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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处死尹嘉铨后，特发布“明辟尹嘉铨标榜之罪谕”。说：“朕以为本朝纪纲整肃，无名臣亦无奸臣”，“乾纲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亦社稷之福耳。”乾隆帝提出的这个新论点，是说清朝的统治，一切决定于皇帝，如果“社稷待名臣而安之，已非国家之福。”皇帝英明，就不需仰赖“名臣”，也不会容纳“奸臣”。臣下都不过是效忠于他的奴仆。尹嘉铨要求崇列这些奴仆，自是乾隆帝所不能容许的。
以上文字狱，是一七五七年（乾隆二十二年）至一七八一年（乾隆四十六年）二十余年间几桩影响较大的案件。其中大多数是乡里文士的语言文字的疏失被加以悖逆不法的罪名，并非确有反满的思想和行动。尹嘉铨身列九卿而遭显戮，也只是由于请求表彰他的父祖和名臣，更没有什么反清思想可言。但崇显名臣，却触犯了乾隆帝的忌讳。乾隆帝不断处置文字狱，是要以暴力镇压的手段，强制汉人臣民文士对满洲皇帝绝对效忠和安分，而绝不容许任何不忠或不敬。但文字狱兴起，却又带来了难以预料的后果：（一）仇家告讦。乾隆帝严治文字之罪，不逞之徒因而摘引文字告讦仇冤之家，借以报复私仇，夺取私利。随着文字狱的迭兴，社会上到处出现了诬告之风。（二）官员严处。乾隆帝查处文字狱，经办的各级官员往往以失察得罪，遭到严厉的处治，轻者革职，重者流放或处死。官员们畏罪，不得自安，遇有告讦，即从重审理，以求免祸。此类冤案从而更为泛滥。（三）师友株连。文字狱起，例需查抄家藏书稿、诗文、书信。一人在案，曾为撰写序跋、碑传、唱和诗词以至书信往来的师友，往往横被株连，祸从天降。文字狱迭起，广大文士惴惴不能自保，造成社会上人心动荡。以上这些现象日益严重，势将反转来摇撼清朝的统治。面对这一形势，乾隆帝不得不多方收敛，以稳定人心。一七八一年（乾隆四十六年），福建海成县人周铿声挟嫌诬告在籍知县叶廷推纂辑县志“载入碑传诗句，词语狂悖。”巡抚杨魁上奏。乾隆帝查阅，认为“俱系剿用腐烂旧句，原无悖逆之处”，命依诬告律，将周铿声“严示惩创”。一七八二年（乾隆四十七年），湖南龙阳县监生高治清刊行《沧浪乡志》，被告“语句狂悖”。署巡抚李世杰奏请究治。乾隆帝传谕：乡志“不过无识乡愚杂凑成编”，“若俱如此吹毛求疵，谬加指摘，将使人何所措手足耶？”同年，安徽巡抚谭尚忠奏报已故贡生方芬诗集中有“蒹葭欲白露华清，梦里哀鸿听转明”句，请将其孙依大逆律治罪。乾隆帝认为，诗句“虽隐跃其词，有厌清思明之意”，但还不是“公然毁谤本朝”，“若必一一吹求，绳以法律，则诗以言志，反使人人自危。”谕令“毋庸办理”。（以上俱见《清代文字狱档》）乾隆帝亲自连驳数案，使官员严处、仇家告讦之风有所遏止。风靡一时的文字狱，渐趋平息。但就在此前后，又兴起了禁毁书籍的浪潮。
二、禁毁书籍的浪潮
乾隆朝在迭兴文字狱的同时，又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查禁时人著述与藏书，先后延续了十余年之久。
早在一七六九年（乾隆三十四年），乾隆帝阅钱谦益所著《初学集》、《有学集》等书后，说“其中低谤本朝之处不一而足”，传谕各督抚在各地查缴销毁。钱谦益是明末清初文坛巨擘。叛明降清后，因病乞归，死于家中。所著文集在各地流传甚广。乾隆帝怒斥他“大节有亏”，“不足齿于人类”，令各地不得再遗留片简。销毁钱书，是焚毁书籍的开始。大规模禁毁书籍，大体上是和《四库全书》的编纂同时进行。一七七二年（乾隆三十七年）正月，乾隆帝即曾传谕直省督抚学政，广泛搜访民间书籍，汇送京师。“在坊肆者或量为给价，家藏者或官为装印，其有未经镌刻只系钞本存留者，不妨缮录副本，仍将原书给还。”（《高宗实录》卷九○○）次年初，安徽学政朱筠上疏，请将《永乐大典》中分在各卷的佚书，分别辑录校阅。乾隆帝诏谕依经、史、子、集四库分类辑出，流传已少者先撮要旨进呈。随即开设四库全书馆，以大学士刘统勋、于敏中等人为总裁官，在全国范围内，搜采遗书，编纂以四库分类的图书总集《四库全书》（参见另章）。乾隆帝诏谕各地督抚，以半年之限，采进民间藏书，若因循搪塞，惟该督抚是问。又诏谕两江总督与江、浙巡抚，就江浙著名藏书家和坊间书贾中搜访进呈。私人进献藏书，将来仍与发还并给予奖励。进书五百种以上者，赏内府所藏《古今图书集成》一部，百种以上者赏给内府刊印《佩文韵府》一部。各地进呈私献书籍不下万余种。
