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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往事-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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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来审时度势,采取了积极而又稳妥的办法。
  毛泽东写下批语的第二天,1972年8月15日,周恩来即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毛泽东的批语,但没有讨论安排邓小平工作的问题,因为毛泽东批语有此意向但毕竟没有说得十分明白。会后,以中共中央名义通知江西省委,邓小平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可以作一些调查活动。此后,邓小平即到江西瑞金、湖南韶山冲等参观访问、调查研究。
  然而,三四个月过去了,对解放邓小平的问题却未见下文。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这时党内高层就批林是批极左还是批极右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周恩来搅在里面受到打击。不过,他仍然关注着邓小平重新出山这件大事,在等待适当的机会。
  1972年12月17日晚,毛泽东当面对周恩来说:“谭震林同志虽有一时错误,但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第二天,周恩来利用致函纪登奎、汪东兴的机会,在信中传达了应该让谭震林“回来”的“昨晚主席面示”,吩咐“此事请他们二人商办”以后,又特意提出:“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这就促使中央把安排邓小平工作提上日程。12月27日,纪、汪回信,提出建议:邓仍作副总理,分配适当工作。
  在周恩来的安排下,邓小平于1973年2月接到中央要他于近期返回北京的通知。几天后邓小平一家回到北京,住到原来的住所。
  从2月下旬到3月初,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恢复邓小平工作的问题。3月9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讨论情况,提出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发到县、团级党委,向全党及全国人民通报此事。3月10日,毛泽东批示“同意”,这个决定遂于当天发出。
  3月28日,周恩来带病与李先念等一起,同多年不见的邓小平会面。29日,约邓小平到毛泽东住处同毛见面。根据毛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邓的工作安排作出决定:“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4月1日,周恩来在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宣布了上述决定,并指出:如果不是把林彪、陈伯达的问题揭发出来,不是粉碎林彪反党集团斗争的胜利,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接着,安排邓小平公开露面。1973年4月12日晚7时半,人民大会堂一楼宴会厅灯火辉煌,周恩来在这里盛宴欢迎视察柬埔寨解放区后来到北京的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出席宴会。一位外国记者在报道中评说:这是自1967年邓销声匿迹以后,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同中外人士会见。虽然他坐的位置并不显眼,却吸引了全场的目光。他没有说一句话,甚至还显得有点孤单,但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感觉到他重新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分量。
  【毛泽东、周恩来把邓小平推到政治舞台的前沿】
  邓小平复出只是事情的开始,他仅参加国务院业务工作,并没有走到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央。而当时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层的状况,正如毛泽东有一次向外国客人所说,“我们现在有领导危机”,总理身体不好,叶剑英身体也不好,还有他自己也已年迈,“只有他(邓小平)算一个壮丁”。处在长期内乱中的中国,正需要邓小平这样精力充沛且又成熟老练的政治家,周恩来在1973年秋天向外国客人谈到邓小平时说:这是一位将来会成为很重要人物的领导人。
  邓小平复出以后,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等因势利导,又一步一步地把邓小平推到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央。
  一个十分重要的举措是安排邓小平参加中央军委、进中央政治局。这是1973年12月毛泽东在决定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亲自作出的一个重大决策。为此,他在政治局会议上、在同政治局部分成员谈话中多次作了说明。
  12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时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又说: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报告追认。
  12月14日,毛泽东同部分中央政治局同志谈话时又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
  12月15日,毛泽东在同部分中央政治局成员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时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指邓)。他呢,有些人怕他,但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你(指邓)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棉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地改一改吧!
