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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讨论这个论题的著述都强调指出，在人类存在的漫长岁月中，我们所谓的文化进化只是在其间距今的百分之一的时期内才发生的。就我们所指的那种狭义上的文化进化（亦即人类文明迅速和加速发展这个意义上的文化进化）而言，这种看法确实是有道理的。显而易见，这种文化进化因其依赖后天习得之特性的传播面与遗传进化（geneticevoution）甚为不同，所以它的发展很快，而且一旦居于支配地位，它甚至会掩没或遮蔽遗传进化。①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以上所论并不能够为那种认为业已得到发展的心智反过来指导文化进化的错误观点提供正当性理由。心智与文化的关系不仅发生在人类出现以后，而且早在人种及其原始人祖先存在以前的更为漫长的岁月里就已经发生了。我们在这里再一次强调指出：心智与文化的发展是共存并进的而不是相继进行的。一旦我们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对于这种发展过程究竟是如何展开的问题实在是知之甚少（我们对此也缺乏能够得到公认的化石作为证据），因此我们只有把这种文化进化过程当做18世纪苏格兰道德哲学家意义上的那种推测性历史（conjecturalhistory）加以重构。所谓我们知之甚少的事实，实际上就是那些支配着人种在其间得以发展的各种小群体的结构和功能的行为规则的进化过程。关于这个问题，学者们对那些在今天依旧存在的原始族群所作的研究，也鲜能告知我们更多的东西。虽说推测性历史的观念在今天看来多少有些疑问，但是，当我们无力准确地陈述事情究竟是如何发生的时候，对它们如何可能发生的问题进行推测或理解，便不失为一个重要的洞见。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会及语言的进化与心智的进化实际上给我们提出了同样的难题：文化进化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部分，亦即野蛮人的驯化过程，远在有记载的历史出现之前便已经完成了。正是这种惟有人类经验过的文化进化，才使得人类在今天得以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正如恩斯特·贡布里希（ErnestGombrich）爵士在某部论著中所指出的那样，“文明及文化的历史乃是人类从一种近乎动物的状态迈向礼仪社会的一部历史；而正是在这个历史的进程中，人类培育了艺术，采纳了文明的价值观，还自由地运用了理性。（以为了理解或推测这个发展过程，我们就必须彻底否弃这样一种观念，即人类因拥有理性而能够孕育出文化。人类最为显著的特征乃在于他拥有模仿的能力和传承其所习得的东西的能力。人类历史很可能起始于他所拥有的那种在不同的情势中知道做什么事情——或在更多的情况下知道不做什么事情——的高超能力。再者，人类所习得的许多（即使不是绝大多数）有关做什么事情的知识，也很可能是通过学习语词的含义而获得的。②对于人类来说，那些能够使他的所作所为与其所处的环境相调适的规则，肯定要比有关其他事物如何表现的那种“知识”更重要。换言之：在较多的情形中，人类肯定是在并不理解某种事情为什么是正确事情的情况下而学会做这种正确事情的，而且习惯也往往会比理解或知识给他带去更大的帮助。人类有关其他事物的知识，在当时主要是通过人们对它们所采取的适当的行为方式而获得的。正是人类经由学习而获得的那些能够告知他们在不同时情势中什么是正确的行事方式和什么是错误的行事方式的规则，才使得人类不断地增强了他们与日益变化之情势相调适的能力，尤其是与本群体中的其他成员进行合作的能力。因此，一种独立于任何习知这类行为规则的单个个人而存在的行为规则传统，开始调整和支配人们的生活。③只是当这些习得的规则（包括对不同种类的客体进行类分的规则）开始把某种能够使人们在行动中据以预测外部事件的环境模式（modeloftheenvironment）纳入其间的时候，我们所说的理性才凸显出来了。④）自此以后，人们在思考行为规则系统方面所投入的智力，才可能大大超过了他们在思考其环境方面所耗用的心力。
①E。H。Gombrich；InSearchofCulturalHistory（Oxford；1969）；p。4；和参考CliffordGeertz；TheInterpretationofCultures（NewYork；1973）；p。44：“人恰恰是最极端依赖那些在很大程度上超乎遗传因素之外的、身体之外的将制机制（即文化方案）来组织自己行为的动物”；又见该书第49页：“所谓独立于文化之外的人性这样的东西，根本就是不存在的……。因为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与文化的互动过程中发展成熟起来的。……总而言之，我们是不完善的动物，而且我们是通过文化来完善我们自己的。”
②见B。J。Whorf；Language；Truth；andReality；SelectedWritings；ed。J。B。Carroll（Cambridge；Mass。；1956）；B。Sapir；Language：anIntroductiontotheStudyofSpeech（NewYork；1921）；以及SelectedwritingsinLanguage；CultureandPersonality；ed。D。Mandelbaum（BerkeleyandLosAngeles；1949）；以及F。B。Lenneberg；BiologicalFoundationsofLanguage（NewYork；1967）。
③遗传在行为规则上的首要性，并不同于行为主义者的看法，即我们能将指导我们行为的世界的模式转变成行为规则。假设各种刺激的复合能影响我们头脑中的思想过程使我们做出特别的行动，而且对这些复合刺激的分类表是行为的指南，那么我们要在预言反应行为前，仍要对什么是思维过程作出解释。【原译：行为规则在遗传上的首位性，当然不像行为主义者相信的那样，意味着我们能够把现在指导我们行为的那种世界模式转变成规则。即使行为的指南是对各种刺激因素的复合体所做的类分序列（这些复合体一直在影响我们不断展开着的心智过程）并能够使一种特定的行为模式得到实施，那么，在我们能够预测行为反应之前，我们仍不得不先对我们称之为的大多数心智过程作出解释。】
