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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就可能的观点而言，技术变迁的理论并不断言技术是社会变化的唯一来源。同样道理，说科学是社会变迁的唯一来源也是不对的。我们已经多次看到，科学和技术与社会之其他的重要部分是处于互动状态的，因而它们有时是应变量，有时是自变量。这并不意谓我们总是必须通过所有的分枝来追溯一系列的社会影响。为了某些目的，停留在某个中间的点也许就足够了。但是为了其他的目的则不够；例如，如果我们想要维持技术本身的涌现的话。无论停留在什么地方，遭到忽视的变量是众所周知的；对于未知的变量，它们以不可控的方式具有一种发挥其影响的途径。
科学和技术同其他社会因素的相互依赖，在那些明确地或暗含地接受了变迁的技术理论的人所谓的存在对发现与发明之“抵制”中，可以轻而易举地看到。当科学和技术产生的创新可能会导致在社会其他部分的变迁时，这些科学发现就不总是自动地被付诸使用。从技术理论的观点出发，这种使用创新的失败似乎同抵制一个强有力的、将不可避免地走上正轨的社会机构是一样的。但是，当我们考虑到科学和技术对社会的部分依赖，当我们考虑到社会的组成因素怎样处于互动状态时，我们看到，这些“抵制”也可以被视为其他社会因素比科学和技术更具有相对自主性的指示迹象。因此，就像我们可能会预料的那些，对创新的“抵制”发生在所有的社会之中，并不只是在我们自己的社会之中，因为总是存在某种集团，对它来说，一种特殊的发现在没有得到最佳利用和最糟糕的情况下有一种明显的损害危险。
B．J。斯特恩教授，一直是关于“抵制”发明这个问题的第一流的研究者，他给出了关于某些例子的一个长长的、典型的清单。他说，“这些抵制不是例外，而是对于创新之反应的一般特征。铁路、汽车、市内有轨电车、汽船、铁制舰艇、螺旋桨、潜艇、飞机、打字机、电报、电话、电传、蒸汽机、柴油机、气灯、白炽灯、交流电、钢铁与纺织品制造中的重要工艺、纺织机器、铁犁、机械的耕耘机器、拖拉机、轧花机和机械棉花采摘机——这些是但只是少部对现代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创新，但它们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反对。”这份清单之长或许应该提醒我们，许多许多事情正在被一勺烩，而分别看来它们可能会更有利可图。我们必须把“抵制”这个术语翻译成“与其他社会因素互动”这个短语，以使我们能够从这些其他的因素中找出某些东西，并且看一看它们对科学发现和发明有什么影响．为了这个目的，让我们只详细地考察一下这样四种因素：一个运转中的社会的需要，某些道德的和人道主义的价值，已有商业企业的经济利益，以及产业工人在其工作中的社会经济利益。
现代社会组织的基本特点之一就是标准化的模式，这种模式在机器技术中最完整地得到表现，但它也存在于社会技术之中。在我们的社会中，大规模的工业生产方式的许多益处凝聚在这种模式之中，因而某些可能会形成更大标准化的创新非常受欢迎。但是，一旦标准化以某种特殊的方式得到建立，其他的创新就非常不受欢迎。就是说，标难化具有双重的重要意义，一开始鼓励科学发明，以后就成为科学发明的制动器。例如，让我们举一个我们铁路系统的例子。在某地可能有大约一千亿美元投资于美国的铁路系统。但是，更多的问题，在资本投资之外的更多问题是，美国铁路本身是一个运转中的社会组织，它的运行有赖于标准化的轨距、标准化的信号、标准化的坑道间隙、标准化的车辆以及其他各种整齐划一的设备。做为一个运转中的社会系统，它们可以独立于美国社会。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可以在一条钢缆上横跨深渊的、时速一百五十英里的单轨列车也许在速度和效率上会优于现有的铁路，但是它们会大大使一个正在运转中的体系发生混乱。综合起来的不利之处足以抑制这种特殊的技术发明的引入，尤其是在把投入资本之可能的损失一起考虑时。在所有的社会，特别是在所有的工业社会——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的或其他的——中，这种情况将以大大小小的规模发生多次。因此，在所有社会中，甚至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对于改变已经同正在运转中的社会系统之生气勃勃的运行相契合的标准化设备，必定存在着“抵制”。
科学史包含大量由于在某些道德和人文主义价值上的既得利益而反对创新的例子。例如，对于人之躯体神圣性有某种道德信仰的人们，反对尸体解剖和尸体检查，直至进入十九世纪，他们的反对对于生物科学和医学的进步是相当大的阻碍。马萨诸塞州是第一个通过立法使尸体解剖合法化的讲英语的社区。这发生在1831年。直到下一年，1832年，英国才使这项操作合法化。在此之前，医生和科学家只能非法地获得所谓“无主人”“Sack’…em－up”men）的尸体。大多数美国人直到南北战争以后才声称可以使解剖合法化。在十九世纪后半叶，那种反对科学解剖的道德与情感的同一性质的东西是反动物活体解剖论。当然，这后一种人依然是少数，但他们在某些国家的影响足以要求医学科学家们时时积极地同这些人进行斗争，以免他们成功地使反动物活体解剖论被制定成法律。所有这些对于生物科学的进步来说是一种时间的浪费，但幸运的是，它仍然只不过是一件麻烦事，而不是一种真正的威胁。还存在着一类对科学及其影响的更一般的道德反对。例如，因为其人文主义价值被他所认为的现代技术之有害的社会影响所烦扰，里彭的毕晓普（theBishop
