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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真正意图
《中国经营报》：美国政府近期频频对机构施以援手，托管两房，资助AIG，但也任由雷曼兄弟破产。透过这些不同的救助方式，其背后真正的意图是什么？
宋鸿兵：你一定要站在美国政府的立场上考虑这个问题，怎么决策才是政府利益的最大化是美国政府优先考虑的问题。“两房”有5。4万亿美元的债务，这么庞大的债务，政府有两个选择：一是完全国有化，全部由政府扛着；二是让外国政府承担最大的损失，自己承担最小的损失。如果我是美国政府，一定会选第二个方案——让外国人买单，尤其是中国。
怎么做到这一点呢？首先不能让两房立刻倒闭，注入资金，维持它的正常运转。美国整个的抵押按揭市场都要靠“两房”来提供流动性，它占美国抵押按揭市场的80％。“两房”每个季度需要2000亿美元滚动资金，现在政府的资金仅够它维持第三季度。钱用完了以后，这一问题还会出现，滚动资金是不断需要的。
实际上，美国政府必须要解决一个问题：钱从哪儿来？但美国全国储蓄是负的1％，资本市场、经济运转全部要靠外部的资金撑着。如果外资不能持续不断地流入美国市场的话，美国经济一定会出问题。前一段时期，美国政府主导美元升值，目的也是希望把全球的钱吸引过来，用这些钱来为“两房”的债务买单。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两房”还是会影响美国经济。
《中国经营报》：美国次级债危机目前发展到哪个阶段，最坏的时刻是否已经过去？
宋鸿兵：从今年6月到明年年中，次级债危机已经进入第二个阶段，是信用违约危机，不仅是次级债按揭抵押贷款出问题，而是整个按揭贷款全部出问题。
在第二阶段，老百姓还不起钱，开始出现大量欠款。8月份，在美国5100万有房的家庭，有400万家庭出现延迟30天不付贷款的情况，信用违约率大概为9％。达到美国有史以来全国违约率最高的一次，而且波及面非常广。
与此同时，美国房市还在加速下跌。如果在目前的价位上再跌15％，那么美国负资产家庭将会再翻一番。我预计，未来房市的跌幅有可能达到这个数量级。那么，到明年下半年，违约率会进一步上升。
第二阶段的问题比第一阶段还要严重。第一阶段政府还能救，央行可以给银行间与金融机构间注入大量流动性资金，暂时缓解危机。到了第二阶段，信用违约危机是央行货币政策无法解决的。
《中国经营报》：隐藏在次级债危机背后的哪些潜在危险还未爆发？
宋鸿兵：比12。5万亿美元按揭抵押贷款市场更大的是资产抵押贷款市场，它包括信用卡、房贷、车贷以及其他。目前，美国信用卡违约率月增速也是呈两位数的增长，企业债的违约率也在日益增高，这是比较危险的。
按此惯性来看，不仅是按揭抵押市场、资产抵押贷款市场，还有企业债市场的违约率有可能都会在明年迅速攀升，这个过程是难以避免的，除非美国经济出现好转，美元出现真正的反弹。美国经济衰退或许会延迟，但这是以其他国家爆发大规模经济危机为代价的。
中美两国的微妙时刻
《中国经营报》：美国政府能够成功向其他国家转嫁经济危机吗？
宋鸿兵：这是一个动态博弈过程，看谁能最后挺得住，这需要一些政治智慧，成功失败皆有可能。历史地看，不希望资本迅速撤离的国家，可以使用一些强硬的行政措施，比如在最危险的情况下，关闭银行市场、金融市场、股票市场，切断与国际市场的联系，停止外汇兑换，美国也这样干过。政府可以采取这种极端的手段，用行政的手段卡死危机。如果不能吸引其他国家的热钱回流美国本土，美国经济必然会出现危机，导致严重通货膨胀，形成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经济滞胀。
《中国经营报》：如果美国成功转嫁金融危机，你认为哪个国家的危险系数更大？
宋鸿兵：对任何国家来说，都会产生被资金抽走的效应。谁升值，热钱往哪儿涌。人民币升值，大量热钱就往中国涌，美元升值，热钱就往美国涌。
这一次，危机发生在中国有很大可能，这是一个不太吉利的判断。因为目前，中国基本上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就谈不上防范。如果现在防范，还不算太晚。
目前，整个世界经济非常非常危险，因此无论是对美国，还是对中国，双方都出现一个非常微妙的转折点，稍有失误就会出大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不及时应对，进行及时的政策调整，很可能在最后的关头错失了最好的时机。以前我们还把主要目标锁定在防止通胀，事实上，金融危机的风险已经越来越大了。
我认为，有一点中国政府必须要特别注意，千万不要误听一些言论，让国内价格与国际市场接轨。这是错误的。举个例子，不能上调粮食价格，宁可用财政去补贴。否则，粮价一旦上调，其他物价将全面上涨，政府将付出比财政补贴高得多的代价。
为什么会有这种担心？因为定价权不在你手里，而与你博弈的人就是庄家，他操纵着整个市场，操纵着价格的涨跌。前一阶段黄金价格的暴跌，实际就是美国的几大投行，从做多开始反手做空，联手操纵的结果，因此，价格绝不能跟着庄家走。
“货币战争”贴身紧逼中国
日本金融惨败后的今天，几乎一模一样的药方又被“热心和急切”的美国金融大夫们介绍到了中国，所不同的是，中国经济的身子骨远不如当年的日本糟糕的是，中国现在的早期症状与1985 年到1990 年的日本极其类似金融开放的本质实际上是一场“货币战争”，缺乏战争的意识和准备是中国当前最大的危机！
