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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gman）教授——获得诺贝尔奖金的物理学家——说“我想说不存在科学方法本身，而只有自由地、最大可能地利用智力”时，他是在提出几乎同样的观点。当然，我们将看到，在理性和智慧成为我们所熟悉的高度发达的科学之前，它们是怎样必须经过训练的，但是，首先理解科学这种基本的人类来源是根本的。
那么，让我们更仔细地看一看我们所谓的人类理性意味着什么。在其最一般的意义上，我们所谓的“理性思维”简单地是指任何与亚里士多德逻辑原则、或在某种情况下与现代的非亚里士多德逻辑原则相容的思维。例如，我们的意思是，理性思维使非同一性事物保持分立（A不能既是
A又是非A），而且接下来的就是对事物之间的联系进行演绎推理的过程。以这种方式进行思考也许就是合乎理性的，不管利用这种方式的人是否明确地意识到这些逻辑原则。因此，在亚里士多德对这些规则做出了卓越的正式阐述以前很久，就存在理性思维，推理的逻辑规则在其中是隐含的和有效的。而且，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乃至今天，许多理性思维在并没有自觉地运用形式化的逻辑规则的情况下向前推进。无论他们是明确地利用逻辑还是仅仅隐含地利用逻辑，所有的人都多少具有进行理性思维和活动的潜在能力，并且把它们用在其日常生活中。
应该明确，我们的定义不包括某些种类的有时也被贴上“理性”标签的思维。我们仅仅包括那些遵守逻辑规则的思维，而不包括那些与其他种类的规范与联系原则相一致的思维。这样，我们就排除了因为遵循一定的道德规范或一定的审美规范而被称为“合乎理性”的那种思维。这些美的、体验的和伦理的原则就其彼此之间一贯的关系而言可能确实是“合乎理性”的，但是，这是另外一种意义，而不是这里所指的意义。我们之所以提及这些其他的联系原则，是因为这些原则像逻辑原则一样不仅出现在我们自己的社会之中，而且出现在所有其他的社会之中，尽管它们在实质上当然是有变化的。在所有社会中，这几种类型的联系必须保持相互分离，而且在我们自己的社会中，逻辑原则和科学理性的力量也许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以至我们不断地试图把两者扩展到那些其他的联系规范流行的领域中去。也许这正是由于科学给我们的印象如此之深以至我们有时谈论“合乎理性的艺术”和“科学的伦理学”。总之，我们现在在这里仅仅对由逻辑规范定义的理性感兴趣，因为科学正是肇始于此。
接下来我们必须认识到，逻辑合理性与科学并没有一对一的关系，逻辑合理性因而也是除科学之外的许多其他事物的源泉。这就是说，我们定义的理性思维，可能被应用于发生在社会之中的不同种类的目标，而科学仅当理性思维被应用在这些种类的人类目的中的某一个时才存在。当人们谈论上帝的存在或魔鬼的本质时，这不是科学，尽管他们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可能几乎自始至终是以完全合乎理性的、与逻辑规则相一致的方式进行的。只有当理性思维被应用于我们可称之为“经验的”目的——即对于我们的几种感官、或对于以科学仪器的形式加以改进发展的感官来说，是可以达到的客体——时，科学才存在。在社会中，广泛存在着这类经验目的，这一点是显然的。在每个社会中，非常大量的这种目的在我们所指的像“支配自然”那样的一般经验目标上汇合起来。实现对自然的充分控制，使农业和工业成为可靠的事业，这正是每个社会的一种经验目标。因此，在人们依照逻辑规则花费其精力从事这些活动这一意义上，科学可以应用于工业和农业。总之，科学必须既是理性的又是经验的。
为其他种类的目标下定义超出了我们现在讨论的范围，这些目标是非经验的，而非相反，对它们我们能够并且确实利用理性思维来达到，但却无法通过我们的感官及其仪器的延伸来达到。我们需要注意的无非是这样一些目的经常在社会中发生；简言之，就是总存在着与像拯救、善与恶、公正诸如此类的事情有联系的社会思想。的确，如同任何一位阅读任何社会的伟大宗教思想家之著作的人都会发现的那样，在这些事情中，逻辑思维的应用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发展水平。在西方社会中，中世纪经院哲学和神学，仅仅是这种非经验理性发展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例证。
这样，在所有社会中，理性思维被应用于两种目的，既有经验的也有非经验的。但是，在不同的社会之间，对这两种不同目的感兴趣的程度具有广泛的差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我们将在下一章研究这种差异性。例如，我们将发现，我们自己的现代西方社会对经验目的的关心程度之大是独一无二的，尽管远不是排他性的，就像我们的社会对非经验目的没有这种关心一样。印度社会就没有类似的这种对经验目的的相对较强的强调；与现代西方社会相比，它对非经验目的一直有相对较大的兴趣。
