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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五至十册)-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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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诋毁王安石——北宋末,钦宗即位,就下诏说:“今日政令,唯尊奉上皇诏书,修复祖宗故事。群臣庶士。亦当讲孔孟之正道,察(王)安石旧说之不当者,羽翼朕志,以济中兴。”随即起用程颐最得意的门生、程学的继承人杨时,作右谏议大夫兼侍讲、国子祭酒。杨时立即上书攻击王安石,说“今日之祸,实安石有以启之。安石挟管、商之术,饰六艺以文奸言,变乱祖宗法度”,请钦宗“毁去(王安石)配享(孔庙)之像,使邪说淫词不为学者之惑”。钦宗下诏罢去王安石孔庙配享,改为从祀。当时太学生多崇信王安石的学说,纷纷起来反驳杨时。御史中丞陈过庭等也上疏对杨时进行弹劾。杨时终于在反对声中被罢免。
  高宗刚一建立南宋小朝廷,就又起用杨时为工部侍郎兼内殿侍讲。一一三一年八月,秦桧拜相的第二天,追赠程颐直龙图阁。高宗在制书中称赞程颐是“老师大儒”,“自得于正心诚意之妙”,“高明自得之学,可信不疑”,又攻击王安石等变法派是“曲学阿世”:说褒显程颐,是为了表明“上之所与,在此而不在彼”。范宗尹为相,高宗对他说:“人欲明道见礼,非学问不可”,“正心诚意,率由于此”。范宗尹说:“人主尤以此为先务”。吕颐浩、秦桧作相,高宗又对他们说:“人主之德,莫大于仁。”吕、秦说:“圣学高明,以诚、仁二者治心,修身、正家、齐天下有余裕矣。”高宗大力提倡“正心诚意”的程学,崇信程学的儒生都得到任用。士大夫想作官得利禄,便“托其说(程学)以自售”。一时程学大兴,成为作官的捷径。
  在高宗和范宗尹、秦桧等倡导下,程颐的门徒,展开了对王安石的围攻。宋朝以科举取士,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在太学生和青年文士中有着广泛的影响。钦宗时杨时曾奏请销毁“三经新义”,这时又写出《三经义辨》,从学术上向王安石进攻。一一三五年,杨时病死。高宗特诏褒杨《三经义辨》,又赐其家属银二百两、帛二百匹,作为对杨时反王安石的酬赏。攻击王安石的另一个办法,是篡改历史。高宗任命范冲(范祖禹子)重修《神宗实录》,杨时也著《熙宁日录辨》,对王安石变法的历史事实肆意篡改。再一个办法,是对王安石进行人身攻击。代表作就是邵伯温(邵雍子)的《邵氏闻见录》。邵伯温假托苏洵的名义,伪造《辨奸论》,说邵雍听到杜鹃的叫声,就预测到王安石作相“天下将乱”。邵伯温还编造说:王安石平日不梳头,不洗脸,前生是个獾(音欢huān),儿子王雱死后下了地狱等等。以荒唐的谩骂,对王安石肆意诋毁。
  高宗、杨时等加给王安石的最大罪状是:徽宗、蔡京的亡国和宋朝的南逃,都是由熙宁变法造成的。这当然是自欺欺人。明代的陈汝锜曾反驳说:今史牒具在,凡蔡京所逢迎,“蠹国害民非一政,然何者为熙宁之政?”凡蔡京所交结,如童贯、李彦、梁师成、朱勔、王黼、白时中、李邦彦等等,“何者为熙宁之人?”高宗集团把徽宗、蔡京的亡国,归罪于王安石变法,显然是想借以掩盖投降逃跑的罪责,继续苟且偷安。
