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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步兵、一连骑兵，在范村附近向129 师驻地扑来。负责打击、袭扰日军的只有129 师771 团的1 连。1 连在10 余里宽的正面上，灵活而机动，这里打一下，那里抓一把，使进犯日军疲于应付，顾此失彼，极其狼狈。这一战，1 连以极小的代价取得了毙伤敌近百人，毁敌汽车一辆的重大战果。游击战，关键是要解决游与击的问题。游得动，才能寻找到击的机会。
度过第一个新年陈赓在日记中写道：山西战事，正面沉寂，敌不攻我，我亦不击，不解何故？仗既不多，新历、旧历的两个年就过得欢乐、充实。粉碎了日军“六路围攻”后，没有几天就到了阳历新年。30 日，各个部门都忙于准备食物。386 旅旅部的管理员从辽县买回了猪肉、食品等，“准备明早大吃”。还有一个误传的消息，也使129 师上下高兴了一阵子。不知是从哪个渠道得来的消息，说日军第14 师团师团长土肥原贤二在磁县被炸死。土肥原贤二是一个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他的死自然使八路军将士非常高兴。实际上，土肥原贤二是在二战结束后的1948 年，在军事法庭上作为战犯被判处死刑的。新年这天，各个村都唱起了花鼓戏，庆贺八路军的胜利，将欢乐的气氛推向了高潮。但“剧情封建”，令人“肉麻”，“又不好禁止，拂其诚意，只好让他们唱罢！”。到了农历新年，八路军总邓给每个人增加了一角钱菜金，作聚餐费，改善生活。农历二十八，386 旅旅部驻地又有两对新人喜结良缘，使陈赓“恍惚处身太平世界，绝不像战区最前线的景象”。陈赓问老乡：你们怕不怕日本人来？老乡答：有八路军在此，什么也不怕。一句话说得陈赓心里热乎乎的，还有什么奖赏能够比得上这句话呢？除夕这天，386 旅旅部招待驻地群众，“食颇丰富，农民得此一饱，大家高兴，连残汤余菜，都没有剩下，对八路军真是心满意足。一个老大爷说：‘长到68 岁，没有见过这样好的军队’。”但陈赓并没有因为没有仗打而感到轻松。陈赓1 月22 日夜里在日记中写道：最近几天，甚感烦闷而无聊，大约是因为这几天没有亲身参加战斗的关系。很明显，由于我八路军动作的积极，晋东北与正太线的交通，敌人始终不能保持安全运输，而且时常中断，这样，敌人怎么能前进呢（美国武官的估计）？拿正太线说，由石家庄到榆次，牵制敌人的兵力近万人，不敢动弹（不动尚不能维持交通），以致敌人正面兵力并不雄厚。在这种情况下，晋军及中央各部休息整理，为时将逾两月，各部战斗力均有相当恢复。此时若从正面出击，配合晋东北及我们的动作，我想至少可以克复太谷、榆次。现在同蒲正面完全不动，阎老西又在出示禁止组织游击队、限制自卫军的通告，不知道他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大概是因为“烦闷而无聊”，或是“因为这几天没有亲身参加战斗的关系”，陈赓这几天的日记记得很长，字数很多，1 月9 日，1 月11 日、1 月22 日这几天的日记，都有4 、5 百字之多，比前期日记的字数明显增多。常人有借酒消愁一说，陈赓则可能是借日记来抒发自己对国民党军及晋军作战不力的不满。夜深人静时，对着自己心爱的日记本，奋笔疾书，直抒心臆，这时的所想、所记、所写都应该是最真实的原始记录，对于后来的研究者来说，是一份十分难得的资料。1938 年的元旦刚过，由于美驻华大使馆武官卡尔逊的到来，使129 师全师上下兴奋了好几天。1938 年1 月11 日，卡尔逊来到了386 旅驻地。为了欢迎卡尔逊的到来，386 旅能出动的都出动了，不仅如此，还动员了当地的自卫队和群众组成了还算壮观的欢迎队伍。卡尔逊亲闻八路军反“六路围攻”的辉煌战绩，由衷
