高廷瑶对死者的妻子说：“你是个妇道人家，谅你也不知道什么是拳脚伤、什么是物件伤，今天正好拿你这叔父给你示范一下。”他立刻叫衙役把那个自己跳出来的叔父按倒在地上，褪下外裤，就用那根扁担朝大腿上狠打一下，立刻就有了个红肿的长条伤痕，高廷瑶指着那伤痕对死者妻子说：“看见了吗？这是扁担打的痕迹，你丈夫身上有没有这样的伤痕？”死者妻子说：“没有。”高廷瑶又下令，把扁担侧过来，用侧面狠打一下，又指着伤痕问死者妻子：“这样的扁担侧击的痕迹在你丈夫身上有没有？”那死者妻子说：“没有。”高廷瑶就这样打一下，问一下，连打了二十多下，那死者的叔父实在受不了，连连求饶，高廷瑶问：“你为什么要唆使侄媳来诬告？”死者的叔父无奈，只好承认平时与行凶人的哥哥有矛盾，想借此机会报复。高廷瑶仔细查问后，确认他与这个案件无关，才下令把他给放了，看那个死者的妻子是个老实的村妇，也就口头警告一下，没有再治诬告之罪。
奸夫杀本夫
清朝雍正年间著名的地方官徐崑，在他的《遯斋偶笔》里回忆了自己处理过的一件疑案。从中可以看出有时仅凭伤势和口供就定案也容易造成冤狱。
湖州城南有个名胜——逸老堂，有一天就在这逸老堂边的小路上，发现了一具男尸。县官赶去检验，只见那尸体的头部和身上有五处伤口，像是被斧子砍的，因为脸上有伤，也认不出是谁，只好先收敛再说。过了几天，有个长兴县的妇女来报案，说是丈夫姚兆祥失踪多日，要来认尸。官府让她看了尸体，她认出了丈夫的特征，大哭一场。这妇女说丈夫是被一个叫“小马二”的人骗走的。官府出动捕快抓住了这个“小马二”，其真名是王文龙。王文龙很快就认了罪，说他与姚兆祥的妻子通奸，为了做长久夫妻，就有意在那天夜里把姚兆祥骗到了僻静的地方杀死，这个预谋姚兆祥的妻子并不知道。他还供出，杀姚兆祥那晚，还叫了姓周的、姓钟的等三个人一起动手。县官在检验时，看那斧伤轻重、方向各不相同，早有怀疑是几个人砍的，听了这供词，就立刻把那三个人都抓来，严刑拷打，除了那个姓钟的，另外两个人都承认了杀人罪，说是各带了斧子动手，杀了人就把斧子扔到河里去了。县官就打算结案，可正在这时，县官自己却因为被上峰差遣而离职，于是把案子搁下离任而去。
徐崑被上级调来代理知县，到任就要处理这件案子。他看了卷宗后觉得此案审得有问题：通奸一般只是一个人，怎么会再找三个人一起杀人？一个个提审这几个罪犯，发现那个姓周的已是白发白须，年过六十。那姓周的说是王文龙答应他以后给他养老，才帮助杀人的。这样的犯罪动机实在是有点荒唐。对其好言好语的劝慰一番，那姓周的就翻供了，说都是熬不过严刑拷打才承认的，自己实际上并没有参与杀人，另外两个人也都不承认杀人了。于是徐崑重新突击审问王文龙，以重刑威吓，那王文龙才说了真话：他和这死者姚兆祥一直是做小偷的搭档，平时吃住都在姚家，和姚兆祥的妻子通奸也很久了。想除掉姚兆祥，省得他碍手碍脚。杀掉姚兆祥后，第二天回到姚家，骗他妻子说是那晚失风，姚兆祥被官府以“犯夜”（违反宵禁）罪名抓起来了。可是想不到姚兆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