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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的水利灌溉事业很发达。周春的《西夏书》提到共有六十八条大小渠道灌溉着九万顷土地。兴州是水利灌溉的中心，汉、唐以来就开始在这里兴修水利屯田。汉源渠长达二百五十里。唐梁渠长达三百二十里。其余支渠几十条，可以引黄河水灌溉。在灵州附近，有秦家、汉伯、艾山、七级、特进等五渠同兴州汉源、唐梁两渠相连。夏统治者很重视这些水利设施，役使民工整修了这些渠道，使它们互相沟通。甘、凉之间，也可乘祁连山雪水融化时，筑渠引河水灌溉。西夏文《天盛年改新定律令》载有夏国的灌溉制度，并严格规定了使用水利设施和使用水的办法（据克恰诺夫：《唐古特史纲》）。
西夏领域的扩大，很多是占领了宋朝一些经营农业的州县。继迁扩地至灵州时，就“籍夏、银、宥州民之丁壮者徒于河外”。以后对宋战事不断，凡俘掳的汉人，“勇者为前军”，“脆怯无他技者迁河外耕作”。所以兴、灵州等处居民，多是元昊时掳掠来的汉人。汉人在西夏农业居民中占相当比例，他们同党项劳动人民长期接触，特别是“沿边地区，蕃、汉杂处”，可以直接交流生产经验，使部分党项人逐渐熟悉农耕技术，转牧为农。所以宋人记载说，西夏境内，“耕稼为事，略与汉同”。
夏人使用的农具同宋西北地区大致相同。《番汉合时掌中珠》载有犁、铧、子耧、镰、锄、钁、枺ㄒ羟玵iān）、锹，还有碌碡、刻叉、车、碾、碓、常取Ｎ飨某て谑褂盟纬浞⒌呐├⒏莸钡氐钠蛉范ㄅ┦保谖飨奈睦嗍椤妒チ⒁搴！分杏泻鹤迮┳鹘诹畹募窃兀绨嗽绿摇⑵咸咽焓保鸵崭畲舐椋韭樽樱ビ汀！霸履茨瓯父藓门┚叩鹊龋ㄒ阅衾剑骸段飨挠镂难А罚�
夏国人民，包括从事畜牧业的蕃部人民，大多以农产品为主食。兴、灵一带，土地肥沃，水利发达，尤宜稻麦。其余地区，还种植大麦、荞麦、（音迷mí）、粟、豌豆、黑豆、荜豆、青麻子等作物。
西夏境内缺乏己耕的熟地，粮食不能满足食用的需要，因此夏国大力提倡开荒。由于可耕荒地多在宋、夏交界地区，往往要由西夏官方组织人力，在它保护下开垦。如宋麟州屈野河西，“田腴利厚”，元昊时开始插木置小寨三十余所，发动开垦寨旁之田。没藏讹庞执政对，甚至在耕获时派军队保护，发动几万人用耕牛开垦。梁乙埋执政时，夏人又侵耕绥德城生地。元昊以后，夏、未之间的战争常常因侵耕土地而起，原因主要是夏要扩大农田解决食粮问题。
西夏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除党项、汉人外，还有吐蕃、回鹘、鞑靼（塔坦）、交河等族，他们处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经济和文化生活各不相同。一部分经过收编、迁徙，同党项族溶合。据刘涣《西行记》记载，贺兰山西北，回鹘么啰王子，邈拏（同拿）王子原来部落甚盛，自被继迁破灭，其地遂成沙漠。甘州、沙州的回鹘，有自己的“可汗”，可以直接向辽、宋两国朝贡，相当于附庸的地位。其他各族，有的比党项族落后，如鞑靼经常掳掠各部，继续向奴隶制发展。有的著部本来是汉族，如“西凉蕃部，多是华人子孙，例会汉言，颇识文字。”（《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一）此外，长期从宋朝边州掠去的蕃部“熟户”，经济和文化也同汉族十分接近，他们同汉人一样，早已建立了封建的生产关系。吐蕃以及同吐蕃“风俗相类”的党项人，原是吐蕃王朝时期的奴隶或“奴部”。十世纪以来，吐蕃奴隶主受到奴隶起义的打击，“奴多无主，遂纠合为部落”。党项人迁往银、夏州等地后，在长期与汉族人民接触中，又发展了农业，不再以蓄养奴隶为主，而以剥削劳役地租为主了。
