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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职业化当然仅部分地是科学自身内部变化的结果。它还部分地反映了美国社会中整个职业结构职业化和专业化的不断增加。正如科学促进了劳动分工，在美国社会里不断加强的劳动分工也反过来为科学提供了大量工作机会。作为一个整合的职业结构中的一种基本和正规化的职业，科学的稳定性增强了。
直到目前仍在不断加强的专业化趋向，是现代美国科学的另一个侧面，它同样即是科学自身内部变化的结果，也是更广泛的职业系统变化的结果。麻省理工学院的数学教授、《控制论》一书的作者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曾非常生动地描述这一变化的图式及其当代背景。他说，“从莱布尼茨以后，也许没有一个人曾完全把握他所处时代的全部知识活动。从那时起，科学越来越成为专家的事情，这些专家的工作领域有愈益变窄的趋势。”他认为，在十九世纪，虽说没有产生一个莱布尼茨式的人物，但至少还出现了像高斯、法拉弟、达尔文这样的人，他们的知识和工作能够覆盖科学中整个一个巨大分支。然而，“在今天，没有几个学者能够不加修饰地称自己为数学家，或物理学家，或生物学家。一个人可以是拓朴学家，或声学家，或昆虫学家。他可以精通自己领域中的术语和全部文献，但是，更经常地，他会把下一步的课题看作是隔壁第三个门中他的同行的事情。”没有比在美国出版的成百上千的不同种专业科学期刊更明显地说明现代科学的专业化。在全世界，如果把那些部分重复甚至全部重复的期刊也算在内，专门科学期刊的数目不下四万种。由于期刊的这种激增，有时专家们抱怨他们仅有跟踪其所在狭窄领域中的工作的能力。有某些工具有助于减轻“跟踪”其他专家和整个科学趋势的任务，如论文摘要和通用科学期刊的出版。但是，无论在美国还是在其他地方，当今科学都面临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在众多的科学专业之间维持一种有成效的联系。科学的概念体系，如我们所看到的，既是概括的，又是抽象的；专业化使得更高的抽象性成为可能，但是有时它却会阻碍科学理论的更高的概括性，而它本应对此作出有利的贡献。
职业化和专业化的增强都反映在美国科学协会类型的变化和数量的增长上。从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对十七世纪一个“哲学”或科学协会在波士顿举行的一次聚会的下列描述中，我们可以对业余爱好者及早期协会的普遍兴趣有些认识。马瑟说：“一个由意见相合的绅士们组成的哲学学会，每两星期开一次会，讨论有关改进哲学和增进自然史知识的问题。”今天在美国有数以千计的地区性和全国性专业科学协会，它们代表着数以百计的科学专业。
在美国科学中这些专业组织分为三类，每一类都代表今日科学所面临的特征问题。数量最多的科学组织无疑是那些科学内部高度专门化的学科组织；另一类组织在数量上要少得多，关心的是科学作为一个整体的普遍利益和问题；此外还有若干有关第三类组织的例子，它们特别关心的是科学的“社会问题”和“社会责任”。例如，在1948年有二百零八个专业科学协会和学院附属于美国科学促进协会，而这一协会是关心科学普遍利益的范围最广的组织。这二百零八个协会主要是自然科学群体，但也包括有某些社会组织。然而这一数字并未囊括所有全国范围的科学协会。
另一种评价专业科学组织激增的方式是考察一个科学家所有资格加入的那些组织，而无论他实际上是否真的加入它们。他可以加入美国科学促进协会（稍后我们将把它作为普遍型组织的一例而作更详细的说明）；他也可以加入他那个领域（例如数学）中的全国性协会；或加入他那个领域中某一兴趣更狭窄的专业学会，如拓扑学会；或加入全国性协会的各种州和地方性分会；他还可以加入州和地方科学院，这些科学院有的是专业机构，有的则是跨专业机构。然而，大多数科学家由于其本职工作的压力或由于时间和资金的限制，很可能只加入他有资格加入的那些组织中的几个。
现在让我们更详细地逐一考察一下这三类科学组织。专业协会关心的是其自身领域——无论其是多么专门——中的问题、政策和工作。一个全国性专业协会的成员可能少至不到一百人。这类组织是在其活动领域中起松散协调作用的重要机构。它们的年会不仅是宣读科研论文的正式场所，也为其专业成员之间的非正式交流提供了保贵的机会。有时专业协会也涉及一些较普遍的问题，如它们有限的利益与整个科学或国家利益之间的联系。
科学中的一般性协会的目标是对整个科学提供某种松散的协调，并关注科学与整个社会的联系。这类组织中的两个：一是国家荣誉科学协会——西格玛－克赛（ EE），它相应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费－贝塔－喀帕（OBK）；另一个是美国科学促进协会。美国科学促进会的理想是将自己与各专业的全国性科学协会联合起来，从而粗略地“代表”美国科学。它已经向这一目标迈进了一些。它的年会是数以千计的科学家聚会的盛会，这些科学家不仅参加该协会的一些较普遍的会议，而且参加它的若干专业分组的会议。美国科学促进协会的官员也是许多不同专业协会的成员，他们的职位要求他们对于美国科学具有比他们作为专家所具有的更广阔的视野。美国科学促进协会主席是美国科学家所能入选的少数几个最为显要的职位之一，来自大学、工业和政府的科学家都曾受到过这一高等荣誉，虽然大多数主席由大学科学家出任。这个一般性科学协会自1848年诞生以来的成长，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整个美国科学的成长。请特别注意在最后四十年中这一成长的明显加速：