  控制将帅——高宗狼狈逃窜过程中,不得不允许抗金将帅“便宜从事”。将权日重,就又引起高宗的疑忌。一一三○年五月,崇奉程学的御史中丞赵鼎奏说二“祖宗于兵政最为留意”,“太祖和赵普讲明利害,著为令典,万世守之不可失。今诸将各总重兵,不隶三衙,则民政已坏”。“是祖宗之法,废于陛下之手”。高宗会意,下侣限制将帅转移财用和任免官员的权力。六月,又以宰相范宗尹兼知枢密院事,废除南逃时设立的御营司。北宋以来,政治和军事分立两府。仁宗以后,宰相不兼枢密。高宗用宰相兼领军事,说是为了“收兵柄,一赏罚,节财用”。中书舍人季陵又上奏说:“张浚在川陕,区处军事,安置从臣。偏于太专”。一一三一年二月,翰林学士汪藻上“驭将三说”,大意说:“诸将过失,不可不治”;将领只能听命,不应参预谋划,议论政事;“自古以兵权属人久,未有不为患者”,“不早图之,后悔无及”:他建议“渐销诸将之权”,能驭将才能“弭盗’”‘遏敌”。高宗既要依靠诸将镇压人民起义和抗御金兵,又担心将领功高权大威胁他的统治,陷于难以解决的矛盾当中。北宋建国之初,太祖收兵权,意在防止割据,反映了中央集权和地方割据之争。南宋建国之初,主降的文臣力求控制主战的将帅,意在防止将帅专权抗敌,实质上是反映了投降派和抗战派的斗争,和北宋初的收兵权,性质完全不同。高宗对金朝“且守且和”,对将帅且用且疑,处在重重矛盾之中。
(三)钟相、杨太等领导的农民起义
  南宋小朝廷自重建以来,面对金兵的南侵,从河南逃到江南,从江南逃入大海,不惜对金朝屈辱妥协,只求荀安江南,压迫人民大众。广大农民陷入金兵掳掠,官军抢夺,官府、地主加紧压榨的重重迫害之中。一一三一后,江西安抚大使未胜非描述他所看到的情形说:“来自桂岭,陆行一千七百余里至临江军,所见道上居民及近路村落:自入衡州界,有屋无人;入潭州界,有屋无壁;入袁州界,则人屋俱无。”遭受残酷掠夺的广大农民,不断举行起义,以反抗南宋的黑暗统治。
钟相、杨太起义
  一一三○年春,洞庭湖畔的鼎州爆发了钟相领导的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
  鼎州武陵人钟相领导的起义军原来曾是一支人民抗金队伍。一一二七年春,高宗在南京(商丘)号召各地军兵“勤王”。钟相组织义兵三百人,由钟相子钟昂率领,赶到南京,拥戴高宗反抗金兵的南侵。高宗决策南逃,便又下令将各地前来“勤王”的义兵遣散,要他们“归元来去处,各著生业”。钟昂率领的义兵亲眼看到高宗小朝廷妥胁求降的面目,归来的途中更看到各地官军、盗军的劫掠情景。钟相并没有按照高宗的意旨解散回乡的队伍,而是继续结集,结寨自保,并设置旗 帜器甲,作起义的准备。荆南一带不断遭到宫军和盗军的蹂躏。一一三○年初,金兵攻陷潭州,大事掳掠后,屠城而去。孔彦舟乘机收集溃兵,占据荆南和鼎、澧诸州,并利用钟相在民间的威信,诈称是“钟相民兵”,四处窜扰。在这样的形势下,钟相毅然举起武装起义的旗帜,号召抗拒孔彦舟的盗军。鼎、澧、荆南各地的人民纷纷响应,农民起义的烈火点燃了。
  早在起义的二十多年前,钟相就在武陵一带利用宗教作工具,联络组织农民,宣传反抗思想。史书记载,钟相利用的宗教是不同于佛、道的“左道”。很有可能,这就是方腊起义时利用过的摩尼教。方腊起义失败后,摩尼教仍在各地农民群众间秘密流传,成为他们相互联络、准备起义的工具。宋朝统治者不断下令禁止,对。“事魔”的农民严厉镇压。起居舍人王居正向高宗报告说:“方腊以前,法禁尚宽,而事魔之俗,犹未至于甚炽。方腊之后,法禁愈严,而事魔之俗愈不可胜禁。”“自方腊之平,至今十余年间不幸而死者,不知几千万人矣。”宋朝统治者们,在向金兵屈膝求降的同时,不惜大规模地屠杀“事魔”的农民,宋朝杀人越多,反抗的力量越大。自温州、台州、衢州、徽州、严州、信州以至河南的信阳军、河北的沧州、清州,南到两广、福建,到处都有摩尼教的秘密起义组织。钟相发动起义的荆湖一带,早在唐代宗时,荆州就建有大云光明寺,是摩尼教的一个传布中心。
