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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忠臣义士们的鲜血，也洗刷了孤老遗民们为之奔走呼号乃至付出生命代价的孤忠与义愤。大明盛世本来就不曾存在过，随着岁月的流逝更成了淡远的影子，“白发宫女在，闲坐话玄宗”，洪武、永乐、嘉靖、万历、天启都已成了遥远的过去。逝者已矣，而生者则要前行，至少要为了生而朝前挣扎。所以，“遗民”很快就成了一种珍稀物种，并终于绝迹。
这里实际上存在着一个人类永恒的困惑，即在乱世面前是固守良知或传统的道德规范而终于为历史所抛弃，还是顺随历史潮流、或者追逐历史潮流做时代的弄潮儿，而舍弃个人的道德追求呢？前一种人在道德评价方面显然是高尚的，但却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如果社会的每一分子都固守传统的道德规范，在社会变乱面前不能适时地做出调整和反应，那么，不仅个体将无以生存，社会也将发生断裂并终至于消亡。后一种人虽然能适应乃至促进社会的发展，但却常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而道德败坏又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背道而驰——因为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之一就是个体人格的健全与完善。况且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首先就在于人不能仅仅满足于生存，这就好像我们吃饭是为了活下去，而活下去不仅仅是为了吃饭一样。人是需要一些精神或者信仰的。“杀身成仁”、“舍身取义”，小而言之，是对个人的要求，大而言之，是对一个民族的要求。如果这些人类最基本的理念和规范都弃置不顾，为了生存或某种意义上的发展可以不择手段，那么，人类社会又如何区别于动物世界？人类生存的意义又究竟何在？事实上，这个困惑不仅在乱世中存在，在治世里也同样存在。“治”、“乱”本就是一对孪生兄弟，治中有乱，乱中有治，在治世中也有不少应当行之于乱世的行为，因此才有暴发，才有骤衰。以乱世之行为行之于治世，可谓为“造势”。此所谓“造势”，非“英雄造时势”之“造势”，而是造就乱世以从乱中取利之“造势”。此种“造势”之人，远远高于前之所谓“乘势”之人，不论其勇气、胆略、智慧还是其所取得之成就以及得享之荣华富贵。
这样看来，“治世”也罢，“乱世”也罢，“造势”者大成，“乘势”者小成，“顺势”者存，“逆势”者亡，诚为万世不易之理。
女人·月光·水
？ 鲁枢元
书屋品茗
听说刘舰平的名字，是在一九八三年，他的《船过青浪滩》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那时，我在中原腹地，他在湘沅之滨。待到见到刘舰平，已经是十多年后，我们俩都来到天涯海角。人生际遇，说来就像那水中的一片月，月下的一楼云，冥冥中支拨我辈草木之人的，恐怕就只有宿命，以及缘份。
舰平的这部印得十分精致漂亮的小说集，收录了他这十多年里写下的近三十个短篇、中篇，我并不全都喜欢。其中，使我感动，倾心，乃至佩服不已的，是他小说中写到的那些女人。舰平很会写女人。
舰平笔下的那些女人，无论是“手臂白皙搂着夕阳水花四溅扑进一潭清澈”的乡村女教师，还是“荡漾着月光的明眸”“从朦胧的空旷中如萤如蝶，飘然走来”的女知青，还是“眼睛黑黑大大一双羊角辫一翘一翘”的女同学，还是“朝着那片凄清的竹园失神凝眸的嫂嫂”，都是那样的清纯、美丽、善良、贤淑。在书中这些汉民族方块字的间架结构中，无不洋溢着刘舰平对于女性的仰慕、欲求、怜惜、亲善。舰平在对于女性美的鉴赏方面，具有很高的造诣，女孩子“鞋底敲在空巷的石板上”，在他听来就像“敲木琴一样动听”。
舰平小说中美丽的女性，差不多总是摊上一个悲惨的命运，她们不是毁于残酷的现实，就是丧于卑污的男人。然而，正是这些柔弱无助的女人，却以她们清纯善良的心性，淘洗着现实的龌龊，雕塑着男人的愚顽。是女人们，最终用自己饱满的生命，拯救日益沉沦的世道人心。
读舰平的小说，我总觉得他多少有些“女性崇拜”的倾向，对比某些张扬“女权主义”的女士，真正的“女权主义者”或“女性至上信奉者”该是这个写小说的男人。有人说，对待女性的态度可以体现一个社会进化的程度。那么，作家刘舰平该是一位进化良好的男人。作为男人，我也赞美这样的男人。
与众不同的是，舰平小说中的女人们的故事，总多半发生在月下、水畔。
