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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五至十册)-第16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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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剧班头”。关汉卿是元代成就最高贡献最大的戏剧家,也是当时的剧作者和演员们公认的首领。
  马致远,字千里,号东篱,大部人。元世祖时,曾任过江浙省务官,大约是在一二八五年以后。成宗时,他曾参与组织“元贞书会”,著有杂剧十三种,现存七种。金元之际,全真道在北方地主文人中传播,马致远受到一定的影响。在他的剧作中,消极遁世的思想时有表露。他长于写抒情的悲剧,语言平易而情致深浓,自成一家。他的名作《汉宫秋》描写王昭君在出离汉境后,投江而死。匈奴单于与汉朝重新和好。剧中指责汉王朝文官武将“在被金章紫绶”,“都宠着歌衫舞袖”,边关有事,“没个人敢咳嗽”。毛延寿“叛国败盟,致此祸衅”。这是一个悲剧,情节不合于历史的实际。但它在元朝统治下演出,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明臧晋叔编辑《元曲选》,以《汉官秋》为首篇,给予颇高的评价。《中原音韵》作者周德清论元曲制作,以关、白、郑(光祖)、马为代表。大抵成宗以后,马致远是继关汉卿而起的最有影响的剧作者。
  王实甫名德信,大都人。生平事迹不详。他的创作活动主要是在成宗大德年间。撰剧十四种,现存三种。他的代表作《西厢记》,以董西厢诸宫调为蓝本,把唐代《莺莺传》中的轻薄少年改写成忠实于莺莺的“志诚种”,以张君瑞中状元,“庆团圆”而结束。《西厢记》以争取婚姻自主为主题,成为六七百年来流传最广的佳作。全剧共五本二十一折(一说第五本为后人续作),实际上是由五个四折的剧本联成一个长剧,首尾条贯。这就有足够的篇幅,便于描写情节的变化和人物的思想感情,戏剧冲突也得以向多方面展开。这种长剧的体制,为杂剧发展为“传奇”,开辟了道路。
  大德以后的剧作家,成就较大的是郑光祖(名德辉)。他的作品以历史剧为多,但代表作爱情剧《倩女离婚》构思新奇,富于浪漫色彩。无名氏的剧作《陈州粜米》揭露权豪势要的横行与百姓的冤苦,塑造了为民除害申冤的清官。清官戏在元代大量出现,是昏暗的现实社会中人民大众的政治理想的反映。元仁宗朝实行科举,提倡理学。此后出现的一些剧作,宣扬伦理纲常,成为理学的宣传品。但以北宋梁山泊起义为题材的剧作,也在此时陆续出现。宋江、李逵、燕青等为主角的戏剧,逐渐流行,使他们成为人所熟知的人物。
  大德以后,杭州代大都而成为戏剧的胜地。北方的许多剧作家陆续迁来杭州。陈旅《送扬州张教授还汴梁》诗:“花边细马踏轻尘,柳外移舟水满津。莫向春风动归兴,杭城半是汴东人”。杂剧在杭州盛行,是以拥有北方观众为基础的。但是,成宗以后,南曲也逐渐吸取北曲而得到发展。
  祝允明《猥谈》说:“南戏出于宣和之后,南渡之际,谓之温州杂剧”,也称为“永嘉杂剧”或“戏文”。入元以后,南戏仍很流行,据记载当时有一百六十八种剧本,现存的仍有十六种左右。南戏早期的唱词据宋词和俚谣巷曲杂凑而成,结构疏散,科诨较多,艺术形式比较自由而粗糙。北方杂剧南传之后,南戏吸收了北剧的某些优点,唱词采用联套的办法,减少了科诨,以便集中刻画人物。同时出现了南北腔合调的新唱腔,沈和、范居中都能作“南北腔”。北杂剧与南曲戏文的逐渐合流,形成南北曲兼用的体制,最后导致明人“传奇”的产生。这是中国戏剧史的一大进步。
