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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为皇太后祝寿之年，虽然国库仍尚充裕，但连年水旱，各省已多有灾荒。十一月初，两江总督尹继善就奏报说：“上下江节年偏灾，赈贷平祟，动用不货。统计缺额米，上江五十余万石，下江一百余万石。”（《高宗实录》卷四○二）两江是最为高产的地区，这时也受灾缺粮。但这年春夏，帝后巡游江南，冬季又大办祝寿庆典。各地的负担是沉重的。督抚向帝后的贡献，自是来自州县，州县又攫括于民间。皇室奢靡，上行下效，不仅助长了浮华之风，也促使官吏的贪贿勒索，随之日益加剧，难以遏止。
三、究治朋党
乾隆帝即位后，倚用老臣鄂尔泰、张廷玉掌管朝政。鄂氏与张氏家族，多居官位。外姓臣僚也争相依附。乾隆帝曾一再告诫，防止朋党的形成。鄂尔泰于一七四二年（乾隆七年）获罪，一七四五年（乾隆十年）病死。张廷玉也于一七五○年（乾隆十五年）遭到乾隆帝贬斥后休致。但朝臣中相互攻讦和相互援依之风已渐形成。乾隆帝也对满汉臣僚渐多疑忌，时加防范。鄂尔泰死后次年，其侄鄂昌任广西巡抚，奏请将鄂尔泰列为广西名宦入祀，遭到乾隆帝的驳斥。一七四七年（乾隆十二年），乾隆帝令督抚大臣举贤自代。鄂昌举荐广西布政使李锡泰，说他“堪膺封疆之寄”。乾隆帝说，他曾召见过李锡泰。李锡泰痛贬前任广西巡抚托庸的坏处，极力称赞鄂昌居官的好处。现在鄂昌又来举荐李锡泰，这怎能避免党同朋比之嫌？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初，乾隆帝还在诏谕中说起，张廷玉当年乞休时，曾奏称史贻直曾说他不宜配享太庙，请求保证。史贻直是在单独奏对时说过这样话的。张廷玉怎么会知道？这能说没有揣摩朋党之风么！又说，南巡时准令兵部尚书梁诗正解职归乡，奉养老父，就有人怀疑，说是因汪由敦排挤而去。倘使汪由敦能在朕前排挤梁诗正，何以不能救护张廷玉？这不是很明白么！又下谕说：“徇情曲庇，即是党援门户之渐。昔皇考洞悉此等陋习，大加振刷。如查嗣庭、吕留良诸案，实足以挽颓风而励名教”。“倘以日久渐弛，复萌故智，将来如有似查嗣庭、吕留良不法之案，朕亦非不能执国宪以警奸顽者。诸臣其苦均之。”（《高宗实录》卷四八一）乾隆帝此谕，向诸臣发出警告，表明他也将惩治查嗣庭案一类的事件。果然，这年二月，便有胡中藻、鄂昌狱兴起。
江西新建人胡中藻，一七三六年（乾隆元年）殿试考取进士，鄂尔泰为会试正考官，因而自称为鄂尔泰门人，入为内阁学士。得到鄂尔泰的赏识，被视为“昌黎（韩愈）再世”（《履园丛活》一）。他在诗中也说是“记出西林（鄂氏出西林觉罗氏）第一门”。鄂尔泰死后，胡中藻出为陕西学政。一七四八年至一七四九年（乾隆十三年至十四年），出为广西学政。奉调回京，后解任归江西。鄂昌于一七四八年（乾隆十三年）调任江西巡抚，旋调四川巡抚、甘肃巡抚。一七五○年（乾隆十五年）署陕甘总督，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调江西巡抚。一七五二年（乾隆十六年）冬，因申奏不实，被解任。一七五四年（乾隆十九年），再授甘肃巡抚。胡中藻平居吟诗，与鄂昌相唱和。汇集所作诗稿题为《坚磨生诗钞》，礼部侍郎张泰开曾为作序刊刻。乾隆帝因而怀疑鄂昌与胡中藻等结党怨望。