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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真正代表新时期文学由惯性写作向自觉写作转化的是“寻根文学”。一九八四年前后兴起的“寻根文学”其直接的触发点是“拉美文学的爆炸”。几十年的文化封闭和文化禁锢，使中国作家普遍地有一种艺术的迟到感和文化失落感，面对以欧美大陆为中心的灿烂辉煌的二十世纪世界文学，他们在茫然失措的同时，也油然而生重建中国文化的紧迫感。这个时候，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和中国同处第三世界的拉丁美洲文学的爆炸适时地给了中国作家以启发和某种代偿性的自信。拉美的政治、经济结构与中国极其相似，拉美的文化之“根”远没有中国五千年文明那么“深长”，既然拉美作家可以在对文化之根的寻找与挖掘中实现文学的辉煌，那么我们就更有理由和条件实现这种辉煌了。于是，一个在世界文化和世界文学的参照之下进行民族文化和历史反思的文学寻根运动就应运而生了。“寻根文学”的主体是一批具有较高使命感和责任感的知青作家，虽说他们的理论难免有稚拙和混乱之处，但他们不满文学现状、立足文化批判和文学建构的自信和勇气则无疑给中国文学注入了一支强心剂。“寻根文学”虽然在表面上对于西方现代派文学采取的是一种保守和后退的姿态，但我们一旦撕去笼罩在其上面的文化和思想反思的外衣，我们会发现“寻根文学”已与我们经验中的现实主义形态的文学相距甚远，其在小说艺术形式方面的探索和进展丝毫也不逊色于其在思想文化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寻根文学”已经本质上结束了单一的写实主义时代，扬弃了小说创作上的所谓主题性、情节性、典型性之类的规范，在小说的叙事方式和语言形式上取得了可贵的突破。这种突破概括地说至少体现在两个层面：其一，写意化的语言和叙述方式。由写实转向写意可以看做是“寻根文学”最基本的写作策略。无论是王安忆的《小鲍庄》，还是韩少功的《爸爸爸》和阿城的《棋王》，这些小说或飘逸或反讽或凝重或幽默的语言风格都给中国读者前所未有的阅读体验和审美效应。其二，隐匿和虚化的文本结构方式。“寻根小说”已经摒弃了经典的整一结构方式，小说中无一例外地充满了空缺和空白。艺术线索也呈现出多重和混乱的状态，传统小说的明晰和直白开始为模糊、歧义甚至晦涩所替代。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寻根文学”已经自觉开始了对于现实和政治惯性的偏离，当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在现代化焦虑中徘徊时，文学以“向后转”的方式完成了与现实、政治主潮的背离，并真正开始了对文学主体现代化的思索以及对独立文学品格的建树，在这里“寻根文学”既显示了其文化的自觉，又更显示了其艺术的自觉。而后者对新时期中国文学来说，显得尤其重要。
“寻根小说”之后，随着八五年之后新潮小说的崛起，中国新时期文学开始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自觉写作阶段。所谓自觉写作，是指作家在拥有了对于文学本体性和独立性的自觉认识，以及对于文学审美本性的建构冲动和主体能力之后的创造性写作活动。虽然，在中国特殊的文化语境中文学不可能完全摆脱现实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纠缠，但文学至少必须表现出挣脱这种种纠缠的充分自觉。正是在这个意义，我们才说新潮小说之后中国新时期文学进入自觉写作阶段。新潮小说的价值首先在于它是真正意义上的形式主义小说。我觉得，“形式主义”在新时期中国文坛得以提倡，其意义是非同寻常的，它是对于中国文学传统和意识形态传统的双重反抗。正是在形式主义的大旗下，中国文学开始轻松自在地脱离现实和政治惯性的裹挟，回归其本体写作之路的。也正是在“形式主义”大旗下，中国文学的许多经典命题，比如内容与形式的二分关系、小说“写什么”与“怎么写”的问题、“写实与虚构”的问题、“真实与想象”的问题，等等，全都在不同层次上遭受到了被解构和颠覆的命运。当然，革命总是要付出代价的，新潮小说在确立中国新时期文学全新的思维认知和表达模式时，也不自觉地割断了文学与现实、历史、时代的关系，不自觉地割断了文学与我们民族的精神传统的传承关系，人为地制造了文学的世界性与本土性和民族性之间的天然鸿沟，这使新潮小说仿佛成了开在中国土地上的“外来的花朵”，其营养不良，根基不深，也给新时期中国文学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其后，八十年代末的新写实小说和九十年代初的新生代小说都可视为是对于新潮小说的自觉超越和艺术修补，均是自觉写作的代表。就前者而言，它既没有回到文学的意识形态写作的老路，又很好地修复了文学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就后者而言，它既克服了新潮小说的现实失语症，又开始挣脱西方话语的束缚，尝试建立真正的个人话语。这些都无疑代表了中国文学回归本体的革命历程。
第二章中国新时期文学的转型路向（2）
二 从一元到多元：文化的多元性与意识形态的开放性
新时期之初，中国社会仍处于高度集中的意识形态规范之中，一元化特征非常明显。但随着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展开和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的实施，我国社会进入了“第二个五四时期”。一九七九年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全国社科界纪念五四运动的学术讨论会，周扬作了题为《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报告。他说，本世纪以来中国已经经历了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延安整风是第二次，目前正在进行的是第三次。还说：“总要有一批为了追求真理不怕牺牲的先驱者们，敢冒风险，冲破束缚思想的牢笼，坚持科学的新思想，才能划破那深沉的黑夜，迎接新时代的黎明。”“要允许自由讨论”、“科学无禁区”、“科学思想不能听命于‘长官意志’，不能少数服从多数”；“一切理论学说，包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都要不断通过实践的检验，才能够丰富和发展。” ① 而此时，中国社会的“奇理斯玛”中心也再次开始解体。如果说五四时颠覆的“奇理斯玛”中心是“王权”和“皇帝”的话，那么八十年代所要反叛的“奇理斯玛”中心则是“毛泽东崇拜”和专制的意识形态。中国当代社会随即被抛入一个巨大的“文化落差”之中，形成了主流意识形态、知识分子精英意识形态、市民民间意识形态三元分离的局面。中国社会实际上进入了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正如一本书中所写到的：“老实说，今天我们的国家已经呈现出多种声音并存的局面。所谓‘多种声音’，也就是说，大家今天谈论的不仅仅是所有人都能认定的思想，而且也包括了一些有争议的思想。即使对一些不合时宜，甚至明显对立的言论，也能够兼听包容，不再像二十年以前那样，‘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② 这本书还具体地描述了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即“主流的声音”、“教条主义的声音”、“民族主义的声音”、“封建主义的声音”、“民主的声音”。虽然，“奇理斯玛”中心的解体不过是“文化失范”的一种表述，但这种解体对于文学艺术却绝不是坏事。表面上中心价值体系的崩溃导致的是文化脱序、道德混乱，但殊不知这种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