  一般说来:南戏的体制具有以下一些特点。一个剧本没有固定的出数,可长可短,不象北杂剧那样通例作四折(少数有五折的)。每一出中也不象北杂剧那样通押一韵,更不机械地限制使用同一宫调中的曲牌。至于登场演唱的角色,可生可旦,不必由一人唱到底,完全按剧情的需要,可以由二人互唱,甚至数人合唱。这些改进使南戏较之北杂剧有了更多的灵活性,便于表达故事和抒写感情,增强了戏剧的效果。
  现存的南戏中比较著名的有《荆钗记》、《白兔记》、《杀狗记》、《拜月亭》等。北方杂剧题材广泛,为甫戏所吸收。《拜月亭》基本上是依据关汉卿《闺怨佳人拜月亭》杂剧改编而成。剧中描写蒙古侵金时期,金朝的青年男女蒋世隆与王瑞兰的悲欢离合。曲词优美动人,人物性格的描写比关剧细腻,内容也较丰满。这个剧本在南戏的发展中起着继往开来的作用。
  元末著名的南戏作家高明,字则诚,温州瑞安人。顺帝至正五年(一三四五年)举进士,在处州、杭州等地任过小官吏。一三五六年后隐居庆元南乡的栎社,以词曲自娱。他的名著《琵琶记》可能就是在这时候写成的。《琵琶记》写蔡伯喈和赵五娘的离合,是南宋民间广为流行的一个故事。陆游《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诗:“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徐渭《南词叙录》里列举的宋元南戏剧目中,有《蔡伯喈琵琶记》和《赵贞女蔡二郎》二本,并注明“即蔡伯喈弃亲背妇,为暴雷震死,里俗妄作也。”高明把原来的不忠不孝改为“全忠全孝”,颂扬纲常节义,充满程朱理学的说教。这显然是理学长期在江南传播的产物。但《琵琶记》中人物性格刻画细致,语言丰富多采。这些都标志着南戏已发展成熟,也标志着这个剧种已达到了顶点。明王朝建立后,“南戏”传入北方、乃由杂剧和“传奇”取代了。
(五)绘画与书法
一、绘 画
  宋承唐、五代之后,绘画艺术呈现新的发展。郭若虚比较宋和唐、五代的差别,说:“近方古,多不及,而过亦有之。若论佛道人物,士女牛马,则近不及古。若论山水林石,花竹禽鱼,则古不及近”。释道画经过了魏晋隋唐以来的发展,题材已经陈旧。理学家以反佛道相标榜,影响所及,也造成释道画的衰落。山水花鸟则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南宋以后,山水画又代替花鸟画占踞画坛,成为一时风尚。这种变化,经元代而影响到明、清。
  宋朝皇帝多重视绘画,有的本人便是优秀的绘画家或鉴赏家。北宋继承西蜀和南唐的画院制度,而扩大其规模,朝廷设立翰林图画院,罗致全国的画家,优予俸值,为他们提供了较好的创作环境。当时的画家多以能进入画院为荣。徽宗时,规定画院按太学考试的办法招收画家,入院后除学习绘画外,又兼修经、律、《说文》、《尔雅》等辅助学科,分三舍考试升降。院画在风气上,“一时所尚,专以形似”,“往往以人物为先”。粉本(画稿)必须先呈皇帝审看,“少不如意,即加漫垩,别令命思”。可见画院制度虽然为画家提供了条件,但精神统治是很严厉的。讲究“形似”和“格法”成为院画的特征。这对于画家的创作活动无疑是一种束缚。于是,在院外出现了所谓墨戏的文人画,他们要求脱略“形似”的束缚,信笔草写,以抒发个人的意趣。这种风气到了元代大为盛行。
