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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对于《后汉书》的记载还认为不足的话，那末，我还可以举出汉代刘珍的《东 观记》中的一段文字做证明。刘珍是后汉安帝永初年间的史官，曾奉诏校定东观诸书， 并且负责编辑建武以后的名臣列传。他的著述自然是可靠的。据他说：“汉但修里宅， 不起第。夫人先死，薄葬小坟，不作祠堂也。”这样看来，吴汉的夫人名位也很正常， 并没有引起吴汉“杀妻”之类变故的可能。
而且，照《后汉书》所载，吴汉“为人质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辞自达”。这又证明， 从来历史记述都没有把吴汉描写成《斩经堂》的人物。如果吴汉确曾杀过王莽的女儿而 后投奔刘秀，那末，在《后汉书》上一定要大书特书，夸奖他的忠孝，决不至于一字不 提。
从我们现在的观点来说，假若要把吴汉的故事编成戏剧，虽然不必要完全照《后汉 书》记载的史实，原封不动地搬上舞台；但是也不应该捏造情节，胡乱编出象《吴汉杀 妻》这样的剧本。
燕山夜话（二集） 你知道“弹棋”吗？
北京西山碧云寺后头，据说有一块大石，上面刻了一个棋盘。它不是我们平常看到 的象棋盘，也不是围棋盘，而是弹棋盘。相传这个弹棋盘是距今七百五十年前金章宗用 过的。
这个弹棋盘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可惜我到碧云寺没有看见它，向园林管理人员打听 也不得要领。但是在明代刘侗、于奕正的《帝京景物略》中却有记载，可见这不是毫无 根据的传闻，我们很有可能把它寻找出来。
弹棋是什么呢？晋代徐广的《弹棋经》说：“弹棋，二人对局。黑白各六枚。先列 棋相当，下呼上击之。”看起来，这种游戏已经有了很久的历史。但是，它究竟起于何 时，古书上记载又不一致。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认为：“弹棋起自魏室，妆奁戏 也。”其实，这个说法并不可靠。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引述曹丕《典论》中有 “所喜唯弹棋”等语，证明弹棋“不起于魏室”。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则根据 《西京杂记》做了另一个判断。这部《西京杂记》相传是汉代刘歆的著作，又有人说是 晋代葛洪的著作。不管怎样，沈括经过了考证之后，确认了弹棋是起源于汉代。他写道：
“汉元帝好蹴踘，以蹴踘为劳，求相类而不劳者，遂为弹棋之戏。”
不过，沈括说的是汉元帝，而《弹棋经》《序》却说成是汉武帝的事情。它写道：
“昔汉武帝平西域，得胡人善蹴踘者，尽炫其便捷跳跃，帝好而为之，群臣不能谏。 侍臣东方朔因以此艺进之。帝乃舍蹴踘而习弹棋焉。”
看来大概因为踢球是激烈的运动，对于年纪较大或身体较弱的人并不适宜，因此， 用弹棋代替踢球是比较合理的。我们现在虽然不明白古代弹棋的详细方法，似乎也还应 该想法子恢复这种游戏，不要使它断绝才好。
古人对弹棋赞扬备至。汉代的蔡邕、曹丕，都写过《弹棋赋》，梁简文帝写过《弹 棋论》，唐代柳宗元写过《弹棋序》。至于有关弹棋的诗歌就更多了。唐代杜甫的诗中， 有“席谦不见近弹棋”之句。当时苏州有一个道士，名叫席谦，最善于弹棋，杜甫的诗 句就是因为想念他而写的。王维的诗也有“不逐城东游侠儿，隐囊纱帽坐弹棋”等句子。 李商隐的诗也写道：“玉作弹棋局，中心亦不平。”原来弹棋盘是中间隆起的，所以李 商隐才有这样的句子。白居易也有这样的诗句：“弹棋局上事，最妙是长斜。”这里说 的长斜是弹棋的一种方法。宋代的苏东坡还有“牙签玉局坐弹棋”等的诗句。
这些都可以证明，弹棋是很有趣的一种游戏。
弹棋的特点是什么呢？据沈括的《梦溪笔谈》所述，它的特点是：“其局方二尺， 中心高如复盂，其巅为小壶，四角微隆起。”沈括还把白居易的诗句做了一番解释，他 说：“长斜谓抹角斜弹，一发过半局。”陆放翁的《老学庵笔记》也说：“吕进伯作考 古图云：古弹棋局状如香炉，盖谓其中隆起也。……然恨其艺之不传也。”的确，弹棋 的这一套技艺，久已失传。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虽然也写到有会下弹棋的女道士 的故事，但是仍然没有介绍下弹棋的方法。古籍记载几句弹棋的规矩，说法又不一样， 后人更难掌握。例如，柳宗元在《弹棋序》中说：“置棋二十有四。贵者半，贱者半。 贵曰上，贱曰下。咸自第一至十二。下者二乃敌一，用朱墨以别焉。”这和徐广的《弹 棋经》写的就不同。徐广只说黑白各六枚，而柳宗元说的是红黑各十二枚，多了一倍。 到底谁说的对呢？也有可能这两种说法都对，棋子可多可少，打法也许都相同。然而， 这又有谁能够断定呢？
我很希望有内行的热心人，能够把弹棋的一套方法介绍出来，最好能够把西山碧云 寺后面石头上的弹棋盘也找到，照样用木头或陶土仿制，以便年纪大的和体弱的人们， 多得到一种文化娱乐的工具。同时，这样做还可以保存我国古代丰富的棋类运动的一种 形式，使古人弹棋的技艺在我们这个新的时代发出新的光辉。
朋友，你知道弹棋吗？如果你知道，就请你来做读者们的义务教师吧！
燕山夜话（二集） 谈“养生学”
