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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出律去后，直鲁古才有所悔悟，下令召奥斯曼等加强戒备。撒马尔干的奥斯曼拒绝西辽的命令，与花刺子模联合反辽。这时，屈出律也早已和花刺子模相勾结，双方派使者往来联络，约定穆罕默德算端从西面进军，屈出律从东面进军夹攻西辽。直鲁古派兵三万攻打奥斯曼，获得胜利，进驻撒马尔干。屈出律便集结兵力在东部发动叛乱。直鲁古不得不自撒马尔于撤军，分兵攻打屈出律。花刺子模的穆罕默德乘机发兵进驻撒马尔于，并与撒马尔干合兵进攻西辽西部的重镇塔刺斯。西辽在塔刺斯大败，守将塔延古被俘。八刺沙衷也投降穆罕默德。当直鲁古的大军返回八刺沙衮时，居民闭城拒守，苦战十六日。西辽结集各地兵力攻城，用大象抵毁城门。攻下后，辽兵大肆杀掠，四万七千人被杀，抢掠财物无数。马哈穆德泰下令西辽军把掳获品一律交出，各军不服，纷纷叛乱。辽军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屈出律得知西辽军乱，便乘机迅速进兵，出其不意，获得大胜。直鲁古被围投降。一二一一年，屈出律篡夺了西辽王位，奉直鲁古为太上皇，皇后为皇太后。两年后，直鲁古病死。屈出律沿袭辽朝制度，仍号西辽（黑契丹）。但花刺子模和撒马尔干一带都已不再为西辽所有。
屈出律篡夺西辽后，对西辽的各族居民进行了残暴的统治。他首先派兵进攻阿力麻里，并派遣军队驻扎在喀什喀尔、和间、叶尔羌等地，镇压当地的人民。拉施德记载说：“他每年都派遣军队到这方面的一些回教徒住地去放毒和焚烧谷物。由于他们的收获连年被毁，人们缺少粮食，陷入了绝境”。“在每一个合惕忽答（家长）的住宅中，都安置了一名士兵住宿。”屈出律凭借军事暴力强迫这些地区信奉伊斯兰教的居民改奉佛教，并改穿辽朝契丹人的服装。屈出律的暴政遭到各地人民的反抗。一些反抗的教士被残酷地处死。
西辽在屈出律统治下，前后经过了七年。一二一八年，蒙古军队由者别统率，向西辽进攻。屈出律这时正在喀什喀尔城中，听说蒙古军来攻，即慌忙逃跑。蒙古军下令，各地居民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从而赢得了伊斯兰教居民的支持，各地居民奋起杀死住在各家的西辽兵士。西辽可散城八思哈管民官易思麦里投降蒙古，为者别作先锋，引蒙古军追击屈出律。屈出律逃到巴达哈伤的撒里黑昆山谷，被蒙古军捕杀。喀什喀尔、和闻、叶尔羌等地相继投降，归于蒙古（元朝）的统治之下。
辽朝自九一六年阿保机正式建国，前后经过了三百零二年的历史过程，在一二一八年最后灭亡了。
第三节 辽代的经济与文化
（一）经济概况
契丹族原来在满河流域以渔猎为生，进而经营畜牧。辽朝建立后，又在汉族的影响下，逐步发展了农业生产，出现了工商业的繁荣。上节已经叙述过契丹社会制度的变革，下面只说契丹、汉族等各族人民在各个部门的生产状况和商业贸易。
一、渔猎畜牧
渔业 契丹旧居潢河、土河间，四时捕鱼。冬春之际，江河水冻，有凿冰钩鱼法。辽朝一代，一直沿用。宋人程大昌《演繁露》记载道宗时在达鲁河（长春河）钩鱼的情况。大意是：达鲁河东连大海，正月结冰，四月解冻。钩鱼时，先使人在河上下十里间用毛网截鱼，不让鱼跑掉。在河面凿四个冰洞，叫做冰眼。三个冰眼凿薄不透冰，从这里观察鱼的动静。一个冰眼凿透，准备钩鱼。鱼在冰里日久，遇到有出水的地方，一定要来伸头吐气。等鱼到冰眼，用绳钩投去，没有钩不中的。另有一种夜间罩鱼法。辽圣宗时，宋朝的使臣宋缓来辽，听说圣宗在土河上罩鱼。在河冰上凿冰眼，举火一照，鱼都来凑集，垂下钩竿，很少能跑掉（《宋会要稿》，又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天禧五年）。