当然，对这两类目的中任何一类的理性思维，并非不影响对另一类的理性思维。因此，尽管科学的确是从理性思维应用于经验目的之中直接派生出来的，但是关于非经验目的的理性思维的发展与科学的演变一直有着一种间接的联系。例如，宗教理性主义为在理性思考中提供的技能，后来常常被转移到经验目的上。按照这种观点，科学是由希腊和中世纪西方社会在对非经验问题作理性思考时所形成的技能的伟大成就的间接后嗣。
我们现在似乎已经在经验的和非经验的目的之间划出了一条普遍的、固定的和鲜明的界限。这样的界限是不存在的。把哪一种目的定义为经验的，这在社会与社会之间是稍微有点不同的。例如，在我们的社会中，许多生物科学及其在医学上的应用所涉及的人类目的被认为是经验的，而在其他社会中则不这样认为。这就是说，我们认为健康状况不良是应用诊断与治疗之科学技术的合适对象。在许多其他的社会中，我们认为是病的许多疾病，一直被假设为是触怒某些超自然的、非经验力量的结果，因此完全不是医疗之经验技术的正当对象。科学的范围随着公认的经验领域的不同而不同。而且，公认的经验领域的重要范围不仅在不同社会是不同的，而且这种领域的规模在任何既定的社会内部是随历史而变化的。即使在我们自己的社会中，肉体及精神健康的问题也只是慢慢地愈来愈进入经验的领地。社会问题在最近获得了经验的地位，让我们仅举一例，即只是在最近，我们才开始把酒精中毒部分地看做是一种科学的事情而不完全是一种犯罪的事情。
然而，说经验领域在不同的社会和不同的时间稍微有些不同，并不是断言社会中所有的非经验问题都可能化约为经验的问题。某些经验主义哲学家的极端看法，确实一直认为这样一种化约是可能的。对于我们中的某些人来说，近来的历史进程似乎正在证实这些哲学家的看法，非经验领域不断地通过科学被化约。由于已经稳步地进入了某些以前被认为是非经验的领域，我们中的某些人假定，最终只有科学会依然存在，而非经验的问题就消失了。但是，这种观点即使对于许多以前持此看法的人来说也开始变得似乎站不住脚了，的确，新近在社会科学中已经有了一种重要的发展，它坚持完全相反的立场。新近的假设是：由社会价值、宗教观念和社会意识形态所表达的非经验的存在，确实相当肯定地具有一种必要的和独立的地位。当然，它们受科学思想的影响，正如它们反过来也影响科学思想一样，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例如，我们将讨论宗教观念对近代科学之兴起的影响。但是，它们有其自主的疆域，它们今天没有完全化约为彻底的经验科学，最终也不会如此，正因如此，所以科学绝不可能单独地为人提供一种对于自然世界和社会的完全的顺应。我们将有许多机会看到科学依赖于某些基本的、非经验的社会价值和世界观。然而，有一些经验主义哲学家依然相信，科学对于人类适应环境是完全充分的，在我们关于科学之社会后果的讨论中，我们将不得不再一次考虑这一谬论。
在我们的讨论中，我们一直关注着把科学的起源置于经验理性之中。但是，除起源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还有一些相对发展的问题。并非所有确证的关于经验结果的理性思想都具有同样的发展程度；在现代西方世界中，并非所有这样的思想都是如我们所知的科学。虽然基于我们可以称呼的“常识”和经验知识，任何已知的社会都肯定具有相当多的关于其经验环境的理性思想，但是并非所有社会都有存在于我们社会的这种高度发达的科学理论。在社会中，经验理性的形式有许多种，就是说，这些形式是通过历史的进程逐渐形成的。一些相对不发达的形式（我们可以考虑相对不发达的科学），受制于特殊的经验环境和相当特别的经验目的。这样一种科学“并不与手工艺相脱离”；它是粗浅常识的理性；它不是概括的或系统的。例如，它是一种医疗的知识，就像在许多无文字社会中存在的那样，不是一种高度概括化的医学和生物学科学，就像做为现代医疗之基础的形式那样。相反，相对高度发达的经验理性形式，就像构成近代科学之基本原则的那些东西，是极其概括化和系统化的系列观念。这样的科学是从大量的特殊情境中抽象出来的。例如，牛顿或爱因斯坦关于整个宇宙的理论，就是表达在少数几个一般的观念之中，他们的理论不是一种天气预报的技艺或占星术的经验知识。虽然如此，不太发达的和较发达的科学之形式有着共同的起源，而且后者是从前者逐渐演化而成的。在下一章中，我们将追溯科学发展之历史进程的某些细节，也试图表明不同的社会因素怎样直接并间接地影响了这一进程。但是，在从事这一工作之前，我们必须要比以前更详细地考虑高度发达的科学的本质。这里我们提出一系列问题，理解这些问题对于我们分析科学的社会方面是基本的准备。
哈佛的康南特校长（他是一名化学家）近来描述了那些高度概括化和系统化的观念系列对于所有科学的基本作用，我们刚刚说过，这些观念是高度发达的近代科学的心脏。他称这些观念为“概念框架”。我们现在想论及的正是概念框架的本质及其与诸如实验、数学和“常识”这样的事物的关系。
在一个正式的定义中，概念框架或许可以被说成是经验关系之抽象命题的或多或少的一般体系，这些命题阐明经验现象在哪种决定条件下是彼此相联的。“彼此相联”意味着既保持不变只发生变化。科学已经做到这一点，即只要知道在哪些条件下事情发生变化，也就能轻而易举地解释这些事情为什么不变化。如果没有适当的概念框架，科学研究要么是盲目的，要么是毫无成效的。康南特校长以来自科学史的例证，特别是十七和十八世纪的例证，显示了关于科学的这一基本事实。例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