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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灭宋时，已在江南实行维持原有制度的方针，因而南宋农村的社会关系，在元代并未发生重大的变动。广大佃户主要分布在江南。
南宋时，江南大地主不断扩大土地占有。元代江南富豪，一家可有佃户数千家，多至万家。大的寺院可有佃户数万。地主向佃户收租，一般仍流行对半分制。南宋以来形成的多种名目的额外勒索，也都继续存在。山南湖北道的一个官员奏报说：主家对佃户的科派，其害甚于官司差发。江浙省臣报告说：“江南佃民，没有自己的产业，在富家佃种田土。遇到青黄不接，水旱灾害，多在田主家借债贷粮，接济食用。田主多取利息。秋后佃户把收得的粮米尽数偿还本刊，还是不够，便只有抵当人口，准折物业，以致逃移。”地主还以“夺佃”作为威逼佃户、提高租额、加重剥削的手段。官府出租的官田、职田，则依仗权势，肆意敲剥。袁介《踏灾行》诗描述松江民李福五，折当衣物，租佃官田三十亩，苦旱无收，县官却批荒作熟，逼取租米。李某沦为乞丐，只好卖了儿女交租。
无田的佃户，依附于地主的田地，处于无权的地位。佃客婚娶，田主要乘机勒索财物。如无力交纳，便不能成亲。佃客的子女，也要供田主役使。佃客在法律上是良民，不能象驱奴那样合法买卖。但田主典卖田地时，将佃客计数立契典卖。田主可以随意打骂佃户，甚至任情生杀。一三○二年的一件公文中说道：“亡宋以前主户生杀佃户，视若草芥。自归附以来，少革前弊。”但事实上佃户也只有略高于驱奴的卑贱待遇。元朝法律规定，“诸地主殴死佃客者杖一百七，征烧埋银五十两。”地主打死佃户，不须偿命，而和主人打死驱奴一样只受杖罚，只不过是杖罚较重。在驱奴制盛行的元代，拥有良民身分的佃户，社会地位和法律地位实际上都近于驱奴。
自耕农户
元代农民中自耕农户大量减少，这是因为北方的自耕农在战乱中大量被掠为驱奴，又有大量农户沦为权豪的部曲（农奴）。东平严氏集团的将校，即占民为部曲户，称为“脚寨”。蒙古贵族在城市近郊和军兵驻所，强占大片民田作牧场，也迫使大批自耕农户流离失所。幸存的自耕农，和地主一起被列为“民户”，要负担繁重的丁税、地税和多种差役，因而往往被迫流亡。一二八三年，崔或奏报，自北方内地流移江南逃避赋役的农民已有十五万户。以后，这种人口南流的趋势一直不曾停止。
江南生产原来较为发展，又不曾遭受北方那样长期战乱的破坏，但是，随着土地兼并和租佃关系的发展，自耕农也越来越多地沦为佃户。《元典章·户部五》收录的一个公文说：“江南佃民，多无己产，皆于富豪佃种田土。”同书《圣政·二》杭州官员的奏报说：“蛮子百姓每，不似汉儿百姓每，富户每有田地，其余他百姓每无田地，种着富户每的田地”。这所谓百姓，即是良民。这个公文只是反映出北方租佃关系的薄弱和驱奴制的盛行，并不说明汉人自耕农的众多。但是，它恰恰说明了江南地区农民多是佃户，自耕农为数甚少，处于不被重视的地位。
三、工匠与佣工
元朝统治时期，手工业中也存在着不同制度并存的情况。蒙古贵族早期俘掠的手工业者，完全处于奴隶地位。元朝建立后，官府的工匠，仍独立编为匠户，但可以不承担其他赋役。江南地区，南宋已出现在作坊中工作的佣工，元代仍继续存在。至于与农业相结合的个体手工业，则仍如汪洋大海遍布农村。元代手工业由此呈现出极为复杂的局面。