  长期形成的钟相农民军是一支有组织、有训练的队伍。钟相自称“有神灵与天通,能救人疾患”。向农民宣传说:“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早在五代时,南唐诸佑利用“左道”组织农民起义,就曾提出“吾能使富者贪,贫者富”的口号。钟相继承诸祐和王小波的口号,更加明确地提出“等贵 贱,均贫富”的平等、平均思想以反抗官僚、地主的封建统治。“人法”(人教)的民众,分财互助,团结一致,又有自己的武装,有效地抵制了官军和盗军的骚扰。洞庭湖周围各县的广大农民,自备干粮,络绎不绝地到武陵投拜“人法”,尊称钟相为“老爷”或“天大圣”。一些士大夫也到这里来避乱。
  但是,一一三○年二月钟相发动武装起义后,并没有停留在宗教组织的范围。钟相立即建立国号大 楚,钟相称楚王,钟昂为太子,立年号天战(一作“天载”),建置将相官属。起义军宣布宋朝的国法是“邪法”。焚烧官府、寺观、庙宇和“豪右之家”,镇压官吏、僧侣、道士、巫医、卜祝以及跟广大农民结有仇隙的地主富豪。夺取官僚地主的财产还给农民,称为“均平”。起义军的行动,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说这是“天理当然”。
  钟相在武陵发动起义后,鼎州武陵、桃源、龙阳、沅江,澧州澧阳、安乡、石门、慈利,荆南枝江、松滋、公安、石首,潭州益阳、宁乡、湘阴、安化,峡州宜都,岳州华容,辰州沅陵,各地农民群众纷起响应。起义的烈火燃遍了十九个县的广大地区。钟相派出一支农民军攻打桃源县城。知县钱景持率领保甲兵丁来镇压起义,农民军杀钱景持,大败宋兵。两日后,钟相军又攻克澧州,杀宋守臣黄琮,胜利进入州城。
  来势迅猛的钟相起义,震撼了南宋王朝。孔彦舟叛军勾结鼎州的地主豪绅,占据鼎州。南宋小朝廷便任命孔彦舟为荆湖南北路捉杀使,让他去镇压钟相起义军。南宋驻守鄂州的宣抚司访察使李允文,派遣统领宫安和统步兵入益阳,统制官张崇领战舰入洞庭湖,张奇统水军入澧口,分道镇压起义。
  孔彦舟看到不能以战取胜,便另生诡计,向起义军散布说:“爷(农民军称钟相为“爷”)若休时我也休,依旧乘舟向东流”,假装无意决战。一面又派人到钟相处,请求“人法”,做打入起义军内部的奸细。钟相没有识破诡计,农民军中混入了内奸。一一三○年三月,孔彦舟军大举进攻,奸细作内应,起义军兵败。钟相、钟昂父子在山谷中被当地一个地主捉住。孔彦舟将钟相父子押送朝廷处死。钟相发动起义仅仅一个多月,便英勇牺牲了。
  南宋王朝处死了钟相,却无法扑灭已被钟相点燃的起义烈火。洞庭湖畔各地的起义农民,在青年领袖杨太领导下,展开了更大规模的持久的战斗。
  杨太是随钟相“入法”起义的一位青年农民。当地称兄弟中最小者为“么”,因此又亲切地叫他“杨么”或“幺郎”。钟相牺牲后,杨太和农民军首领杨广、夏诚等领导一支农民军占据龙阳县继续战斗。农民军沿洞庭湖分立寨栅,组成了八千人的队伍。
  一一三○年六月,宋朝调任知荆南府程昌寓(音宇yǔ)去鼎州,任鼎澧路镇抚使,镇压起义。程昌寓途经龙阳县境,随从官吏和仆从们上岸掠夺民间财物。杨大部下的水寨首领谢保义,立即指挥起义军出击,缴获了他们在各地搜擂的金银财帛等赃物,程昌禽只身逃回公安县,改由陆路绕道到鼎州。程昌寓到任后,指挥官军进攻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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