辽朝历代皇帝也经常在达鲁河或鸭子河（混同江）的春捺钵钩鱼。捕获头条鱼后设宴庆祝，称“头鱼宴”。这种捕鱼法，长久流传。元朝时，张德辉至肿胸河（胪朐音卢居lu jū），当地居民说，河中有三四尺长的大鱼，春夏秋都不能捕得，到冬天可凿冰捕获。（《塞北纪行》）直到现在，我国北方某些地区仍然沿用凿冰钩鱼法。据《北史·室韦传》记载，室韦族曾有过凿冰入水“网取鱼鳖”法。凿冰钩鱼的生产方法当是契丹劳动人民的一个创造。
射猎 《唐书·契丹传》说：契丹“射猎，居处无常”。契丹建国后，仍旧长久保持狩猎生产（《辽史·游幸表序》）。契丹妇女，自后妃以下，也都长于骑射，和男子一起田猎。按照季节的不同，大体上是，春季捕鹅、鸭，打雁，四五月打糜鹿，八九月打虎豹。此外，也射猎熊、野猪、野马，打狐、兔。狩猎以骑射为主，辅以其他方法。如射鹿：在鹿群必经之地洒上盐，夜半鹿饮盐水，猎人吹角仿效鹿鸣，把鹿引到一起，聚而射之，叫做“舐梗｛同碱）”，又叫“呼鹿”。射鹿历来是契丹狩猎生产中的一个重要部门。《北史·契丹传》记北朝时契丹风俗，父母死三年后收尸骨焚烧，祝告说：“若我射猎时，使我多得猪（野猪）鹿”。东丹王倍善画契丹人物射猎，有千鹿图为宋朝所得。辽庆陵壁画，也画有鹿的形象。捕捉鹅、雁、野鸭等飞禽，多利用饲养的鹰鹘，特别是产于东北的海东青鹰。辽朝每年都要到女真等部捕捉或强索海东青饲养。辽帝春捺钵捕鹅，先由猎人找到有鹅的地方，举旗帜为号，周围敲起扁鼓，把鹅惊起，然后放鹰捕捉，鹅坠下后，用刺鹅锥刺死，举行“头鹅宴”祝贺。春捺钵以海东青捕头鹅，带有多少固定的典礼性质。一般契丹猎人，当只是饲鹰捕捉飞禽，鹰是他们生产中的助手。契丹人又用豹作助手，驯豹捕兽。宋绶至契丹，看到引出三个豹，很是驯服，在马上依附契丹人而坐，狩猎时用它来捕兽。（《宋会要稿》）陕西乾县近年发现唐章怀太子墓壁画《出猎图》，画一骑射猎人，背后一驯豹蹲坐马背，随行出猎。又一猎人，背后豹不驯，猎人在马上回视，怒目挥拳。唐武后时，陆续收编契丹流散部落，任用契丹降将（如李楷固、李光弼）。唐人的驯豹猎兽，很可能是从契丹传来。唐壁画的情景当近似于契丹的情景。
畜牧 畜牧业是辽朝契丹的主要生产部门。《辽史·营卫志》说：“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败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辽代契丹仍是随水草放牧，即所谓“马逐水草，人仰湩酪”（湩音冻dòng）（《辽史·食货志》）。但各部落实行地区性统治后，除战马外，分地以牧，各有多少固定的“分牧”地区。放牧的牲畜以驼、马、牛、羊为主。骆驼用以载运物资，也用来拉车（沈括：《熙宁使虏图抄》）。牛用来载物、拉车（迁徙有毡车，运载有大车，送终拜陵用牛车），兼供乳食。羊主要供取皮毛和肉食。马是主要的牲畜，所谓“其富以马，其强以兵”（《辽史·食货志》）。契丹射猎、放牧、交通、作战都不能离开马匹。《辽史》记载牲畜价格，分驼、马、牛、羊四等。但在牲畜中，马和羊数量最多，也最重要。述律后对辽太宗说“我有西楼羊马之富”。羊和马从来是契丹牲畜财富的代表。