他说道：“八路军有一套正确而灵活的战略战术，这是在旧的军事典籍里所无法学到的东西。”陈赓也怀着异常兴奋的心情在日记中记道：他称赞我们部队的战略战术及善于动员群众是世界上所仅见。他说我们386 旅是中国最好的一个旅。他认为我们在正大线的行动，破坏敌人的交通，神出鬼没的游击，是使敌人迟延南犯的根本所在。卡尔逊还以美国人所特有的直率对八路军的行动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八路军没有对日军的粮站展开破坏是一个缺点。陈赓和卡尔逊进行了很长时间的交谈。谈话中陈赓将386 旅进行的几次战斗向卡尔逊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当谈到八路军进行的是正规军、游击队、自卫队三位一体的作战，谈到军队与群众的鱼水关系时，敏锐的卡尔逊立即明白了一切。卡尔逊说：“作战不仅使用正规军，还要依靠游击队和自卫队，这就是全民抗战的体现；而且也只有有了后两者的配合，才能使正规军得到更多的机动，寻觅到敌人的要害，予以彻底的打击。”有时候我们不仅要想，连一个美国人尚且能认识到的事情，怎么到了中国的最高统帅蒋介石那里，就变得模糊起来了呢？真不知道蒋介石是没有能力认识到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还是认为抗战只应是政府的事情，和广大的民众没有多少关系，或是他根本就不愿意看到民众被发动起来。一条片面抗战的路线，将本应成为中国抗战的绝对主角的蒋介石变成了配角，他不得不看着毛泽东领导着八路军在敌后唱起了主角。会见的过程中，陈层送给了卡尔逊一柄缴获的日本小刀。当时陪同卡尔逊前来386 旅访问的作家周立波详细地记述了这个场面：“为了纪念我们的会见，陈赓同志送我一支从日军缴来的自来水笔。他还送了一把锋利的日本短刀给卡尔逊。“ ‘这把刀杀了6 个人。’陈赓同志说。在正太路旁的一次白刃战斗中，我们一位战士，从日兵手里夺了这把刀。刀的主人被杀了，而这同一把刀，又接连地在它的旧主人的另外五个同伴的躯体上，接触了5 次。最后，它和他的受了几次枪伤的新主，一同倒在地上的血泊里。但是这时日寇败退了。使用这刀的勇士，被救了回来。“我看着这把浸过这样多敌人的血的短刀，觉得它好像是古代侠客的匕首。刀身很短，却非常锋利。鞘和柄都是白木做的。刀身插进鞘里的时候，柄就和鞘衔接起来，像是一根短棍。短棍上镶嵌着几个银色的星点。这是一把精致的小刀。“ ‘我拿了这把刀，会永远地记着你们这一旅。’卡尔逊说。“吃饭的时候，陈赓同志拿了一罐日本牛肉给我们，也是胜利品。这次在昔阳七亘村战斗中，他们缴获了许多食物，里面有几百罐牛肉，一千多包‘压缩口粮’。军中正缺粮，用这些缴获物，维持了半个来月。”
10。 争论的继续
决不过黄河毛泽东在1938 年2 月23 日的电报中指出：我们认为必须告诉国民党，如果近百万军队均退至黄河以南平汉以西之内线，而陇海、平汉尽为敌占，则将形成极大困难。故总的方针，在敌深入进攻条件下，必须部署足够力量于外线，方能配合内线主力作战，增加敌人困难，减少自己困难，造成有利于持久战之军事政治形势。中国共产党在1938 年初确实是做了两手准备的。早在1937 年11 月17 日，毛泽东就曾在一封电报中强调指出：为保障我们河东部队能在晋省支持艰苦持久的游击战争，及于必要时能迅速安全的西渡，且增加敌人河渡之阻碍，故河防之巩固为目前紧迫任务。从这封电报中可以看到“必要时能迅速安全的西渡”的想法。毛泽东在1938 年3 月2 日的《关于巩固河防的部署》的电报中又谈到了这一问题。