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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连州农民萧成生于康熙五十五年（一七一六）向谢祁借银五两四钱，言明作为本银六两起息，利率每月八分，过了三年，萧成生即因无力偿付本利，被迫到谢家做工，以工偿债。但是月息八分的高利贷，把萧成生滚剥得始终逃不脱谢祁的手掌。一年以后，他的债务不但没有减轻，反而增加到十七两六钱。萧成生无力还债，只得连同妻子黄氏一起出卖给谢祁家“准折为奴”。按照谢祁的折算，萧成生夫妻两人身价只合银十二两，还积欠本利银五两六钱。对于这笔结余债务，谢祁强迫萧成生之弟萧辉生承担。到了康熙六十一年（一七二二），又滚成为十八两。于是谢祁通过索债，又将萧辉生夫妇连同他们的儿子三人“准折为奴”，并且以价银二十一两，将萧辉生一家三口出卖，除抵充债务本息外，还净赚三两额外收入！马克思说：以劳动抵债的人“不但终生是债务人，即债权人的被强迫的劳动者，而且这种关系还得要传到家庭和后代子孙的身上。”对萧成生来说，这种关系，不但传到他的家庭和后代子孙身上，而且使他们的遭遇比他更加悲惨和黑暗。
和债务雇佣相类似的，还有所谓“典当雇工”。它的内容，可以用典当契约中的八个字加以概括，即“银无利息”，“人无工价”。在这里，代表典价的“银”，是雇工进入雇佣关系之前向雇主息借的高利贷，雇佣期间的“工价”，抵作高利贷的“利息”，而雇工的人身，则成为高利贷的抵押品。所谓“银无利息”，是以“人无工价”为前提的。雇工一天偿付不清本银，就得作为债务抵押品为雇主进行无偿劳动。显而易见，这是高利贷与雇佣关系结合得最紧密的一种奴役制度。这种形式的奴役，有的甚至耗尽被奴役者一生的劳动时间。乾隆元年（一七三六），在黑龙江一对农民夫妻的典当契约中，规定出典时间，竟达二十年之久。
和典当雇工相类似的，又有所谓“年限女婿”。他是被雇主配以婢女的雇工。其所以称为“年限女婿”，就是在做了“女婿”以后，还要为雇主工作一定的年限，亦即所谓“议有年限，为之力作”。显然，雇主配雇工以婢女，是以雇工无偿为雇主力作一定年限为代价的。在这一点上，年限女婿和典当雇工是相同的。不同的仅只是：这个无偿的力作，在典当雇工那里是为了支付高利贷的利息，而在年限女婿这里，则是为了支付他的妻子的身价。当然，也有连身价还要在无偿力作之外，另行支付的。康熙年间，在江西抚州出现的一张年限女婿契约就规定，这个年限女婿在无偿力作之外，还要“备礼金二十两”，为他的妻子“异日赎身”之用。
不论债务雇佣、典当雇工或者年限女婿，他们都是没有自由可言的。他们的身份地位，都是低人一等的。债务雇佣下的雇工，在债务清偿以前，子子孙孙都脱离不了债主的奴役。同样，典当雇工在契约规定的典当期内，也没有辞工的自由。如果限内逃匿，抓住以后，要挨三十大板。一直到清王朝的末年，典当雇工的身份，还被认为“界在奴、雇之间”。至于年限女婿，那更是等而下之。他不但在规定“力作”的年限以内没有自由可言，即使年限已满，也并不能保证享有“自由劳动”的权利。往往是工限满后，“仍行羁摩，乃或絮妇言归，辄指为逃仆”。
事实上，不但这种特殊的债务雇佣、典当雇工和年限女婿是处于低人一等的地位，就是一般所谓雇工人，他们的身份地位，也与平民不同。在明清两朝的法典中，凡是被称为“雇工人”的，他们和雇主之间的关系，就具有“主仆名分”的关系。而一旦套上了这种关系，雇主和雇工在法律面前就表现出极端的不平等。譬如雇主打死“雇工人”，罪止徒刑三年；而“雇工人”哪怕只是打伤雇主，就要受到绞监候的判决。不仅如此，在这种主仆关系中，雇主被赋与“家长”的地位，“雇工人”的劳动报酬，被看作是雇主对他的“恩养”。“雇工人”除了遵守“国法”以外，还必须遵守雇主的“家法”。雇主对“雇工人”施行“家长”的权力，得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
明清法典中关于“雇工人”的范围，是在不断变化的。总的趋势是“雇工人”的范围，在逐渐缩小，而脱离人身隶属关系的雇佣在逐渐增加。在万历十六年（一五八八）明律的新题例中，对“雇工人”的范围，第一次作了比较明确的规定。根据这个规定，属于“雇工人”这个范畴的，是“立有文券，议有年限”的长工，至于“短雇月日，受值不多”的短工，则不再属于“雇工人”的范畴，获得了在法律上与雇主平等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短工得到了人身隶属关系的解放。
万历十六年以后，“雇工人”的涵义，又有一些变化。到乾隆五十三年（一七八八）纂修律例，对“雇工人”条例作了新的规定以后，就不再有大的变动。五十三年的新条例规定：凡受雇眼役之人，“素有主仆名分者，无论其有无文契、年限，均以‘雇工〔人〕’论；若农民佃户、雇情耕种工作之人，并店铺小郎之类，平日共坐共食，彼此平等相称，不为使唤服役，素无主仆名分者，亦无论其有无文契、年限，俱依凡人科断。”这个条例虽然把有主仆名分的雇工，一律定为“雇工人”，但只要是农民佃户所雇的耕种工作之人，则不论其是否立有文契、议有年限，亦即不论是短工或长工，均一律当作“凡人”看待。至于在有主仆名分的那一部份雇工中，基本上又是受雇于地主、议有年限、立有文契的长工。至于短工，一般并无主仆名分，因此，这个条例，实际上是在短工之外，又解放了一部分长工的“雇工人”身份。当然，那一部分受雇于地主、素有主仆名分的长工，是连法律上的解放也谈不上的。