夏统治者经常发动战争，“一有征调，辄妨耕作，所以土瘠野旷，兵后尤甚”。为了事先备荒，夏人有“积粟”的习惯。宋元丰间对夏作战时，宋兵几乎每到一处，都发现他们有充足的”官、私窖谷”和粮草。这无疑只有国库和大地主才能有如此丰富的积储，劳动人民和士兵是没有份的。甚至战争发生时，士兵的粮饷也只是大麦、荜豆、青麻子之类。广大劳动人民遇有灾荒，常年吃不上粮食，要靠采集野生植物充饥，曾巩：《隆平集·西夏传》说：“春食鼓子蔓、碱蓬子，夏食苁蓉（音从容cōng róng）苗、小芜荑，秋食席鸡子、地黄叶、登厢草，冬则畜沙葱、野韭、柜霜、灰在子、白蒿、咸松子以为岁计”。
三、手工业
西夏的手工业以畜产品加工为其特色，如鞣皮、纺毛线、织造氆氇（音pǔlu）、毛褐（音贺hè）、毡、毯等。当时，这些手工业还没有从畜牧经济中分离出来，而是由牧民就地加工自己的畜产品。可是，夏国已有专门剪裁和缝制衣服的“裁缝”，可能也有专业的皮匠、织匠等，甚至在城市里还集中了一批熟练的工匠。元代初年，马可波罗曾途经额里合牙（即宁夏）的阿刺筛城，记载说：“这城里用骆驼毛制造驼毛布，为世界最佳美，白驼毛布是白羊毛做的，极精细，极好看。他们做出这种布很多。”由此也可想见西夏毛织业的水平。
早在十一世纪，西夏毛织品的产量就已可观。据说：“所产羊、马、毡毯，用之不尽，必以其余与他国交易”。成吉思汗初征西夏时，西夏就以特产的毛织品大量贡奉给蒙古人，请求罢兵。
夏国也有专业的木匠、泥匠、瓦匠、石匠、铁匠等，屡见于记载。夏州以东，国家设有铁冶务，以生产兵器为主。据榆林窟壁画，夏国已使用当时比较先进的竖式风箱。战甲经冷锻制成，坚滑光莹，为宋人所赞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二）。
一九七二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对宁夏银川市西贺兰山下的西夏王陵进行发掘。已发掘的夏神宗遵顼陵园，出土有各种石雕、金银饰、竹雕、铜器、铁器和瓷器的残片。这些出土遗物和王陵的建筑显示出西夏手工业在各方面的成就。石嘴山西省鬼城遗址和灵武县石坝还先后出土了瓷器和银器。
西夏王陵出土的金带饰
西夏王陵出土的镶绿松石鎏金银饰
盐州有盐池，盛产青白盐，质量甚好，夏国常用来与邻近的蕃、汉民交换米麦，生产规模很大，每年有畦夫数千人。青白盐生产是西夏手工业的重要部门。
西夏的手工业在民间怎样组织生产及生产关系如何，史料中都很少反映。但在国家管理下，的确有一批专业匠人从农、牧民中分离出来，成为国家作坊的官匠。夏景宗元昊时，就先后设置夏州铁冶务、茶山铁冶、酒务等。仁孝时，立通济监专司铸钱。据《天盛律令》记载，官府中还有制金司、织绢院、铁工院、木工院、纸工院、砖瓦院、出车院（造车）等，还有专门刻书的字刻司（见苏联《亚洲各族研究所简报》第六十九期）。这说明有许多手工工匠集中在官营作坊中，分工的专业性强，生产技术也决非不脱离农牧业生产的家庭手工业所可比拟。一九七五年，银川市西夏陵区的正献王墓出土丝织品残片，包括罗、绫、锦等多种。夏国曾经以“变革衣冠之度”为理由，遣使向宋朝求匠人，西夏国内当有不少来自宋朝的汉人丝织工匠。
