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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地（一六四二——一七一八年），号榕村，福建安溪人，官至大学士。崇信程朱，深受康熙帝知遇，秉命编纂《朱子大全》等书，并撰有《周易通论》、《榕村语录》、《榕村全集》。认为性就是诚，而圣贤之学就在于诚，但要达到诚，必须惩怨窒欲，迁善改过。
张伯行（一六五一——一七二五年），字孝先，河南仪封人，历官福建巡抚、礼部尚书。撰著《困学录》、《正谊堂文集》，辑《伊洛渊源录》，学术宗旨是“主敬以端其体，穷理以致其礼，躬行以践其实”（《国朝学案小识》卷二），自身并要求他人按照理学的道理去实践，避免“溺于”词章的杂学，强烈反对阳明心学。
朱用纯（一六一七——一六八八年），号柏庐，昆山人，拒绝博学鸿词科征聘，终身教村学，著《愧讷集》、《治家格言》、《大学中庸讲义》。教育学生“学问在性命，事业在忠孝”（《国朝先正事略》卷二十九），主张按程朱宣扬的知、行并进。他每天早晨拜家庙，接着读《孝经》，教人孝弟友爱。其《治家格言》，在社会上影响很大。
方苞（一六六八——一七四九年），号望溪，安徽桐城人，曾因戴名世案获罪。康熙时入直南书房，雍正时为内阁学士，主持编纂《一统志》等书。乾隆帝即位，奉命选定《明制义》及《国朝制义》，颁于学宫。应试的制义（八股文），多以方苞为宗。方苞本人也撰八股文，以宣传理学思想。著《礼记析疑》、《春秋通论》，主张一切依照天理行事，要象程朱那样，一刻也不背离天理准则。友人王源批评程朱迂阔，没有经世致用之才。方氏力为朱熹辨说，是理学的积极维护者。有《方望溪先生全集》行世。
三、独树一帜的颜、李学派
在程朱理学再次被提倡而风靡于士林之际，河北地区出现了力斥程朱的颜、李学派。他们的学说仍尊孔孟，但力倡实用，与理学处于对立的地位。
颜元（一六三五——一七○四年），字易直，号习斋，河北博野人，终生教学、行医，著《四存编》、《四书正误》、《朱子语类评》、《习斋记余》。
颜元早年信重程朱，中年之后一改初衷，以尊孔学反理学为使命，宣称“今抑程朱而明孔道，倘所学不力，何以辞程朱之鬼责哉”（李塨《习斋先生年谱》）。作《朱子语类评》，指责朱熹之失误，“自欺欺世”，“把人引上述途”。痛斥周敦颐的主静之说：空谈性命诚静，不讲事功。他说，如果“杨墨道行，无君无父”，那么“程朱道行，无臣无子”（同上），因为信仰理学的人不能致君主于安全，致国家于富强。
颜元力倡经世致用之学，强调实践，因号“习斋”。他主张“实文、实行、实体、实用，率为天下造实绩”（《四存编·存学编》卷一）。他的社会政治理论是“七字富天下”，垦荒、均田、兴水利；“六字强天下”，人皆兵、官皆将；“九字安天下”，举人才、正大经、兴礼乐。他认为行政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均田，否则，“教养诸政俱无措施处”（《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七）。均田，富民不乐意，颜氏认为不应顾卹富民，因为“天地间田，宜天地间人共享之。应顺彼富民之心，尽万人之产给一人所不厌也，王道之顺人情固如是乎？”（《四存编·存学编》）颜氏具体提出均田的方案，设某甲有田一千亩，分给十九家农夫，各五十亩，这十九家向甲交租，甲死而止，若某甲之子贤而仕，仍收地租。这当然只是一种难以实现的空想，但反映了他已模糊地看到土地占有关系和地主与佃农的剥削关系是当时社会的症结。