④我在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同仁一般都认为我在TheSensoryOrder。AninquiryintotheFoundationsofTheoreticalPsychology（LondonandChicago；1952）一书中所做的研究是没有什么意思的或难以理解的。但是，对这个问题所作的研究，却对我大有神益，它帮助我澄清了我心智中许多与社会理论密切相关的问题。我对进化的认识、对自生自发秩序的认识以及对我们努力解释复杂现象的方式与限度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我在撰写那书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的确，我在学生时代对理论心理学研究的结果，对我形成有关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认识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同样，借助于我在社会科学中学到的东西去澄清并阐明我在早期形成的心理学观点，也对我后来的整个科学研究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当时，我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那个时候普遍盛行的思想；的确，一个人在21岁的时候要比他在以后的生涯中更有可能这样离经叛道。但是，当我在数年以后把这些观点发表出来的时候，这些观点还是得到了心理学家的尊重，不过他们好像并没有很理解这些观点。又过了25年以后，心理学家们才似乎发现了这本书，参见W。B。WeimerandD。S。Palermo（eds）；CognitionandSymbolicProcesses；vol。II（NewYork；1978），但是我却一点都没有想到行为主义者也会发现我的这些观点；请参见RosemaryAgonito；“Hayekrevisited：Mindasaprocessofclassification”载于Behaviorism。AForumforCriticalDis…cussion；111/2（UniversityofNevada；1975）。
因此，把个人的头脑或心智说成是由进化产生的众多复杂结构之等级塔中的塔顶石，进而认为是人脑或心智设计出了我们所说的文化，实是极具误导性的。一如我们所知，心智乃是植根于某种传统的非人格的习得规则结构（atraditionalimpersonalstructureoflearntrules）之中的，此外，心智类分或整理经验的能力，也是人们于后天习得的一种对文化模式（亦即对每个个人来说都是给定的那种文化模式）进行复制的能力。人脑是一个能够使我们吸收文化而不是设计文化的器官。这个“世界3”（“world3”），一如卡尔·波普尔（KarlPopper）爵士所称谓的那样，①虽说每时每刻都得由千百万分立的头脑或心智参与其间才能维持自身的存在，但却是一种与人脑或心智的生理进化截然不同的进化过程所产生的结果；而当存在着一个文化传统可供人们吸收的时候，人脑或心智的繁复精细结构便会在此一方面发挥极大的作用。换言之，惟有作为另一个独立存在的独特结构或秩序的一部分，心智才能够存在，尽管这种独特的结构或秩序完全是因千百万人的心智持续不断地吸收其间的内容并矫正其间的部分内容而得到维续并能够得到发展的。如果我们想理解这种结构或秩序，那么我们就必须对那个被社会生物学完全忽略了的有关惯例和习俗的转换过程予以关注。这就是我在为此项讨论所设定的题目中所说的人类价值的第三种而且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种渊源；对于这项渊源，我们必定知之甚少，但是我仍想把本文的大部分篇幅用来讨论这个问题。当然，在我开始对这类社会结构之进化方式的具体问题展开讨论之前，先对所有试图分析这类自我生成之复杂结构的研究都会碰到的一些方法论问题作一番简要的检讨，我想会是有益的。
①见KarlR。Popper和JohnC。Eccles最近出版的著作：TheSelfandItsBrain。AnArgumentforInteractionism（Berlin；NewYorkandLondon；1977）。
跋文 人类价值的三个渊源
我们现在知道，所有持续性的结构（从高于最简单的原子水平的结构直到人脑与社会的结构）都是选择性的或优胜劣汰的进化过程（processofselectiveevolution）的结果，而且也惟有根据这些进化过程才能够得到解释；①与此同时，我们也已然知道，较为复杂的结构乃是通过持续不断地使其内部状态与外部环境的变化相适应的方式来维续自身的。“无论我们到哪里去观察，我们都能够发现种种会导致多样性和增进复杂性的进化过程”（尼科利斯和普利高津［NicolisandPigogine＇；参见本跋文注释33）。结构中所发生的这些变化乃是由它们的构成要素促成的；由于这些要素的行为有着一定的常规性，或者说它们有着遵循规则的能力，所以当该结构因受到外部影响而遭到侵扰的时候，这些要素的个别行动便会促使整个结构恢复到有序的状态。因此，我在此前的一部论著中所说的进化与自生自发秩序这对孪生概念（thetwinconceptionsofevolutionandspontaneousorder），②能够使我们根据模式间的一种复杂的互动关系——唐纳德·坎贝尔（DonaldCampbell）教授称其为“向下的因果关系”（downwardcausation）③——而不是根据单向因果律（onedirectionallawsofcauseandeffect）这个简单观念对这些复杂结构的持续性现象作出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