of Ripon）在英国科学促进协会1927年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提出“暂禁发明”。人们又一次听到了这样的建议，这次是在三十年代大萧条期间的美国国会上，但是它们绝不可能得到足够的支持以明确为实际的立法提案。无论它们有什么人道主义的或其他道德的根源，这样一些政策在一个工业社会中是对最后绝望的一项非常明显的忠告。只有在一个乌托邦中，对发明的绝对禁止才是可以想见的。至少，萨谬尔·巴特勒就是这样构造了他的《埃瑞洪》（Erewhon），它禁止任何可能会打断社会稳定性的创新。然而，文学中的乌托邦并不必须正面对付其绝对的社会选择所带来的实际后果。
过去人们常断言，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对科学的最大“阻碍”包括由于资本主义的财政或制造的利益，特别是寻求发展或维持一种垄断而压制科学。关于这一假设的对发明的压制，证据是不成问题的事实，即许许多多工业企业拥有大量专利，而并不加以利用。一直拥有某些这样的专利可能确实有损于一般的公众福利。但是，现在证据似乎相当清楚了，在这些未被利用的专利中，很少只是由于狭隘的、自私的利益而遭到抑制的。在上一章中我们已经看到，在所有专利中，只有一小部分曾经得到付诸利用。正是公司的预防性惯例使它们从事研究，就它们开发的任何事情取得专利，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但是，在通用机器公司所拥有的专利中，例如，只有百分之一弱被证明是有用的。或者，让我们举另一个例子，绝大多数英格索尔…兰德公司的专利从未得到过使用。许多专利是非常陈旧的，它们直到一种更好的设备能够制造出来并获得专利后才是有用的。某些专利之所以未能使用，是因为相应技术的发展不够；因而它们在这样一种希望中被把握着，即它们所需的其他事情即将在研究中出现。
我们已经说过，许多已经获得专利的装置和技术对于它们潜在的购买公众来说是不可接受的。而且，或许最重要的是，假设任何发现和发明都有某种内在经济性的东西，这是不明智的。某种发明对社会的利益弱于已经存在的满足同种目的的现有设备。或者，如果在利益上是同等的，那么一种新设备的成本可能使之经济性更差。英国经济学家斯坦普爵士说，成本和逐渐过时的因素“不能被拐带走”。无论一个社会多么赞同科学创新，无论该社会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它必须计算科学所提供的新产品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一位研究这个问题的学者说，“‘抑制专利’不只是专利的事情。它更基本地是与变化着的金钱与社会的成本有关。”
最后一个我们想要认为的做为“抵制”科学及其应用的社会因素，是在现代社会中产业工人总是具有的恐惧，他们害怕新的机器会导致他们的技术失业。因为他们在工业体系中的地位相对比较脆弱，所以他经常抱怨那些一直有利于资本家集团而且也可能有利于整个社会的技术创新的最直接有害的结果。工人对工业中技术创新和社会创新的反对被斯宾格勒称为“员工对其命运的哗变。”当然，长期以来，这就是产业工人的命运。近三、四世纪的历史包括一系列这样的例子，其中担心总有一天会技术失业的工人们反对把新机器引入他们的工作岗位。例如，戴维·里卡多（David
Ricardo）不认为他们的担心是完全错误的。他说：“劳动阶级所认为的机器的使用常常有损于他们的利益这个意见，并不是基于偏见和谬误，而是同政治经济的正确原则是一致的。”
这并不是说，“抵制”新机器或新的工作工艺在工人之中是绝对的。随着工人自己感觉受到未来可能性之威胁的多寡，这种抵制有所不同。当然，在他们熟悉历史以及资本主义企业形式的制度压力——即推动不断的技术创新的压力——的范围内，工人们将受制于一种普遍的（如果是潜在的）恐惧，即担心换工作是一种经常性的危险。没有理由相信工人们不知道这样的事情。例如，没有理由相信工人们对于将由少数人管理的“自动化”工厂的可能性一无所知。经理们可能会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更快、更清楚地知道这些事情，工会以及在工人们自己之中的非正式消息传播以类似的方式服务于工人，如果这种方式比像《幸福》杂志这样的管理期刊更低级的话。因此，产业工人使用的各种各样精巧的设备保护他们的职位不受太多太迅速的创新的冲击。所有使得“抑制产出”成为可能的技术（当从这个角度来看时），对于那些在工业社会中只有体力可以出卖的工人们来说，都具有有用的作用。因为在我们的社会中，职业具有关键的重要意义，所以劳力替代对于受到影响的个人来说是实质性的社会替代，因此，硬说工人们反对机器和其他组织创新的是职业替代的临时机构。
现在可以说，技术失业工人所遭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