  山水画——唐王维创水墨山水(破墨),发展到后梁的荆浩、失仝,已超出李思训的青绿山水一派,占居统治地位。水墨画通过皴擦的变化和墨色的渲染,描绘出苍劲挺秀的山木岩石,和蒸郁苍茫的山岚烟雨,气韵泱然,富于表现能力。李成、董源、范宽都是北宋初水墨山水画的大家。李成善于以直擦的皴法,写齐鲁地区的“平远寒林”。《宣和画谱》说:“于时凡称山水者必以成为古今第一”。董源以平淡天真之笔,状写江南秀丽的景色。《画鉴》说他的画“得山之神气,足为百代师法”。他们都是由五代而入宋的画家。
  稍后的范宽,初学李成,进而认识到“前人之法,未尝不近取诸物。吾与其师于人者,未若师诸物也。吾与其师于物者,未若师诸心。”他旅居终南、太华,“览其云烟惨淡,风月阴雾难状之景,默与神遇,一寄于笔端之间”。《图画见闻志》把他与李成、关金并列,认为“智妙入神,才高出类,三家鼎峙,百代标程”。熙宁年间的郭熙,不仅是独步一时的优秀山水画家,而且是一位著名的绘画理论家。他所著的山水画论(见《林泉高致集》),大部分是现实主义艺术创作的经验总结。米芾、米友仁父子创水墨淋漓的所谓米点山水,世评小米的画,“点滴云烟,不失天真”。
  南宋初年,青绿派山水又一度盛行,其代表作家有李唐、刘松年、赵伯驹等。以后,著名的画家马远、夏珪,师法李唐,他们在格局上脱胎于青绿,而参用水墨,调和两派,笔法苍劲,水墨淋漓,具有独特的风格。
  花鸟画——北宋的花鸟画承五代黄筌、徐熙两派之后,黄筌的儿子居睬,徐熙的孙子崇嗣、崇矩,仍然各树门户。郭若虚在论黄、徐同异说:所谓“黄家富贵”、“徐熙野逸”这两种不同风格的形成,是由于他们的环境和地位所决定的。黄氏父子一直给事宫中,多写宫苑所有珍禽瑞鸟,奇花怪石,富丽精致是必然的。徐熙是江南处士,多状江湖所有汀花野竹,水鸟渊鱼,不华不墨是其本色。由此而发展成为黄居睬的钩勒填彩,被奉为院体的标准;徐崇嗣以丹铅叠色渍染(没骨法),为在野派的领袖。但后来在发展中两派日趋融合。神宗时,赵昌、崔白都以写生擅长,风格一变。此后的著名画家是宋徽宗赵佶。徽宗是北宋亡国之君,昏于政事,却寄情书画,用力甚勤。他的作品在工整之中,神形兼备。所画的鸟,多用黑漆点睛,隐然豆许,高出于缣素,晶莹欲动。
  他对花鸟的习性,也观察入微。南宋的花鸟画,仍然沿袭工整细润的画院风气,不过,简淡纤细的趣向也日渐明显了。
  风俗画——以广大社会生活为题材的风俗画的出现,是宋代画史上一个有意义的创举。北宋未年张择端所作的《清明上河图》是具有代表性的优秀作品。在长达五百余公分的画卷里,作家以墨骨淡彩设色,运用朴实的写实手法,生动地描绘了开封都城汴河两岸繁忙的都市生活。市面上鳞次栉比的商店,街道上车马负贩的人流,以及运河上穿梭往来的船只,都再现在卷上。它不单是艺术的珍品,同时也是研究宋代城市的宝贵资料。
  诗余墨戏的文人画——北宋由于文同、苏轼、米芾等人的提倡,文人士大夫在诗酒之余,以游戏的态度,纯任天真,率意作画。画面是由简笔水墨写成的林木窠石、梅兰竹菊,以及简笔的山水人物。于是形成一种词人墨客,在“文章翰墨,形容所不逮”时遣兴寄意的墨戏画。苏轼所写的竹子,从根到梢,一笔而出。其兴之所至,完全不受“形似”、“格法”的限制,和院画的工整细润之风正好相反,开后世写意派的先声。
  元代绘画——元代文人处在蒙古贵族统治之下,往往以笔墨发抒胸中的郁结。这就使宋以来的文人写意画益趋兴盛。所谓“元人尚意”,求意趣而不重形似,是元代画风的特点。元朝著名的画家是赵孟。他自称刻意学唐人,提倡复古,对人物、山水、花鸟、鞍马和竹石,无不精工。作品以妩媚、工整和细润著称。他是院画“形似”、“格法”的集大成者,又是追求意趣的文人画的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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