年代 成员
1848 461
1858 962
1868 686
1878 962
1888 1，964
1898 1，792
1908 6，136
1918 9，000（以近似数）
1928 16，328
1938 19，000
1948 42，000
1960 62，097
美国科学中的第三类专职组织关注的是科学的“社会问题”，既涉及到整个科学的社会责任问题又涉及到某些特殊问题，如当代的原子能问题。经过战时在原子能研究实验室举行的一系列非正式会议之后，于 1945年12月正式成立的原子科学家联盟即属于这类科学协会。虽然该组织的一般目标在战争还在进行时即已确定，但它的积极活动却是在其成员觉得有必要反对国会颁布控制原子能的梅…约翰逊法案时才展开的。这一几乎未经听证就要加以通过的法案，指定由军方对新原子科学施行最终控制。为了反对这一法案，“一个科学家院外活动集团突然在华盛顿出现了。这一院外活动集团就是原子科学家联盟的开端，它多少取得了一些成效，并从此在华盛顿长住下去。”虽然原子弹明显是这一组织成立的直接诱因，它的章程的序言却表达了一种更为广泛的社会目标：“原子科学家联盟的成立是为了承担科学家愈益明显的责任，促进人类福利，稳定世界和平。”这一较一般性的目标不如那些较特殊的目标对其成员更有吸引力。在该组织的早期阶段，它有三千名成员。到1950年，它只有一千五百名成员，在九个州中分为十三个小组，其中有的成员是另外二十一个州的代表。美国社会中的科学家，像其他可比的专业专家群体一样，既无时间也无兴趣去非常积极地关心各种社会问题，即使那些与科学自身有直接关系的问题。在过去的几年里，原子科学家联盟较少关注原子能及其控制，而更关心保障自由探索的精神和促进“那些能确保科学造福于人类的公共政策。”像各种活动领域中的其他许多小型志愿社团一样，原子科学家联盟在其华盛顿的办公室里仅有一名领薪的雇员。联盟的工作主要由地方志愿者进行。尽管如此，该组织曾非常成功地为了良好的目的而施加政治压力——不仅在反对梅－约翰逊法案上，而且在此后的许多问题上。
这三类专业科学组织的一个共同之处是，它们都表现出与其他所有领域中的志愿者社团相同的成员构成模式。也就是说，其成员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少数积极分子；一是庞大的、不太积极的大多数人。少数积极分子有最强烈的兴趣并占踞大多数领导职位。但是与某些其他志愿者社团不同，科学组织中的最高职位几乎从不由那些仅在组织中表现得非常积极的人来充任。体现着科学的等级和价值的这些最高职位，习惯地通过成员的表决而作为优秀职业成就的象征，授予那些在组织中最有名望的科学家，无论其是否非常积极地参与组织的事物。积极的参与在这里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可能也起作用，但不是特别重要。我们已经看到，被自由的科学组织选为领导人乃是对于成就的一种正式承认，而这一过程本身就是这些组织的几种最重要的功能中的一种。
至此我们已经追溯了美国科学社会组织所经历的巨大变化。从我们刚刚对专业化职业科学组织的剧增所作的考察中可以看到，科学再也不是1880年托马斯·赫胥黎所描述的“一支围绕在物理科学旗帜下的三流部队，……某种主要由非正规者组成的游击部队。”科学现在是由虽然松散但却有效地组织起来的正规专业人员组成的一支正规军。
尽管如此，在当代美国科学中仍存留有少数业余科学家。在某些科学领域，一个人仍有可能利用闲暇时间作某些本职以外的有用工作。天文学、矿物学、鸟类学及无线电通讯就是这类领域中的几个。有些业余爱好者甚至能在某一特定知识领域中变得很专，以至能达到某些专业人员的水平。但是总的说来，业余爱好者所作的少量工作也依赖于同一领域中的专业人员工作。大学、博物馆及研究机构不仅为业余爱好者提供了知识的源泉，而且只有通过它们的持续中介作用，业余爱好者才能将其微小的贡献汇入前者庞大的知识体系上。例如，美国变星观察者协会在本国有一百三十名成员，他们在其领域从事非常可贵的研究，但是这可贵仅是由于有专职天文学家存在——他们组织这一协会，并将其成果运用于自己的工作。在某些科学领域，如“纯”物理学和化学，业余爱好者的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是由于在这些领域欲取得满意的结果，需要高强度的训练、大量的时间和昂贵的仪器。在使用业余人员时会遇到巨大的组织困难，这点其他领域——比如说社会工作领域——中的专业人员已经有了体验。甚至像托马斯这样的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