前些天，首都医学界的一部分人，在白云观开了一个很别致的学术讨论会，研究元 代丘处机的养生学。这件事情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
丘处机是宋元两代之间的道士，登州栖霞人，后居莱州，自号长春子。元太祖成吉 思汗听说他懂得养生修炼的法子，特派札八儿、刘仲禄两个使者去请他。丘处机率领十 八名徒弟，走了一万多里路，到达雪山，朝见成吉思汗于西征的营帐中。
他们当时谈话的主要内容，据《元史》中的《释老传》、明代陶宗仪的《辍耕录》 等所载，大概是这样的：
“处机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及问为治之方，则对以敬天爱民为本。 问长生久视之道，则告以清心寡欲为要。”
看来所谓养生学的纲领，恐怕就在于清心寡欲这四个字。
讲养生之道倒也罢了，成吉思汗却又下诏：“赐丘处机神仙号，爵大宗师，掌管天 下道教。”这样一来，养生学却披上了宗教的色彩，反而逐渐失去了养生学的真义。以 致后人只知有道教，而不知有养生学。丘处机自己也成了道教的一个首领，而不是什么 养生学家。
在道教中，丘处机当然是很有势力的一个宗派。据明代都印的《三余赘笔》记载： “道家有南北二宗。其南宗者谓自东华少阳君，得老聃之道……其北宗者谓吕岩授金王 嘉，嘉授七弟子，其一丘处机……。”显然，过去人们都只晓得丘处机是道教中的一个 教派，有谁去理会他讲的什么养生学呢？
其实，要讲养生学，光是清心寡欲恐怕还不够，应该有更好的方法才是。
什么是更好的方法呢？是不是要修炼成仙呢？回答决不是这样。修炼成仙本是道家 的想法，丘处机的教派也未尝没有这种想法。但其结果总不免事与愿违。
比较起来，我觉得儒家主张“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生”似乎更好一些。儒家的这 种主张与道家修仙的说法，应该看到是有原则区别的。
早在宋代，欧阳修就曾因为不满于当时一般道士对养生学的曲解，特地把魏晋间道 士养生之书— 《黄庭经》做了一番删正，并且写了一啤《删正黄庭经序》。在这篇序 里，他一开头就反对修仙之说。他写道：
“无仙子者，不知为何人也，无姓名，无爵里，世莫得而名之。其自号为无仙子者， 以警世人之学仙者也。”
接着，他阐述一种道理，就是说：
“自古有道无仙，而后世之人，知有道而不得其道；不知无仙而妄学仙。此我之所 哀也。道者，自然之道也。生而必死，亦自然之理也。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生，不自 戕贼夭阏，而尽其天年，此自古圣智之所同也。”
欧阳修还举了实际例子以证明他的论点。虽然他举的例子中有的并非事实，但是， 我们无妨用更多的实例去代替它，不能因为他以传说为事实就否定他的全部看法。他举 例说：“禹走天下，乘四载，治百川，可谓劳其形矣，而寿百年。颜子萧然卧于陋巷， 箪食瓢饮，外不诱于物，内不动于心，可谓至乐矣，而年不及三十。斯二人者，皆古之 仁人也。劳其形者长年，安其乐者短命。……此所谓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生。”
这一段议论很好。如果用别的事实代替大禹的例子，就更好。我们实际上可以举出 无数事例，来证明欧阳修的论点。有许多劳动人民，如山区的老农，长期从事田野劳动， 年纪很大，身体与青年人一样健康。不久以前，报纸消息说，苏联有许多百岁以上的老 人，也都是勤劳的农民。这些都是有力的证据。
因此，讲养生学的人，在研究丘处机的同时，我想无妨把研究的范围更加扩大一些， 多多地收集元代以前和以后各个时期、各派和各家有关养生的学说，加以全面的研究。 这样做，收获可能更大。
燕山夜话（二集） 姜够本
平常谈话中，说到生产上完成一宗新的试验，而没有吃亏，总是说“将够本”。我 曾向几位同志请教这句话的来历，都以为是“刚够本”，把“刚”字读为“将”字的音。 后来有一位熟悉农业生产情况的同志，告诉我说，这是“姜够本”。回来一查，果然他 说的有根据。原来这句话不但是长期流传的成语，而且是一条重要的农业知识和经验的 总结。元代的农学家王祯，在《农桑通诀》中就曾写道：“四月，竹箪爬开根土，取姜 母货之，不亏元本。”又说：“俗谚云，养羊种姜，子利相当。”过去对于“取姜母贷 之，不亏元本”这一行文字，马马虎虎看了，并没有发现这里边有什么大道理。而在实 际生产知识丰富的人看来，这些文字记载却概括了非常可贵的经验。
据说许多有经验的老农种生姜，一亩沙土地可得三千斤。每一棵姜最初只用一小片 老姜做种，长出的新姜就有两三斤。即使遇到天时不利，田里别的农作物棵粒不收，而 种姜的田地上如果也不长什么，你只要挖出原来种下去的老姜，它却一点也不会损坏， 照样能吃的、能卖的，决不至于把老本丢光了。这就叫做“姜够本”，也就是王祯说的 “爬开根土，取姜母贷之，不亏元本”的意思。这一点在其他许多农书都没有写清楚。 比如最著名的明代大植物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只是说：“姜宜原湿沙地。四 月取母姜种之，五月生苗，如初生嫩芦；而叶稍阔，似竹叶，对生。叶亦辛香。秋社前 后，新芽顿长，如列指状，采食无筋，渭之子姜。秋分后者，次之。霜后则老矣。”
说一句公平的话，李时珍的著作在不少地方，并没有超出他的前人王祯的解释。王 祯的《农桑通诀》有许多记载更切合于农业生产的实际经验，他说的种姜方法，我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