乾隆帝广泛征求已刻未刻书籍，包含着查检“违碍”的目的，即所谓“寓禁于征”。但文字狱迭起，各地官民多有顾虑，不敢将稍涉违碍者进呈。一七七三年（乾隆三十八年）八月，乾隆帝降旨明确规定收缴禁毁。传谕各地督抚，“其或文字触碍者，亦当分别查出奏明，或封固进呈，请旨销毁；或在外焚弃，将书名奏闻。”明末野史“必有诋毁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稗官私载、诗文专集，有诋毁者，也不准隐匿流传。各省已经进到之书，交四库全书处检查，有关碍者，撤出销毁。并令派员传谕藏书家，如有不应存留之书，即速交出。此后若再有存留、有心藏匿，罪在不赦。（《高宗实录》卷九六四）同年十一月，再次降旨，收缴销毁“明末国初悻谬之书”。禁毁书籍，逐渐形成浪潮。一七七五年（乾隆四十年）闰十月，一七七六年（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乾隆帝一再谕令严厉查缴“违碍”书籍，查禁的范围也越来越扩大。
一七七八年（乾隆四十三年），乾隆帝渝令四库全书馆拟定“查办违碍书籍条款”颁布，规定了查禁的范围和处理办法。
全毁——全部销毁的书籍，称为全毁。所谓“诋毁本朝”、“语涉狂悖”的清人著作、文集，原在全毁之列。条款规定的销毁范围，还扩大到前代的著述。明万历以前各书，涉及辽东、女真，语有违碍者，销毁。明代各书载及西北边外部落，语涉偏谬者，销毁。为了扼制汉人反满思想，甚至对宋人关于辽、金，明人关于元代的记述，“议论偏谬尤甚者”，也拟销毁。书籍内容并无违碍，但作者在清朝得罪者，如钱谦益、吕留良、金堡、屈大均等人的著作，也一律销毁。一七七六年（乾隆四十一年），乾隆帝在上谕中说：“其人实不足齿，其书岂可复存！自应逐细查明，概行毁弃。”历朝文字狱之起，是因诗文著述中有狂悖字句而罪及其人，又因其人得罪。而焚毁其所有的文字著述。因书罪人，因人毁书，加以彼此株累，禁毁数量极大。
抽毁——即抽出违碍字句，部分销毁。门各为目，人各为传的著述，将其中有违碍的门、传抽毁。选编的奏议、科举对策之类，如明经世文编、明状元策等书，将其中有违碍者抽毁。钱谦益、吕留良等获罪者的诗文被录入他书或被人援引者，摘出抽毁，从原版内铲除。如此等等。历年被列入抽毁之书，多达四百余种。
删改———在上引乾隆帝历年谕旨和“条款”中，还有对原作删改的规定。一七七六年（乾隆四十一年）的上谕中提到明人所刻类书边塞、兵防等门，可删去数卷或数篇，或改定字句。“他若南宋人书之斥金，明初人书之斥元，且悖于义理者，自当从删；涉于诋署者，自当从改。”一七七八年（乾隆四十三年）颁布的“条款”中，也提到“凡宋人之于辽、金，元明人之于元，其书内记载语句乖戾者，酌量改正。”（《办理四库全书档案》）删改的范围也极广泛，甚至被认为“非斯文正轨”、“词意媟”、“有乖雅正”以及所谓“乖触字句”等，都可酌改。被收入《四库全书》而又经过删改的书籍，不计其数。往往面目全非，与原义乖违。
除以上这些专制而愚蠢的规定外，乾隆帝还先后实行了两项虐政。
改译古史——和乾隆帝下谕搜访遗书约略同时，一七七一年（乾隆三十六年）十二月，乾隆帝又命改译辽、金、元三史中的音译专名。一七八二年（乾隆四十七年），改译完成。乾隆帝亲自作序，说：“辽、金、元三国之译汉文，则出于秦越人视肥瘠者之手，性情各别，语言不通，而又有谬寓嗤斥之意存焉。”三朝“汉人之为臣仆者，心意终未浃洽”，所以“必当及此时而改译其讹误者。”（乾隆帝《御制文集》二集卷十七）所谓“改译”，即将三史中契丹语、女真语和蒙古语的人名、地名、部名、制度专名等，都依照清代满语汉译的方法，修改译字，换成新的译名。结果造成极大的混乱。乾隆帝却认为这是他的一大功绩，在序中说：“是则吾于辽、金、元三代，实厚有造而慰焉。”查禁书籍和编修《四库全书》时，又将改译的办法加以推广。大抵自宋人以至明清人著述中有关契丹、女真、蒙古的译名，也都按三史的办法予以改译。改译中又因断句错误、缺少知识和漫无准则，而错上加错，给读者带来极大的干扰。如果说乾隆帝删改“违碍”字句是为了箝制反满思想，用满语译名改译其他民族的古史，则全属无知且愚昧了。
查禁戏曲——乾隆帝在大规模查禁史籍、诗文等书籍后，又进而对民间戏曲予以查禁，一七八○年（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谕旨中说：“因思演戏曲本内，亦未必无违碍之处。如明季国初之事，有关涉本朝字句，自当一体饬查。至南宋与金朝关涉词曲，外间剧本往往有扮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