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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
中国和西方国家的贸易，无论是海上或者陆路，都在逐渐扩大。由于中国自给自足经济的抵抗力，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输出，在数量上和扩展的速度上，受到一定的限制。西方国家的商人把他们的欲望得不到满足的原因，归咎于清王朝的人为障碍。然而，这二百年中，不但贸易量在不断扩大，而且和贸易发生联系的金融活动，包括汇兑和放款，也有所发展。通过贸易和金融的势力，西方国家逐渐取得贸易的支配权。这在广州的贸易中，特别显著。
一、贸易的扩大及其限度
中俄之间的陆路贸易，在恰克图通商以前，主要在北京进行。当时俄国商队一次携带的货物，多的可以达到几十万卢布。康熙四十一年（一七○二）的一次商队，所载公私货物共达二十二万三千三百二十卢布，被称为后来商队的榜样。雍正五年（一七二七）恰克图开市以后，边界贸易逐渐取代北京的贸易而有比较明显的增长。开市初期，每年贸易额不过一两千卢布，不到二十年，增加到五、六十万卢布。从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至嘉庆十年（一八○五）的五十年间，每年贸易额由八十多万卢布增加到一千一百余万卢布，年增长率达到百分之五点四。至于恰克图条约规定的另一互市地——粗鲁海图，在恰克图互市以前，是中俄交通要道，原来就有小量贸易。互市以后，转不及恰克图便捷。因此，始终没有什么发展。
在中俄陆路贸易中，沙皇和他的宠臣们，获得了巨额的利润。康熙三十八年（一六九九），由沙皇直接组织的一个庞大的商队，在北京以价值一千卢布的俄国货物换来中国货物，在俄京以六千卢布出售，一转手间，获得巨利。十八世纪初期担任西伯利亚总督的沙皇宠臣噶噶林，由于非法参加这种贸易，“他的亲戚朋友，一个个都发财致富”。在恰克图的边界贸易中，中国出口的大黄，在十八世纪四十年代，每普特二十卢布，等到俄国商人运至西欧，则平均以二百○八卢布出卖。而俄国大宗出口的皮毛，在十八世纪五十年代，给俄国商人常常带来百分之二百至三百的高额利润。
中俄贸易，也为沙俄政府提供了平均线以上的关税收入。在一七六○至一七七五年间，中俄贸易在沙俄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百分之七点三和八点三，而关税收入则达到百分之二十点四和三十八点五。
关于海上贸易，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起，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止，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贸易额，由五百五十万两，上升到二千二百六十万两。七十年中，增加了大约三倍。这个时期，老的殖民主义者——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已逐步走向衰落，后起的英国，则有比较迅速的扩展，并且很快地居于主要的地位。在十七世纪初东印度公司成立以后的七十年间，英国对东方的出口，增加了将近十二倍。它在中国海上对外贸易中的比重，在十八世纪中期，已占百分之五十以上，到十九世纪初期，则进一步达到百分之八十左右。美国也是后来居上。它的商船首次进入广州，是在一七八四年，八十年代后期，它对中国的贸易额，平均每年不过四十五万两，而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初，则超过了五百万两，不到五十年，增长了十倍以上。老殖民主义国家则每况愈下。十九世纪初，当英、美两国的贸易总额达到三千多万元之时，荷兰在中国的贸易，没有超过一百万。西、葡两国则更加衰落。其他西方国家如法兰西、丹麦、瑞典等国，也有商船开来中国，不过他们的贸易，始终不占重要地位。下面是进入广州港口的西方国家船只及其吨位的变动数字。
这个时期中外贸易上的主要商品，在中国出口方面，以丝、茶、棉布为主。十八世纪二十年代以前，丝的出口居于首要地位。二十年代以后，茶叶开始取代生丝成为首要出口商品。进入三十年代，中国手织的所谓南京市开始出口，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成为仅次于茶、丝的重要出口商品。这三项商品的出口额，茶最高的一年达到四十万四千三百二十担（一八三二），丝最高达到九千九百二十担（一八三三），南京布最高达到三百三十五万九千匹（一八一九）。在出口的总值中，这三项出口一般占百分之八十以上。
进口商品以毛织品和棉花为大宗。毛织品的贸易开始于十七世纪八十年代，最高的贸易额曾经达到三百六十万两（一八○八）。棉花贸易在十八世纪初年才开始试探，最初不过千担左右，但发展迅速，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最高达到五十万担，价值约达四百万两，超过了毛织品。这两项都是英国对华输出的主要商品，在贸易总值中，一般占百分之七十以上。