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二月，密谕广西巡抚卫哲治：“将胡中藻任广西学政时所出试题及与人唱和诗文并一切恶迹，严行察出速奏。”（《清代文字狱档》）卫哲治查出胡中藻曾出试题及唱和诗三十六首与在陕西时诗文一本奏呈。三月初二日，乾隆帝又密谕协办陕甘总督刘统勋，乘鄂昌去安西之际，亲往兰州鄂昌抚署，“将其与胡中藻往来应酬之诗文、书信，严行搜查，并其与别人往来字迹中有涉讥刺嘱托者，一并搜查封固，差妥人驰驿送来”，并严示“不可预露风声”。三月十三日，乾隆帝召谕大学士九卿等朝臣，痛斥胡中藻“诋讪怨望”，“非人类中所应有”。指斥胡中藻集内诗句“又降一世夏秋冬”，是隐喻清朝传三世以后至乾隆时“又降一世”。“一把心肠论浊清”，是“加浊字于国号之上”。呈南巡诗有“三才生后生今日”，是署骂乾隆帝在三才（天、地、人）之后。又所出经义试题有“乾三爻不象龙说”，“乾隆乃朕年号，龙与隆同音，其诋毁之意可见。”等等。乾隆帝还说：“伊在鄂尔泰门下，依草附木，而诗中乃有‘记出西林第一门’之句，攀援门户，恬不知耻。”乾隆帝认定：“胡中藻之诗，措词用意，实非语言文字之罪可比。夫谤及朕躬犹可，谤及本朝，则叛逆耳。”“鄂昌身为满洲世仆，历任巡抚，见此悖逆之作，不但不知愤恨，且丧心与之唱和，引为同调，其罪实不容诛。”最后说：“朕不得不申我国法，正尔嚣凤，效皇考之诛查嗣庭矣。”（《清代文字狱档·军机处档》）随即将鄂昌、胡中藻拿解来京审讯，并将张泰开革职。
江西巡抚胡宝瑔奉谕，多次查抄胡中藻家中文稿书信，送呈审查。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奏称：“胡中藻违天逆道，覆载不容，合依大逆，凌迟处死。”乾隆帝谕“免其凌迟，著即行处斩，为天下后世炯戒”，而将此案追究到鄂尔泰。说：“胡中藻系鄂尔泰门生，文辞险怪，人所共知，而鄂尔泰独加赞赏，以致肆无忌惮，悖慢涛张。且与其侄鄂昌叙门谊，论杯酒，则鄂尔泰从前标榜之私，适以酿成恶逆耳。”又说：“胡中藻依附师门，甘为鹰犬，其诗中谗舌青蝇，据供实指张廷玉、张照二人。可见其门户之见，牢不可破。”著将鄂尔泰祭牌从贤良祠撤出。鄂昌被押来京后，经大学士九卿严审，“低首无辞，惟称万死”。乾隆帝“从宽赐令自尽。”（《高宗实录》卷四八六）
乾隆帝亲自铸成此案，旨在打击权势显赫的鄂尔泰家族，消除大臣间的朋党积习，用意是明显的。但以胡中藻狱为引线，任意指斥诗句为诽谤，则又继承了前栩以语言文字之过处置大臣的恶例。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的胡中藻狱以后，乾隆帝加强了对满汉臣僚的控制，朝臣间的相互攻陷也愈加频繁了。
第二节 边疆战事的发展与思想统治的加强
乾隆帝即位之初，曾标榜“既鲜靡费之端，亦无兵役之耗”，在朝臣中则力倡消除呛域，以巩固其统治。但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以后的三十年间，逐渐向相反的方面转化，边疆战事频繁兴起，皇室贵族奢靡无度，在夸耀武功，竞尚浮华的背后，日益消耗着前朝积聚的国力。清王朝走上由盛而衰，外盛内衰的历程。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控制也随之日益强化了。
（一）西北和西南的战事
一、准噶尔部战争的继续