西夏历朝建筑了许多宫室、佛寺、仓库、驿舍等等。德明定都兴州，即建造门阙、宫殿。元昊又在城内修避暑宫，“逶迤数里，亭榭台池，并极其胜”。晋王察哥、权臣任得敬，都有自己的园宅或宫殿。十一世纪末重修凉州护国寺感应塔时，碑文形容说，“众匠率职，百工效技，杇者（杇音污wū，泥瓦匠）、缋者（缋音会huì），画匠），是墁（音慢 màn，涂饰）是饰，丹雘（音护hù）具设，金碧相问，辉耀日月，焕然如新，丽矣壮矣，莫能名状”。这些建筑反映了西夏各种手工艺的技术水平。
四、商业贸易
商业贸易在西夏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继迁以前，党项人居住在银、夏之北，千里不毛，只能用池盐与边民交易谷、麦，羊、马及畜产品可供交换的也不多，贸易百货都要靠中原供应。宋太宗淳化四年（九九三年），为了压制继迁，采取“绝其青盐不入汉界，禁其粒食不及蕃夷”的措施。宋执行禁令几个月后，造成了意料不到的被动：一、沿边私市长期互通有无，禁后犯禁者更多；二、党项人得不到粮食，相率在边境掳掠；三、引起内属熟户不满，万余帐叛宋归附继迁；四、关陇汉族人民得不到食盐，也在境上“骚扰”。宋朝又只好解除禁令（《宋史·郑文宝传》）。此后，宋朝依据对夏斗争的需要，又多次实行禁盐和禁市的措施。
盐是宋朝国家垄断的商品，山西解县等地盐池的收入，是陕西财用的重要来源，而鄂尔多斯的“青盐价贱而味甘”，解盐不能同它竞争，所以宋朝最不愿意进口的是盐。德明屡次请求宋朝放行青盐，都遭拒绝。元昊同宋朝言和，首先就要求岁卖青盐十万石，也因为是他“数州之地，财用所出，并仰给于青盐”（《包拯集·论杨守素》）。而青盐又“出产无穷”（《宋史·孙甫传》），所以夏最需要出口的也是盐。宋始终不答应西夏销盐的要求，又无法割断沿边熟户与夏人历史的联系，边臣只好“宽其禁以图安辑”，只对汉户犯者处刑，但犯禁者始终不断（《韩魏公集·家传》）。盐的交易在民间通过私市进行。
德明继位，停止对宋作战，派遣使臣商谈同宋朝恢复贸易。一○○六年（真宗景德四年），宋朝正式允许通市，宋朝官方的货品单中，收购的有驼、马、牛、羊、玉、毡、毯、甘草、蜜、蜡、麝脐、毛褐、羱羚角、砂、柴胡、苁蓉、红花、翎毛等。输出的有缯、帛、罗、绮、香药、瓷器、漆器、姜、桂等。德明每年派人以羊、马在边界与宋人贸易，规定按交易数量为赏罚，有时还杀死贸易不力的使人（《东坡志林》）。
宋朝缺乏战马，需要买进西夏的马。一○四五年，宋仁宗出内藏库绢二十万匹买马于府州、奇岚军。一○五五年，又以银十万两买马于秦州。以后岁以为常。西夏因战争的消耗，有时也要向吐谷浑及其他党项人买马。德明卖马给宋，元昊说：“以马资邻国，已失计矣”。不过并未禁止输出马。
宋朝输出的商品中，粮食是大宗，但主要通过沿边农、牧民物物交换的方式进行。茶也是大宗，大多通过岁赐和交换马的方式输出。西夏很需要宋的金属品（铜、铁、锡、钱币等），但宋朝常加限制。
西夏同宋贸易有多种形式。一种是通过进贡的形式。夏以名义上称臣的方式，向宋进贡马、驼等，换取宋的回赐。一○○六年，宋朝一次赏给德明银万两、绢万匹、钱二万贯、茶二万斤。元昊称臣，宋的岁赐达银七万二千两，绢帛等十五万三千匹，茶三万斤。这实际上是一笔数字巨大的贸易。德明派进奉使赴东京，同时要求购买所需货物，实际上是以进奉为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