西方国家从对华贸易中，获得大量的利润。中国茶叶的出口贸易，是英国政府收入和东印度公司利润的一个重要来源。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它除了每年给东印度公司提供一百万至一百五十万英镑的利润以外，还给英国国库提供三百三十万英镑的税收。生丝出口贸易，同样使英国商人获得优厚的利润，十八世纪九十年代，一担生丝在广州的出口价格为二百八十八两，而给英国商人提供的利润，在扣除一切费用以后，还净余一百四十四两。也就是说，利润率为百分之五十。美国商人也从中国的出口贸易中，获得优厚的利润。中国的货物在纽约销售售价可以达到在广州的购买成本的四倍以上。费城的中国贸易的先驱基拉德，从他在广州的贸易中，积累了大量的资本。他投资于地产和公共工程，投资于银行和保险公司，投资于铁路和航运企业。在十九世纪初年，他已经自有船只十八艘，其中有八艘专门从事中国的贸易。这样优厚的利润，在美国顿时引起了一阵阵的“中国狂热”。
西方国家在对中国的出口贸易中，也能获得很高的利润。康熙三十八年（一六九九），一只载货共值五四七五英镑的英国商船，在广州成交以后，净得一万二千英镑，相当于购货成本的百分之二百二十。有的商品的盈利，是十分惊人的。乾隆四十四年（一七七九），英国商人在美洲西海岸以六分钱换来的一张皮毛，在广州标价百元出卖。香料贸易，也是如此。康熙二年（一六六三），荷兰商船在福建推销香料，毛利在百分之二百五十至三百之间。嘉庆四年至五年（一七九九至一八○○）间，英国运到广州的香料，售货收入相当于资本的百分之三百五十。有一次东印度公司在安位的代理人以两千○七十六元购买的香料，在广州得价八万二千一百四十六元，相当于货本的四十倍。尽管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大班抱怨什么贸易条件的苛刻，但是伦敦的总部“却是单单靠了他们对华贸易中的利润来支付他们股票的利息”。
虽然如此，西方国家的经济力量，在这个时候还不足以打开以自给自足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中国市场。
当时贸易额最大的英国，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平均每年从广州运出茶叶将近二十六万担，生丝将近八千担。但是，它用什么东西来换取中国货物，一直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他们的机制产品，并没有获得中国人的普遍接受。一直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土产的南京布，无论在质地上和成本上，都优于曼彻斯特的棉布”。这个时候，英国人所消费的中国手织土布，超过中国人所消费的英国机制棉布。尽管他们在中国出口的丝茶贸易中获得巨额的利润，他们在向中国出口的个别商品如香料、皮毛，也能获得高额的利润，但是他们的出口大宗一一毛织品，为了换取丝茶，在十九世纪以前，一直是赔本出卖。在英国所有的对华大宗出口中，唯一能在中国获得一定销路的是棉花。但是，广州进口的英国棉花，几乎全部来自印度。作为英国殖民地的印度所产的棉花，虽能部分地解决中英贸易平衡问题，但总的形势是：英国除了最后以白银支付以外，别无其他弥补贸易差额的手段。这在十八世纪八十年代棉花成为主要出口商品以前，尤其如此。从十七世纪中以至十八世纪上半期，所有英国经营对华贸易的商人，都不得不携带大量白银到中国来购买货物。东印度公司船只的货舱，白银经常占三分之二至四分之三乃至百分之九十以上。十八世纪中，每年输入中国的白银数量，一般都在四、五十万两之间，最高达到一百五十万两。
在这种情况下，西方侵略者不择手段，用毒害中国人民的鸦片走私，来改变贸易上的逆差。
输入中国的鸦片，主要来自英国殖民地的印度。这个毒品之可以用来弥补英国对华贸易的逆差，在十八世纪的三十年代，就已经引起垄断中英贸易的东印度公司的注意。七十年代初，英国殖民政府在印度实行鸦片专卖，实际上，它是用来专销中国。在实行专卖以后的第十年（一七八三），输华鸦片至少在二十万两以上。一八一四年，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权除茶叶外，其他一律向散商开放，给英国的鸦片走私贩予以强烈的刺激，对华鸦片出口立即猛增至二百五十万元的空前数字。等到一八三四年东印度的特权全部取消，对华贸易完全向英国私人企业开放以后，鸦片走私又有进一步的增长，不到五年，就达到二千五百万元的新高峰。
美国在和中国发生贸易关系后不久，就进行走私漏税活动。最先来中国的山茂召，就极力宣传鸦片可以“走私而又极其安全”。从十九世纪开始，“在广州的美国洋行，无一不经常做这个买卖”。他们究竟输送多少鸦片到中国来，始终是一个秘密，因为从一开始，他们就是使用走私的办法。根据显然是缩小了的公开记载，在一八○五年刚开始的时候，全年的输入量是一百○二箱，也就是一百担左右。二十年以后（一八二七），这个数字就变成一千二百担至一千四百担。十九世纪初，鸦片走私还只占美国对华出口商品价值的一小部分，到了二十年代之末，它就一跃而几乎相等于其他所有出口商品价值的总和。
这样迅速膨胀的鸦片走私，实际上是在武装保护下明目张胆地进行的。在美国的鸦片飞剪船上，从刀剑枪矛到大炮重武器，一应俱全。走私贩子，根本不把中国缉私兵船放在眼里。英国大鸦片贩子恰和洋行的鸦片走私船，甚至疯狂到轰击巡查鸦片走私的中国水师船只。对于这种行径，怡和洋行的老板查甸却无耻地说，这是“最安全和最有绅士气派的投机生意”。
鸦片走私的确给大英帝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的“绅士”们带来了巨额的利润。十九世纪初期，英国走私到中国的鸦片，每箱成本为二百至二百五十元，在广州出帐卖，所得利润达到四百至五百元。三十年代中，一个美国鸦片贩子以每箱二百五十元的价格收购鸦片，在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