颜元的学生李塨（一六五九———七三三年），字刚主，号恕谷，河北蠡县人，著有《周易传注》、《大学辨业》、《恕谷后集》。师承颜元的观点，反对理学、心学，重视实用，讥刺理学家：“高者谈性天，撰语录，卑者疲精死神于举业，不惟圣道礼乐兵农不务，即当世之刑名钱谷，亦懵然罔识，而搦管呻吟，自矜有学。”（《恕谷后集·书明刘户部墓表后》）还批驳朱熹“理在事先”之说，指出“离事物何所为理”，反映了朴素的唯物思想。
（三）汉学的昌盛
程朱理学由于清初诸帝的提倡而成为官方哲学，在政治思想领域，理学的伦常观成为全社会的统治思想。但在学术研究领域，与宋学对立的汉学，却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蔚为显学。汉代的经学，原有古今文之分。清人所谓汉学，主要是指以考订辨释经书本义为指归的古文经学。广义的汉学，则包括了历史、音韵、文字、训诂、金石等等领域中的考据之学。汉学注重实证，因而又被称为朴学。本节所述，主要是经学中的汉学，其他学术，将在另节论述。
清人阮元编辑《皇清经解》，收集清初至嘉庆时的经学家著述，凡一百五十六人。其中绝大多数是乾隆、嘉庆时人。经学中的汉学在乾嘉时臻于极盛，并不是偶然的。这是因为：（一）清初倡导程朱理学，宣扬伦常以巩固统治。但程朱性理之学已经走到了绝路。顺康时代诸儒，只能祖述旧说，陈陈相因。如从性理上与程朱立异，在政治上为清廷所不容，在学术上也难于再有所创新。康熙帝也说：“读书人少读性理者”（《圣祖实录》卷二九一）。性理之学已然日暮途穷，令人生厌。经学要求得发展，势须另辟新径。（二）明末以来，一些学者“弃宋复汉”的倾向，为汉学的复兴开拓了新路。明清之际，顾炎武、黄宗羲等人都已开始从事实证之学。事实越来越表明，以考据辨伪的方法对经书重加订证，据音韵文字学的研究对经义重加解说，是一条足以纵横驰骋的广阔的新途。（三）清初不断兴起文字狱，雍正时对文士的镇压，愈益严厉。学者为避免文字之祸而不敢多谈时政。考据经义的汉学正好适应了学者避世治学的需要。汉学在这样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得到了发展。
一、清初汉学
清初顺康之际，油尊程朱，但仍有一些学人继承梅、陈步、黄宗羲等人的辨伪考异之学，成为乾嘉时期汉学的先驱。著名的学者有万斯大、阎若璩、胡渭等人。
万斯大（一六三三——一六八三年），浙江鄞县人，字充宗，学者称褐夫先生。与弟万斯同受学于黄宗羲。万斯同传史学，万斯大传经学。黄学主张穷经必先明礼。万斯大精研三礼，著《周官辨非》、《仪礼商》，指出《周礼》、《仪礼》多有疑问，怀疑是后人伪托。黄宗羲称赞他治学“非通诸经，不能通一经，非悟传注之失，则不能通经”（《万充宗墓志铭》）。万斯大博通诸经，订正了历来传注中的许多失误。他的治学方法对汉学的发展，很有影响。
阎若璩（一六三六——一七○四年），字百诗，山西太原人，出身于盐商之家。自幼研习经史。一六七九年（康熙十八年），曾应博学鸿儒科试，不第。自二十岁时读《尚书》，即怀疑古文尚书的真伪。积三十年之力，著成《古文尚书疏证》八卷。从古文尚书的篇数、篇名、字数、书法、文例等方面，证明东晋梅所献是后人伪造。列举书中矛盾错俟一百二十八条，均确凿有据。古文尚书是宋代理学家信奉的经典。阎若璩继梅之后，推翻了古文尚书，也就推倒了理学家据以著论的根基。阎若璩曾参与撰修《一统志》，并撰《四书释地》，对四书中的地理名物典制，多有考释。顾炎武曾以所撰《日知录》求正于阎氏，阎氏改定数条，又成《日知录补正》一书。平日所撰考论文字，有《潜邱札记》六卷传世。