1938 年2 月下旬开始，日军多次向陕甘宁边区河防进犯，企图切断陕甘宁边区与山西各抗日根据地的联系。毛泽东在这封电报中认为，在军渡、碛口之敌两路猛攻之下，河防有被突破可能，绥德、延安紧急，威胁河东整个军队之归路。这里毛泽东谈的仍然是“归路”的问题。就在上一封电报发出的第二天，毛泽东又在给朱、彭的《我后路不被隔断的条件下主力可留晋击敌》的电报中，仍然十分关注这一问题。“八路主力留晋击敌，后路必须在黄河、汾河不被隔断之条件下，否则对于整个抗战及国共关系是非常不利的。尤其你们二人必须回来，即使留一人指挥，亦只宜留在不被隔之地点（如吕梁山脉），决不应留在汾河以东。因此，对总部之转移及徐旅与刘师主力之部署，务望本此方针，考虑切实妥善方法，并速告我们。”过不过河的问题，在毛泽东的眼里已经上升到“整个抗战及国共关系”的高度，“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要保证手中仅有的这点“老底子”能够生存下来，他是站在全局的高度上审视着现在，思考着未来。又过了一个星期，毛泽东又发出了一封《八路军应准备转战陕甘豫地区》的电报，同样，这封电报仍然是发给朱、彭二人的。电报中说的还是老问题：“在不被敌根本隔断条件下，我军均应在敌后配合友军坚决作战，有效地消灭与削弱敌人，发动广泛抗日运动，。。只要无被隔断危险，决不应过早渡过河来，更不应不顾蒋令不顾友军渡过河来。”毛泽东连续发出的讨论过不过河问题的若干封电报，实际上是洛川会议后对于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问题讨论的继续。1937 年11 月15 日，从黄昏到深夜，彭德怀和几个满怀抗日热忱的青年一起讨论了中国目前的形势，抗战的前途，山西的局面，八路军的任务、决心，他告诉这些热血青年：“我们决定在任何困难情况下，都要留在山西、河北和整个华北，一直到把日本帝国主义者赶出华北、赶出满洲的时候为止。我们愿意和华北人民共生死，和他们亲密合作，来与侵略者周旋。”彭德怀斩钉截铁他说：“第八路军决定永远不过黄河。”“虽然日本强盗占领了太原和其他几座空城，可是我们并没有后退，我们的军队还是整个占领了晋东北、晋西北。。加上察哈尔和河北西部。”“这些地方，合计有近千万人口。”“我们正在组织和武装华北的男女，我们要使华北一万万人民的每一个人，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敌人！”
当时周立波用他的笔，将彭德怀“第八路军决定永不过黄河”的决心传遍了全中国。他写道：“归来时，骑在牲口上，觉得很冷，但路上是满天星星。我们也真感觉到，光明是在我们的面前。”不难看出，毛泽东和彭德怀二人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是有差别的。虽然中央军委在一封由毛泽东起草的电报《军委指导只提出大的方针》中说：“军委指导只提出大的方针，由朱彭根据此方针及当前情况作具体部署。军委有时提出具体作战意见，但属建议性质，是否切合情况，须由朱彭按当前敌情情形加以确定，军委不加干涉。关于敌我位置、作战情况等，除总部随时向军委报告外，各师给总部报告之电报，应同时发给军委一份，使军委充分明了情况。”过不过黄河不应是“具体作战意见”，而应是“大的方针”。随着八路军在山区站稳脚跟，这一差别就自然不存在了。
两次“不同声音”抗日战争初期有两次来自军内或党内的不同声音。第一次是华北军分会发下来的一个指示。1937 年10 月8 日，华北军分会发了一个指示，这个指示是在八路军115 师在平型关伏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