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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言的。”用“心是相通的”来描述刘伯承和毛泽东在游击战与运动战问题上的认识是非常合适的。刘伯承在行动中一贯坚持以游击战为主导地位的战略方针，即使是抗战初期配合友军进行正面作战时也是如此。在他一系列的战术报告和军事论文中，游击战全都是放在战略地位来加以论述的，并且正是用这种思想来处理游击战与运动战的关系的。刘伯承关于游击战的论述和实践在以后的章节中，我们还会经常见到。
第二章边打边进9 月30 日，刘伯承率129 师先遣队从庄里镇出发，踏上抗日征程。10 月1 日，386 旅旅长陈赓率129 师主力386 旅随先遣队后跟进。10 月2 日，129 师政委张浩（1937 年10 月1 日八路军恢复政治委员职务）率师后梯队启程。在抗日战争最紧要的关头，在晋北前线战事最紧张的时候，129 师向着抗日战争的最前线，向着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地方出发了。
5。385 旅首战告捷
急讲“七·七”事变后，日军又连续不断地发动着新的进攻。在华北地区，9 月10 日，日军攻陷大同，9 月24 日，日军占领保定。至此，华北半壁江山已失，太原、忻口则完全暴露，处于战斗的第一线。在此危局之下，129 师奉令向着前线出发了。在129 师主力出发之前，刘伯承决定率先遣队提前出发，以便在师主力到达前了解和掌握敌、我、友三方的情况，为师主力的展开创造条件。先遣队由师前指和769 团组成。129 师385 旅改编后即分作了两半——769 团随师部上前线，旅部率770 团开赴甘肃陇东地区留守。385 旅旅长王宏坤后来回忆说：385 旅的前身红4 军自成立以来从来没有分开过，现在因大局需要，革命的需要，一化为二，各奔东西，大家心里很留恋，但却愉快地表示服从。由于蒋介石给的编制少，红军一个军只能改编成一个旅，一个师只能改编成一个团。红军改编后装备虽不精良，人员却很充足，一个旅下辖两个团，每团下辖3 个营，每营下辖4 个连（3 个步兵连，1 个机枪连），这是蒋介石定了的，无法突破，但每个单位的人员都是按最高配额配备的，改编后的769 团共有2900 多人，基本上和红军时期的一个师的编制差不多。先遣队出发后，日夜兼程，向着晋北急进，上上下下只有一个想法：尽快赶到前线，尽快投入到对日军的作战中。129 师不能不急。自从115 师、120 师开赴前线后，胜利的消息一个接着一个：9 月25 日，115 师在平型关取得八路军出师后的初战大捷，歼灭日军精锐第5 师团第21 旅团一部1000 余人，缴获步枪1000 余支、机枪20 余挺，击毁汽车100 余辆、马车200 余辆；120 师在雁门关和同蒲路两侧，战雁门、袭宁武，在敌之侧翼频频得手。兄弟师的消息让129 师有些沉不住气了。我们从129 师进军的征途中摘取两个小片段，来体会一下当时指战员急迫的心情：镜头一：先遣队出发4 天后，先遣队来到了毛泽东电报中要求的黄河渡口——韩城县的芝川镇渡口。芝川镇渡口河面宽，水流较缓，但河水较深无法徒涉。急急赶到芝川镇渡口的129 师先遣队，由于找不到渡河的船只，只好望着河水缓缓地向南流去而一筹莫展。几个干部在岸边走了几个来回，也没有看到一只船的影子。正着急间，刘伯承赶来了。他看到这种情形，心中明白了几分，马上派人去找国民党地方官。等国民党地方官磨磨蹭蹭地赶来，天已经很晚了。刘伯承问道：“河的西岸为什么没有船只？”“我们不知道贵军今天要过河，实在抱歉，明天一定想办法。”两个地方官把自己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故意拖延着时间。刘伯承对两个油腔滑调的家伙非常恼火，“啪”得拍了一下桌子，厉声问道：“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两个家伙一看对方来头很大，马上软了下来，连声说：“不认识，不认识！”旁边的一位参谋走上前，向他们介绍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八路军129 师师长刘伯承将军。”一听到刘伯承的名字，两个地方官真的害怕了，忙说：“刘将军的大名，
我们久仰，久仰，今天能见面，非常荣幸。”“啪”刘伯承又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严厉地对他们说：“什么荣幸不荣幸的！告诉你们，我们是奉了蒋委员长、第二战区阎长官的命令，渡河夫抗日前线的，我们明天拂晓必须全部过河。限你们一小时内把船调齐，否则，”刘伯承停顿了一下，“就把你们当汉奸论处！听清楚没有？”两个地方官一听要把他们当汉好论处，再也不敢拖延，马上说：“一定照办，一定照办！”事后，一些当事人回忆说：从来没有看到刘伯承发过那么大的火！镜头二：当先遣队来到山西省侯马镇时，阎锡山给先遣队拨来了一列火车，随车还送来了很多衣服、粮食，但对八路军最需要的枪支、弹药却只给了很少的一点。大家见了火车都很高兴，因为很多战士生平没有坐过火车。大家看着火车，一想到轰隆隆滚动的车轮将把他们马上带上前线，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火车载着焦急的战士们开出了侯马镇。开出一个多小时后，火车像是一个重症病人一样，越开越慢，最后渐渐地停了下来。习惯于坐在前边的刘怕承马上询问司机：“火车为什么不开了？”“报告长官，水箱没水了。”司机紧张地答道。刘伯承指示立即检查原因。过了一会，司机跑过来，对刘伯承说，水箱漏水了。刘伯承心想，过河没有船，坐火车水箱又漏水，阎锡山是故意要考验我们有没有过五关斩六将的本领。他考虑了一下，说：“俗话说：牛皮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我们今天硬是要推推火车哟。”刘伯承对身边的参谋讲：先将火车头推到汾河边，给水箱注满水，然后将车头开到前边的站台，换一个开回来，再将等在原地的战士接走。之后，众多的战士，向着北方，向着有枪声的地方，缓缓地将火车向前推动。于是，就有了一个“汾河岸边推火车”的故事流传下来。