胡渭（一六三三——一七一四年），浙江德清人。他继朱谋玮之后，著《易图明辨》，试图揭示“河图”、“洛书”的真象。朱熹作《周易本义》，采取宋初道士陈持之说，列出“河图”、“洛书”，认为龙马、神龟驮出“河图”（《周易》）、“洛书”（《尚书·洪范》），宋儒所讲的理、气、数、命、心、性，都由此衍化而来。胡氏说：“河图之象，自古无传，何从拟议”（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一）。他认为《诗经》、《尚书》、《礼记》、 《春秋》不可以没有图，而《周易》本身就有六十四卦、二体、六驳之画，这就是图，那里还再要什么图。他经过考证，指出宋代的“河图”、“洛书”之说与唐代以前的记载全不相合，是陈抟、邵雍所编造，从而否定了程朱理学家关于《周易》的理论基础。胡渭又著《洪范正论》，驳斥五行灾异之说。著《禹贡锥指》，经过详密的考订，画出四十七幅地图，使水道山脉分明。又因汉唐以来河道不断变化，与《禹贡》所载大不相同，曾考察历代黄河冲决改流的历史，并提出治黄的设想。可见，他也留意经世致用，并非全然埋头考据。
二、吴派汉学
乾隆时期，经学研究正式形成以“复汉弃宋”为宗旨的汉学。学者辈出，著述繁富。由于治学方法有异有同，又形成为以江苏元和人惠栋为首的吴派和以安徽休宁人戴震为首的皖派两大流派。
惠栋（一六七七——一七五八年），字定字，祖父惠周惕、父惠上奇（一六七一——一七四一年），都是经学名家。惠栋研究《易经》三十年，撰著《易汉学》、《易例》、《周易述》及《九经古义》等书。惠氏认为，汉朝人对经书的理解接近原义，魏晋以降，诸家的解释都不免背离经义，明确主张恢复汉学。《周易述》是汇集汉儒虞翻、荀爽、孟喜、郑玄诸说，以反对晋人工弼、邹湛的说解。又撰《明堂大道录》和《禘说》，认为汉人卢植《礼记注》明堂即是太庙，与灵台、辟雍在一起，是对的，晋人袁准的说解，是根本不懂古制。惠氏继胡渭之后，在所著《古文尚书考》中，再次指出东晋梅的《古文尚书》为伪作，应相信汉人的《尚书》。惠氏在所撰《左传补注》一书中认为，汉人郑玄关于《周礼》、韦宏嗣关于《国语》的著作，是采取了先儒旧说，并有自身的见解，而晋人杜预《春秋集解》的一些说法，与前儒相去甚远。
惠栋的著述多是收集汉儒旧说，经过考订以论证其可信，不在哲学义理方面抒发己见。这种学风，逐渐成为吴派不同于皖派的最显著的特点。吴派传人有惠栋弟子江声、余萧客以及名儒钱大听、王鸣盛等人。
江声（一七二一——一七九九年），号艮庭，元和人。广泛搜集汉儒关于《尚书》的解说，为《古文尚书》二十九篇作注，撰成《尚书集注音疏》，“利正经文，疏明古注”（《国朝先正事略》卷三十六），成为阎若璩、惠栋以后，《尚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江声也致力于古文字之学，辑录汉儒佚说，以图恢复古义。
余萧客（一七二九——一七七七年），长洲人。与江声同时受学于惠栋。经惠栋指点，自诸家经解及史传类书中广泛辑录唐以前解释经书的古说，虽片语单词，均加收录，成《古经解钩沈》三十卷，使吴派学风得到进一步发扬。
王鸣盛（一七二二———七八八年），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