雍正帝击败准噶尔部噶尔丹策零，定界游牧，十年间不再有大的战事。一七四五年（乾隆十年）噶尔丹策零死，次子多尔济那木扎尔继承汗位。一七五○年（乾隆十五年），彼众台吉攻杀。大策零敦多布之孙达瓦齐、小策零敦多布之子达什达瓦和辉特部台吉阿睦尔撒纳，策划拥立那木扎尔弟策妄达什为汗。其兄刺麻达尔扎乘机夺取汗位，将策妄达什与达什达瓦除灭。达瓦齐和阿睦尔撒纳逃往哈萨克，刺麻达尔扎派兵三万人，跟踪追捕。阿睦尔撒纳潜回故地，组织精兵一千五百人，从闼勒奇山路突入伊犁，袭杀刺麻达尔扎，推戴达瓦奇为汗。阿睦尔撒纳原在雅尔（塔尔巴哈台）游牧，娶杜尔伯特台吉达什女，后杀害达什，控制了达什子纳默库所属的杜尔伯特部，并移居额尔齐斯河。在库什乌苏游牧的和硕特台吉班珠尔是他的同母兄，与他联为一体。阿睦尔撤纳调动辉特、杜尔伯特、和硕特等三部兵力，威胁伊犁。达瓦齐亲自率兵三万进攻额尔齐斯河，并派勇将玛木特率乌梁海兵八千，东西夹击。达瓦齐与阿睦尔撒纳交攻经年。一七五四年（乾隆十九年），阿睦尔撒纳兵败，遂与纳默库、班珠尔率所部二万人降清朝，在扎卜堪游牧。乾隆帝在热河行宫召见阿睦尔撒纳，封为亲王，纳默库、班珠尔为郡王。在此之前，准噶尔部宰桑萨赖尔（台吉达什达瓦部属）、杜尔伯特部台吉策凌也各率所部先后降清。达瓦齐汗的大将玛木特，见诸台吉相继降清，也脱身来投。
阿睦尔撒纳、玛木特向清廷建策进攻达瓦齐，说：到秋天，我军马肥，敌人（指达瓦奇）马也肥。不如在春天，乘敌人没有防备，不能远遁，可一战成功，永除后患。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二月，清朝分兵两路向伊犁进军：命班第为定北将军，统北路军，阿睦尔撒纳为副将军，玛木特为参赞，从乌里雅苏台出发；又命永常为定西将军，统西路军，萨赖尔为副将军，班珠尔为参赞，从巴里坤出发。两路军约定在博洛塔拉河会师。清军所到之处，额鲁特各部大者数千户、小者数百户，相继降清。准噶尔部大台吉噶尔藏多尔济和维吾尔族的和卓，也先后迎降。清兵不战而进军数千里。五月五日，两路清军到达伊犁，达瓦齐率领万人，退守伊犁西北一百八十里的格登山。清侍卫阿玉锡率骑兵二十二人，乘夜直捣大营，准噶尔兵溃散，黎明收降七千余人。达瓦齐率二千人南逃，沿途兵丁逃散，到乌什城时仅有百余人，被维吾尔族的阿奇木伯克霍吉斯擒献清军。清朝顺利地控制了天山南北两路。
清朝释放了被准噶尔拘留在伊犁的维吾尔族的大和卓波罗泥都，让他返回天山南路统辖旧部；又示意额鲁特各部台吉，将分封四汗统辖四卫拉特。阿睦尔撒 纳企图专制西域，做四部之汗，不穿戴清朝赏给他的袍褂顶翎，不用清朝颁发的定北副将军印，仍用准噶尔旧传小红铃记调兵，扬言：“不立阿睦尔撒纳为汗，终不得宁帖。”清廷命阿睦尔撒纳入朝，拟封他为辉特汗。八月十九日，阿睦尔撒纳从伊犁行至乌隆古何，诡称回扎卜堪旧游牧地治装，策划起兵。这时，清军已撤，只留班第、鄂容安率兵五百人，处理善后事宜。阿睦尔撤纳袭杀班第、鄂容安。永常率兵数千，从乌鲁木齐退回巴里坤，天山北路又被阿睦尔撒纳军攻占。一七五六年（乾隆二十一年）正月，清军反攻，二月至伊犁，阿睦尔撒纳逃往哈萨克。六月，蒙古喀尔喀郡王青滚杂布也起兵反清，尽撤北路军台。西路军中清朝册封的绰罗斯（准噶尔）部汗噶尔藏多尔济、辉特部汗巴雅尔等，也参加战乱。驻防伊犁的定边右副将军兆惠，率兵一千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