早自契丹建国前，历代贵族对北方游牧族作战，总要大量掳掠牲畜。建国后，被征服的各族也要每年把一定数量的牲畜进贡给辽朝。对外掳掠所得，分赐作战将士。因而牲畜的占有有官、私之分。私有数量的多少，又有了贫富之别。辽朝封建制确立后，各部出现的大批贫民，主要当是贫苦的牧民。官有的牲畜拥有极大的数量。据《辽史·道宗纪》：道宗时“牧马著息，多至百万”。辽朝在各地区设有“群牧使司”、“马群司”、“牛群司”等各级官员管领。边地各族历年进贡的牲畜，大概即由驻在当地的群牧官就地管理，因而天祚帝亡前，西北边地仍拥有大批的马群。大石西行时，西北各族进献马、驼、羊等大批牲畜，奠立了辽朝西迁和重建的基础。
二、农 业
辽太祖阿保机采韩延徽策，安置俘掳的汉人在北地从事垦艺。此后，各投下州的汉族人民，也务农耕作。契丹封建制确立后，又出现了租种契丹、奚贵族田地的汉人佃户。九八二年，景宗诏：“诸州有逃户庄田，许番汉人承佃，供给租税”（《宣府镇志》）。宋苏辙使契丹，在中京南见奚人役使汉人佃户，有诗云：“奚君五亩宅，封户一成田，故垒开都邑，遗民杂汉佃”（《栾城集》）。据《契丹国志》记载，辽时中京一带的奚人也已从事耕种。契丹本族人民经营农耕，当始于太宗得燕云之后。《辽史·食货志》记辽朝建国前匀德实已“相地利以教民耕”。这一传说如果包含有可信的成分，当也只是个别地区的原始的耕作。太宗时才有开垦农田的明确记载。九三九年，以乌古居地水草丰美，命五院六院两部的瓯昆、乙习本、斡纳阿刺等三石烈人迁居到这里。次年，又给予海勒水一带地为农田，从事耕作。又诏有司教民播种纺绩。九四六年，诏“敢伤禾稼者，以军法论。”（据《辽史·营卫志》。同书《食货志》记述有误。）圣宗过藁城，见乙室奥隗部妇人种黍已熟，派人帮助收割，可见契丹部落中确已有部分居民参加农耕，但在契丹族的整个的经济生活中，还不如牧业的地位重要。到道宗时，农业耕作才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道宗派耶律店古率部在炉胸河边垦田，收获后即移屯镇州。耶律唐古在镇州连续十四次获得丰收，积粟几十万斛。马人望为中京度支使，到任半年，经营得法，也积粟十五万斛。东京道的咸、信、苏、复等五十多城，都设置了和籴仓；果陈籴新，允许百姓借贷，收息二分，各处所积不下二三十万石。《辽史·食货志》说：“辽之农谷，至是为盛”。
燕云十六州的汉人地区是辽朝农业的基地。辽朝统治者多次下诏募民垦荒，开辟农日。九九五年，准许昌平、怀柔等县百姓开垦荒地。九九六年，募民耕种滦州荒地，免租赋十年。一○八九年，辽道宗赐给山西灵丘一所庙宇山田一百四十多顷。这个事实说明山区也已大批开辟了山田。
辽朝农作物，燕云地区仍以稻、麦为主。九八七年，李仲宣撰《枯唐寺创建讲堂碑记》说，蓟州“地方千里，籍冠百城，红稻青粳，实鱼盐之沃壤。”一○六四年，道宗下令禁止南京百姓决水种植粳稻。天柞帝时，燕京“稻粱之属，靡不毕出”。蓟州三河县北乡有寺庄一所，景宗乾亨（九七九——九八三年）以前，垦田三十顷，其中种麦一千亩，都是上等的好田。
辽朝在农耕方面也有所创造。宋朝派往辽朝的使臣王曾记述他所看到的情形说，自过古北口，居民都住 草房板屋耕种，没有桑拓等树木，因为怕吹沙壅塞田地，种地都在垄上。《辽史·食货志》也说：辽地多半是沙碛，三时多寒，春秋要及时耕种收获，种黍要因地势高下，与中原不同。辽朝在北方风沙地带，因地势高下在坎上作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