陈锡联受命769 团的前身是红10 师——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师，769 团团长则更是红四方面军出了名的猛将——红10 师师长陈锡联。陈锡联1915 年出生于我国著名的将军县——湖北红安县，193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出任红10 师师长。陈锡联在北上的火车上就已明白，129 师的第一枪要由他来打了。在太原开出的火车上，陈锡联同刘伯承一起坐在第一节车厢里。由红四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129 师，陈锡联才得以在红军的总参谋长刘伯承的麾下作战。陈锡联知道在智取遵义城、巧渡金沙江、彝海结盟、强渡大渡河等战斗中刘伯承都曾起到过重要的作用，如今面对面地听刘伯承简明、清晰、条理分明地分析形势，更使陈锡联对其军事智慧敬佩不己。刘伯承对当前形势的分析没有绕弯子，他一下子就点明保卫太原要有两个动作，并且用“扼咽拊背”极其生动形象地解释了这两个动作——一个动作就是要守住忻口、娘子关两处要点，这就是“扼咽”；另一个动作就是“拊背”，即以一部分兵力绕到侧后去打击敌人。他进一步对陈锡联布置道：我们现在进行的就是“拊背”作战，可以起到牵制日军的作用。平型关一仗，表明日军是可以打的，但又不是很好打。我们的第一仗一定要打好，要特别慎重。陈锡联进一步问到：我们团的具体仕务呢？“你们团的具体任务是在原平东北侧击从雁门关向忻口前进的日军。到了东冶后，要到五台山去开会，你们团要单独行动，既要大胆，又要谨慎，抓住战机，可以边打边报告，也可以打完了再报告。遇到什么下解的情况，可以随时发报来。”刘伯承将129 师抗战第一仗的指挥权交给了陈锡联。在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的老家——东冶，陈锡联受领了配合忻口作战的任务。忻口是太原的一个重要屏障，是兵家必争之地。10 月13 日，日军以第5 师团、第15 独立混成旅团等主力部队向国民党忻口阵地守军发起进攻。国民党以卫立煌为总指挥，在一线部署了十几个步兵师，准备与日军进行殊死一战。忻口战役激烈异常，仅18 日一天24 小时内，双方即反复争夺磨子头岭阵地达13 次之多，阵地失而复得，部队退下去又冲上来，阵地前堆满了尸体，已经很难分清哪个是日军，哪个是国民党军。这时的769 团已经远离师主力，直接受八路军总部的指挥，像一把匕首一样插入了日军侧后。从地图上看，769 团已经到了太原以北150 多公里的崞县、代县附近，而师主力却在向太原以东的平定地区开进。八路军总部10 月7 日的一道命令，使769 团成了一支孤军，也给了陈锡联一次机会。9 月底，西线日军突破了国民党军茹越口、下社村内长城防线，直逼繁峙，威胁平型关、雁门关侧后；东线日军占保定，夺沧县，并继续向南推进。9 月29 日，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华北大局非常危险。。。河北局面已经完结了”，“山西将成力华北的特殊局面”，“目前长城抗战仅是暂时的，而且是极短的暂时，”10 月上旬，国民党放弃内长城防线，置重兵于忻口东西一线，准备与日军决战。
10 月6 日，毛泽东又让周恩来转告国民党当局：“敌占石家庄后，将向西面进攻，故九龙关、娘子关两点须集结重兵，实行坚守，以使主力在太原以北取得胜利。”美国作家施拉姆在其所著《毛泽东》一书中认为毛泽东抗战期间其所以著述最多、质量最高是因为毛泽东有很多空闲的时间可以考虑问题。从这些电报中可以看出，虽然毛泽东暂时摆脱了居无定所，终日奔波的生活，但他并没有因为生活安定而过起“休闲”的生活，他时时刻刻都在关注着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安危，关注着前线的动态。由此看来，毛泽东没有也不会使自己处于主闲之中，著述多、质量高的原因，恐怕恰恰和他没有让自己闲着、没有让自己停止思考有关，是丰富的实践经验给了他思考的基础，大脑不停地运动又使思考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在同一封电报中，毛泽东又指示八路军要在敌之侧翼和后方积极打击与钳制敌人。10 月7 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形势的需要，八路军总部发出命令：令第115 师协同友军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