  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毛泽东的提议。12月22日,周恩来亲自起草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中央和军委领导工作的决定的通知,当天发出,下达到党内外群众。1974年1月18日,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提议成立中央军委五人小组,由叶剑英牵头,邓小平参加。
  决定邓小平率团出席六届联大特别会议,由邓小平担任出席第六届特别联大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在国际上树立邓小平作为中国政府代表的形象,提高邓小平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威望,也是毛泽东亲自作出的决策,并且是由他出面制止了江青的无理取闹以后才得以实现的。
  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定于1974年4月9日在纽约召开,议题是“研究原料和发展问题”。3月20日左右,外交部就我国出席会议的代表团团长人选问题请示毛泽东。毛主动提出由邓小平当团长,乔冠华当邓的参谋,说这件事不要讲是他的意见,还是由外交部写报告提出为好。22日,外交部呈送了团长人选问题的请示报告。3月24日,周恩来批示同意。考虑到国内情况,周恩来建议在三周会期中,邓小平可以只出席一周,在大会上发表讲话,与多方要人接触,便可回国。当天,毛泽东圈阅周的批示。显而易见,由邓小平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此次联大会议,规格高,影响大,是对第三世界发起的这次重要会议的有力支持,对发展我国的对外关系,特别是同亚、非、拉各国的友好关系有积极作用。可是,江青竭力反对。就在毛泽东圈阅同意的当天晚上,她找到王海容、唐闻生,强令撤回外交部的报告,但王、唐告以毛已经圈阅,外交部无权撤回。
  周恩来得知江青有不同意见,3月25日下午,在参加毛泽东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后,提出与王洪文一起向毛请示。因毛太累未能面谈。毛让秘书传话:关于邓小平出国的事,他是这个意见,如果政治局大家都不同意,那就算了。周表示,将在明天(26日)向政治局传达。王表白:原来不清楚,既然主席这样说了,当照办。周要王向张春桥、姚文元谈一谈。
  这天下午,江青四次打电话给王海容、唐闻生,逼她们撤回要邓小平率团出席六届联大特别会议的报告。王、唐担心26日政治局会议发生问题,于是打电话请示毛泽东处:毛主席是否仍主张由邓小平率团出国?可否将是主席提议让小平同志当团长的意见说出去?秘书回话,除重述25日下午的话之外,还说:毛主席说,如果实在不行,也可以说明,让邓小平去是他提议的。
  3月26日,政治局会议讨论此事,江青继续无理取闹。当与会政治局委员均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时,江表示保留自己的意见。毛泽东得知会议情况后,于27日给江青写信:“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江青这才复信表示拥护毛的提议。但4月3日至5日政治局讨论邓小平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主题发言稿和中国代表团的具体工作方针时,江青和张春桥、姚文元都称病不到。
  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大特别会议上发言,第一次向全世界阐述毛泽东前不久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的“三个世界”的理论,表明了支持第三世界各国在原料和发展问题上维护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反帝反霸的立场。邓小平的发言,当场受到许多国家代表的热烈祝贺。这次活动,在国际国内重新树立了邓小平具有重要地位的公众形象。邓小平已被逐步推到了中国政治舞台的前沿。
  这时,周恩来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在坚持把邓小平出席六届联大特别会议这件事办完后,周恩来因病情严重于6月1日住进医院,并在当天就做了大手术。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开始由邓小平代理,加快了邓小平代替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的进程。就在这时,毛泽东对江青等人发出了“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的警告,以及“安定团结”的号召,召开四届全国人大被重新提上日程。当时的政治局面和人事状况,需要邓小平出来担当中国政坛的主角,而邓小平置身中国政治舞台中央的准备至此也已经大体就绪。
  【毛泽东赋予邓小平历史的重任】
  1974年国庆节刚过,毛泽东在武汉提出要筹备四届全国人大、酝酿国家机构人事安排。10月4日,毛泽东让秘书用电话告诉王洪文:毛主席提议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要王把他的这一重要人事安排告诉周恩来。10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传达毛泽东的“八月指示”,宣布:“中央决定,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历史又发展到了一个关节点。正当毛泽东号召实现安定团结的时候,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结为“四人帮”,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又一次兴风作浪。他们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和邓小平,直接的目标是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
  事后知道,在1974年10月前后提出准备召开四届全国人大(在此之前召开中共中央十届二中全会)时,为夺取最高权力,江青同张、王、姚进行了密谋策划:企图逐步改组中央政治局,取得政治局的稳定多数,办法是让一些人先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然后伺机正式补为政治局成员;要张春桥当第一副总理,王洪文当人大副委员长,以夺取国务院和人大常委会的领导权;先后在上海、辽宁等地选定帮派骨干分子20多人,企图安插到公安部、教育部、文化部、铁道部、邮电部、六机部和人民日报、全总、团中央、妇联,夺取这些部门全部或部分领导权;在上海物色培养“工人大使”、外事干部110多人,以便夺取外交大权。
  毛泽东指定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打碎了他们的如意算盘,他们怎能善罢甘休?于是江青等人以所谓“风庆轮事件”作为借以发难的题目。
  文化大革命以来,江青集团一直在远洋运输业中造船还是买船、租船的问题上大做文章。1974年国庆节前远航归来的风庆轮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万吨货轮,早在年初该轮重载试航阶段,他们就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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