工 奴
蒙古奴隶主国家建立后，在对外作战中俘掠了大量的各族工匠。蒙古贵族对抵抗他们而失败的敌人，往往大批杀死，只留下有手艺的工匠带回。这些被俘掳来的工匠在蒙古草原成为工奴，他们在匠官的严格监督下进行各种手工劳作。一二一七年匠官史天倪所属土拉河上的工匠口粮断绝，十死七八。成吉思汗解除禁采松实的命令，才使幸存者勉强活命。奴隶的处境，十分悲惨。太宗窝阔台时蒙古贵族把一部分俘掳来的工奴寄留在内地，派官员管理，让他们“自备物料，造作生活，于各投下送纳”；或者折纳钱物。但仍有大量工奴被带到蒙古草原，成为官私奴隶。定宗贵由时，来到蒙古的基督教士普兰诺·迎宾记载他的见闻说：工奴们“缺吃少喝，衣服褴褛”，“有些人的主人如此邪恶，什么也不供给他们。因为在替主人做完大量工作后，他们除非从必需的休息和睡眠中偷出时间外，再没有时间来为自己工作——如果他们有妻子和住所，他们就能如此做。我曾见过他们常常穿着皮裤而裸着身子在炙热的阳光下工作，在冬天则忍受着极度的严寒。我见到过有人因严寒而冻掉手指和脚指，我也听说过因同样原因一些人死去或是毁坏其全身器官。”
官工匠
蒙古灭金后，曾在金朝统治下的北方地区，几次“籍民”，把各地的手工业者调集京师，分类置局，编为匠户，属于与民户不同的匠籍。匠户要世代承袭为工匠，“子女使男习工事，女习黹绣”，官府把工匠编为什伍，设官管领。忽必烈建立元朝后，原在和林及弘州等处的匠局陆续迁来大都和上都。灭宋后，又多次在江南签发匠户。一二七九年，籍人匠四十二万，立局院七十余所，每岁定造币缟、弓矢、甲胄等物。一二八一年又在江南拨签的匠户三十万中汰选十万九千余户，其余纵令为民户。元朝在大都的工部、宣徽、大都留守司等机构下分设有各种匠局；全国各州县也依其土产设局，从事各种手工业劳作。
官工匠由官府直接管理，子女世袭其业，婚姻不能自主。这种制度显然是由工奴演变而来。官工匠由官府按月支给口粮。一般匠人每户以四口为限，正身每月给米三斗、盐半斤，其家属大口月支米二斗五升，小口并驱大口月支米一斗五升，驱小口月支米七升五合。官府在匠户中扣发口粮、私增工课等敲诈勒索经常发生，匠户遭受着官府的多方剥夺。但一丁入局，全家可免除丝钞，有田四顷以内者免征税粮，不当差徭杂泛。匠人在应役之暇，还可在家工作。少数有较高手艺的匠户可因而致富，自开铺席买卖甚至蓄买驱奴。因此，一些民户宁愿投属匠籍。
散处在地方州县特别是江南地方匠局的工匠，情况又有所不同。这些工匠绝大多数原来是散居乡村中与农业相结合的小手工业者。他们从数十百里外被强征入局，所得衣粮又多为匠局官吏所中饱。一家生活，常无着落。官府强征工匠入局往往并非本业，如抄纸、作木、杂色工人被强征去织造局。这些手工业者无法应役，只好出资雇人代替。不少人因而倾家破产，被迫逃亡。
江南地区，南宋时手工业较为发达。元朝强征工匠，破坏了手工业的正常发展。
佣 工