想当然地把金融领域的开放理解成普通行业的开放是极端危险的。
货币是一种商品，而它不同于其他一切商品之处就在于它是一种社会中每一个行业、每一个机构、每一个人都需要的商品，对货币发行的控制是所有垄断中的最高形式。
中国的货币发行原本为国家所控制，也只有国家控制货币才能保障社会结构的基本公平。当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后，中国的货币发行权将处于危险境地。外资银行们会引进大量令人眼花缭乱的“创新”金融产品，以各种方式创造债务工具并使之货币化，这就是货币的类似物“流动性”。这些金融货币完全具备实体经济领域货币的购买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外资银行将参与中国人民币的货币发行。
如果当外资银行“创造”的人民币信贷总量超过国有商业银行时，它们实际上就架空了中国的中央银行，控制了中国货币的发行权！它们将有能力和意图来恶意制造货币供应的波动，从而先是通过通货膨胀然后是通货紧缩来血洗中国人民的财富，就像历史上反复出现的经济危机一样。
当外国银行势力日渐做大之后，通过金钱与权力的交易，金钱与金钱的交易，实现“金融超级特殊利益集团”的“强强联合”，通过资助地方经济发展来拉拢地方政府，物色和重点栽培“有潜力”的新一代政治新星，以图长期政治回报。通过投资来控制电信、石油、军工等国有垄断行业，毕竟没有法律规定国有垄断行业只能从国有银行贷款，当这些行业主要依靠外资银行的资金时，它们的资金链将有可能会“突然”断裂。
外资银行还会建立各种“基金会”逐步渗透到中国的教育事业、新闻媒体业、图书出版业、司法执法系统、医疗制药行业、甚至军队系统。它们将广泛捐助社会公益项目，广泛培植人脉关系，以润物细无声般的耐心和细心，默默地推广着有利于它们的社会价值观念。
金融开放所面临的战略风险远不是金融业本身那么简单，它涵盖了整个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稍有闪失则后果不堪设想。
建议组建“国家金融安全委员会”将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三者的职能统一起来，直属最高决策层。增加金融情报研究部门，加强对外资银行中的人员背景、资金调动、战例收集等方面的研究分析工作。建立国家金融安全保密等级（Security Clearance）制度，重要金融决策者必须通过该制度审核。
要货币主权还是要货币稳定？
货币主权理应高于一切外来因素，包括所有国际惯例和国际协议，以及外来政治压力。货币主权只应服务于本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保持货币稳定指的是维护本国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币值稳定，以便向国内行业提供良好和平稳的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对于中国而言，目前是采取紧盯美元的政策。
目前，中国的困境在于货币主权与货币稳定只能二者择一。
中国现在的政策是为了经济发展而不得不追求货币稳定，从而放弃货币主权。问题的要害是，美联储实际在很大的程度上左右着中国的货币供应量，由于中国是采用强制结汇制度，美国可以通过增加对中国的贸易赤字来迫使中国央行增发基础货币，而这些基础货币经过商业银行的放大，会产生若干倍的货币增发效应，造成流动性泛滥，推高了股市和房地产泡沫，极大地恶化了中国金融生态环境。
为了对冲这样的货币增发，政府和央行只能被迫增发国债和央行票据来吸纳过剩的流动性，但是这又将增加政府的债务负担，这些债务早晚是要连本带利偿还的。反之，如果美国需要制造中国的货币供应紧缩效应，当然目前更严重的问题是前者。
这样一种完全被动的金融战略态势对中国极端不利。只要美元是世界储备货币，中国就无法摆脱这样的局面。从根本上讲，只有推动黄金的重新货币化，才能给世界各国创造出一个自由、公平与和谐的金融生态环境。如果难以一步到位，也应该大力推动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
货币升值与金融系统“内分泌紊乱”
如果说有谁可作为货币剧烈升值的反面教材的话，日本无疑是最恰当的人选了。
日本《金融战败》的作者吉川元忠哀叹就财富损失的比例而言，日本1990年金融战败的后果几乎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损失相当。
日本和中国一样，是老老实实一手一脚努力创造物质财富的典型，对于虚无缥缈的金融财富的理念向来持怀疑态度。
1985 年到1990 年，日本国内经济和出口贸易空前红火，股市房地产连年暴涨，大批收购海外资产，日本人的自信也达到了空前程度，超过美国似乎只是十年之遥。
从1985 年的“广场协议”签订时1 美元兑250 日元的汇率，在3 个月内剧烈贬值到200 日元左右，美元贬值高达20％，到1987 年1 美元贬值到120 日元，日元在短短3 年中升值了一倍，这是日本金融业最重要的外在生态环境的巨变。
美国的金融大夫们早就明白，强迫日元短时间内剧烈升值，其疗效类似于强迫日本吞服大剂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