法律条文上的变化，无疑是实际生活中雇佣关系变化的反映。现存的清代档案文件表明：在乾隆初期，有的农业雇工在受雇时，明确声称：“止做种田生活”，不做杂役。（乾隆六年六月初三日广西巡抚杨锡级题）至迟在乾隆中期以后，民间的农业雇佣中，雇主与雇工同坐共食，平等相称，并无主仆名分的雇佣关系，已经普遍存在。这些雇佣绝大部分出现在“农民佃户雇倩耕种工作”之中。这些雇佣中的雇主，主要是前面提到的那些只雇工一、二人，同时自己也与雇工“一同力作”的富裕农民或佃农。他们虽然“耕褥收获，均倩人力”，但自己也是“终岁勤劳”。（李象鹍：《平价禁囤议》）他门和雇工之间的关系，虽然比较“自由”、“平等”，但是他们手中还没有建立资本关系所必需的“最低限额的单个资本”。他们和雇工之间的关系还不可能建立真正的资本关系。而那些雇工较多的地主，根据乾隆五十三年的条例规定，则反有可能与雇工继续保持封建的“主仆名分”和封建奴役。因此，整个说来，在清代的农业中，封建的雇佣关系，仍然居于统治的地位。
当然，随着封建社会内部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清代的农业中，也像在手工业中一样，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在某些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特别是在经济作物比较集中的地区，出现了雇工经营规模较大的租地富农。前述四川、广东甘蔗产区，山东、广西产烟区和安徽、福建产茶区的农业雇佣，基本上属于这一类型。其中如福建茶山的租种者，大多是外来的商人，他们“既出山租，又费资本”（《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卷一），一家的资本达二、三十万两，雇工多至百余人，其地位和租地农场主颇相类似。乾隆时期，在粮食作物的土地上，也出现了类似的情景。乾隆中期以降，皖南徽州地区在新引进的包谷的种植上，就出现雇工租地的富农经营。其中有的雇工达十余人，有的预租一二十年，交租银数百两。（乾隆四十七年九月二十三日安徽巡抚萨载题，明清档案馆藏刑科题本；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道宪杨懋怡查禁棚民案稿》）。有些租地经营者还兼具手工业主的身份。如广东合浦就出现过租佃土地雇工种植甘蔗，同时又设置糖坊，熬糖发卖的租地经营者。（乾隆十七年三月十八日，刑部尚书阿克敦题，明清档案馆藏刑科题本）在这些经营中，可以察觉到资本主义萌芽的破土。但在整个农业中，它所占的比重还是微不足道的。
第二节 赋税与财政
明末农民起义对封建王朝进行了猛烈的冲击。清王朝建立以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在经济上和财政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经济上的措施主要是扩大耕地，恢复生产（见上节）。财政上的措施则是所谓“轻徭薄赋”，“与民休息”。
清王朝的额定财政收入，在开国初期每年为一千四百余万两，与明朝万历以前的岁入，约略相当。顺治后期，增加到近两千万两。其后逐步增加，康熙时期已超过三千万两，到乾隆时期则突破四千万两，较顺治时已增加一倍以上。而实际的开支，则远远超过这些数字。顺治后期，额赋收入还不到二千万两，兵饷支出已增至二千四百万两，全部收入支付军费，尚不足四百万两。康熙平定三藩之后，军饷支出仍达一千四百万两。乾隆一朝的经常军费支出，每年多的达一千八百多万两，少的也在一千五百万两以上。（经济研究所抄档，俸饷（十七）（一）一九七）临时的军事开支，则又倍蓰于此。包括多次不义战争在内的所谓乾隆“十全武功”，每次耗费都是盈千累万。嘉庆一朝，镇压农民起义的军费支出，就达到两亿一千万两，为前所未有。一次战争，等于消耗了国家五年的财政收入。
这种局面的存在和继续，必然使赋税正额不足以应付王朝的需要。特别是乾隆一朝，既要应付日益增加的庞大开支，又要维持国库充盈的虚假体面，于是日益乞灵于正额以外之加派。而加派手法之恶劣以及对人民负担和整个经济所造成之严重影响，都是十分突出的。
在清王朝的各项税收中，田赋（包括漕粮）收入约占四分之三，盐课、关税及其他杂税收入约占四分之一。名义上课税的主要对象是地主和商人，但在实际征收中，主要的负担，落在农民以及其他劳动者和小生产者的身上。地主和商人，特别是其中的豪绅地主和大商人，在这个政权下面，有各种途径逃避应征的课赋。
（一）清王朝的“轻徭薄赋”政策
清初的所谓“轻徭薄赋”政策，主要有以下几项措施：一、蠲免明末加派；二、新增人丁永不加赋；三、摊丁入地；四、蠲免钱粮。这四项中，前两项被认为是直接减轻人民负担的积极措施，摊丁入地是进一步使人民的财政负担趋于合理化，而普免钱粮则是在减轻人民财政负担的基础上的额外优惠。
一、关于蠲免明末加派
所谓明末加派，是指万历未至明亡二十多年间为应付辽东战争和镇压农民起义而对田赋、关税等的加征，包括所谓辽饷、剿饷和练晌的加派。摄政王多尔衮说，这是要取消“厉民最甚”的“前朝弊政”。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