南宋时，江南地区的某些行业中，已存在拥有数人甚至十数人的手工作坊，雇佣匠人进行生产。这种情况，在元朝一代依然继续存在。元末徐一夔记杭州城相安里“有饶于财者，率居工以织。每夜至二鼓，一唱众和，其声欢然，盖织工也”。他记述手工作坊的情形：“老屋将压，杼机四五具，南北向列。二十数人，手提足蹴，皆苍然无神色”。又说这些佣工每日得佣钱二百，有技艺较高者，要求加倍的工值，别家便果真出加倍的工值雇佣他（《始丰稿·织工对》）。这些佣工的社会、法律地位与佃户约略相当。宋律有佣雇的“人力”“女使”，与“作匠”“佃客”并列。元代法律规定：“诸佣雇者，主家或犯恶逆及侵损己身，许诉官；余非干己，不许告讦，著为制。”这同佃户告地主的处治基本相同。元律中又有所谓“雇身人”、“雇身奴婢”的称呼。他们原来的身分是良民，在受雇期限内，根据契约与主人发生主雇关系；当限满赎身后，与主人的主雇关系即不再存在。明律中的“雇工人”就是自元律的“雇身人”、“雇身奴婢”沿袭而来。
（二）赋役制度
元朝建国以前，金、宋统治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有着很大的差异。蒙古灭金时，北方地区经历了巨大的动乱。元朝灭宋，基本上保持了原有的各项制度。这就更为加深了北方与江南的差别。《元史·食货志》记载元朝的赋税制度说：“其取于内郡（北方）者，曰丁税，曰地税。”“取于江南者，曰秋税，曰夏税。”北方和江南，明确规定了两种不同的赋税制。
元朝沿袭唐、宋以来的户等制度，根据居民的财产多寡，划分为三等，每等又区分为三级，即所谓三等九甲，政府置为鼠尾文簿。“除军户、人匠各另攒造，其余站户、医卜、打捕鹰房、种田、金银铣冶、乐人等一切诸色户计，与民户一体推定，鼠尾类攒将来。科征差发，据站户马钱祗应，打捕鹰房合纳皮货、鹰隼，金银铁冶合办本色，及诸色户所纳物货，并验定到鼠尾合该钞数，折算送纳。”（《通制条格》卷十七）
一、北方的丁税、地税与科差
北方的赋税包括丁税、地税和科差。
丁税和地税窝阔台八年（一二三六年），规定民户成丁每年纳粟一石，驱丁五升；新户驱丁减半，老幼免征。民户从事耕种，或根据牛具的数字，或根据土地的等级而征税。一般说来，“丁税少而地税多者纳地税，地税少而丁税多者纳丁税”。工匠、僧道则验地，官吏、商贾则验丁。以后科取的数量迭有增加。世祖至元十七年（一二八○年）定例：全科户丁税每丁粟三石，驱丁粟一石，地税每亩粟三升。减半科户丁税每丁一石，新收“交参户”第一年纳五斗，递年增加，第六年入丁税。“协济户”丁税每丁粟一石，地税每亩粟三升。税粮入仓，每石带纳鼠耗三升，分例四升。如输纳远仓则每粟一石折纳轻赍钞二两。富户输远仓，下户输近仓。元朝在北方地区实行丁、地税并行的制度。丁税三石，亩税三升，是丁税十倍于亩税。这对于仅有小块土地的数口之家的农民说来，无疑是沉重的负担，但田连阡陌的地主豪富，却因而获益。驱丁只纳丁税的三分之一，也是有利于拥有驱奴的主人。
科差包括丝料和包银两大项。窝阔台八年行“五户丝”制，投下户每两户出丝一斤输官；五户出丝一斤输于投下本位。忽必烈建国后，改行“二五户丝法”。民户每十户输丝十四斤，漏籍老幼户纳丝一斤。丝料负担大为增加。包银在蒙哥统治时期便正式定为税目。每户征银四两（原为六两）并听以他物输纳。忽必烈即位后，规定诸路包银以钞输纳，凡当差户为包银钞四两（钞二两合银一两），较前减轻了一半。投下户的包银原由本投下与官府分取，至元初年整顿后，包银全归朝廷。各种户计的负担也有不同。在元管户中有只纳丝而不课包银的“只纳系官丝户”、“只纳系官五户丝户”和“减半科户”（每户只纳系官丝八两五户丝三两二钱，包银二两）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