发长如丝的女教师是在“铺满玫瑰和胭脂”似的溪水里种下她的祸殃的；“身上散发着极好闻的异性气息”的刘艾芳则是在“凄迷的月光下”、“清澈的井水旁”埋下了她命运的危机；而那个十九岁的大男孩正是从这位月光下的“山泉女神”那里领受了一次灵魂的洗礼。《惆怅》中的“诗人”与“姑娘”，是在“漾着月光的粼粼湖水边”发生了那场灵魂的碰撞，“水里一轮月亮”，“天上一轮月亮”，“姑娘的眸子里映着一轮小小的月光”，月光下，姑娘显得越发圣洁，男性诗人的心灵深处却绽露出怯懦。《夜有不测》中的故事发生在一个没有月亮的“月黑之夜”，那位沦落风尘的女子由于良知的发现，在淅沥雨声中捐身于阴风森森的河谷。《丫头》中，那个可怜的、遭人遗弃的“两性人”，怀着一腔难言的性苦闷终于葬身水底，她的尸体是在“河的下游”被发现的。
读舰平的小说，我似乎感触到一个秘密：在天地间，文学、女人、月光和水，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也许它们只不过是一些异形同质的东西。曹雪芹早就认定，“女孩儿是水做的”，而“月光如水”又是中国汉文化中一个悠久而又优美的成语，那么，女人也是属于月亮的，月亮中的神仙嫦娥无疑是一位女性，传说中的凌波仙子也是一位美女。古往今来，女人、月光、水，都是文学艺术的渊薮，荆楚诗人屈原是吟咏着美人的颂歌拥水自沉告别人寰的，自称“楚狂人”的李白，是在扑水捞月中与世长辞的。近年来，尽管“月亮”已经被美国人的“宇宙开发计划”糟踏得面目全非，地球上溪湖河海都已经被工业生产严重污染，但在文学中，在舰平的小说中，“月亮”还是一个古老的“图腾”，“水”还是一片梦与幻的仙境。“女人”的丰富内涵，也许还有待于进一步开发，已经有人指出，女人是天生属于自然的、内向的，她们孕育着希望和新生，她们守护着生命和情性，她们调理着天地间生态的和谐与平衡。舰平小说中描绘的一幅幅关于“女人”“月光”“水”的画面，在我看来，该是具有精神生态学的意义的。舰平的文学写作再次给了我一个印证：真正的文学艺术与人类的生存境遇总是息息相关的。
（《刘舰平小说选》，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7年5月版，定价：18。20元）
李金发与朦胧诗
？ 倪墨炎
书屋品茗
八十年代讨论朦胧诗，我认为：由于诗的文字高度凝炼，因而“诗无达诂”，难免有点朦胧，像鲁迅的最著名的诗句，“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和“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至今都有不同的解释。旧体诗如此，新诗也这样。但故意把诗句弄得似通非通，不可理解，追求所谓“朦胧美”，似乎没有必要。这时有位朋友告诉我：李金发可说是我国现代朦胧诗始祖，他的不少诗句似通非通，不可解释。其实，他是广东客家人，少年时代起又在香港、外国学校学习，很少接触汉文书籍。他的诗句似通非通，并非刻意追求，实乃不能驾驭汉文，不得已也。朋友还说：这是李金发自己说的，在他的杂体集《异国情调》中。因此我一直在寻觅《异国情调》。
最近这本《异国情调》终于到了我的案头。它是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商务印书馆在重庆出版的，土纸本。作者在《卷头语》中说：“因为朋友们的敦促，才把一年来在韶关所写的文章，集成一册，在陪都的文坛凑凑热闹而已。”可见所收作品的写作时间。此集收论文二篇、随笔十二篇、小说三篇、游记二篇、诗十二首。
翻阅全书，不见朋友所说的那些话。但也无风不起浪，在《从周作人谈到“文人无行”》中，谈到了他最初的诗集出版的情形。他说：
我与周作人无“一面之缘”，但与他通过好几次的信，且可以说是他鼓励我对于象征派诗的信心。记得是一九二三年春天，我初到柏林不满两个月，写完了《食客与凶年》，和从前写好的《微雨》两诗稿，冒昧地（那时他是全国景仰的北大教授，而我是一个不见经传二十余岁的青年，岂不是冒昧吗？）挂号寄给他，望他“一经品题声价十倍”。那时创作欲好名心，是莫可形容的。那时在巴黎的李璜，也是能赏识我的诗，给我增加自信心的一人。
两个多月果然得到周的复信，给我许多赞美的话，称这种诗是国内所无，别开生面的作品。“那时人家还不会称为象征派”，即编入新潮社丛书，交北新书局出版。我这半路出家的小伙子（十九岁就离开中国学校，以后便没机会读中国书籍），得到这个收获，当然高兴得很。
到一九二五年，我回国来，《微雨》已出版，果然在中国“文坛”引起一种微动，好事之徒，多以“不可解”讥之，但一般青年读了都“甚感兴趣”，而发生效果。象征派诗从此也在中国风行了。
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是著名的教授、作家，是文坛的首领人物。他对于文学上有创造的作者多持支持态度。他赞赏冰心的小诗，曾将她的诗集《春水》编入新潮社的文艺丛书。新潮社原只出版北大师生著作，冰心是燕京的，从此新潮社的文艺丛书就冲破了划地为牢的界线。郁达夫的小说、汪静之的诗受到种种攻击时，周作人都仗义执言，予以保护。他对李金发的诗独具慧眼，决非偶然。但李金发的这篇《从周作人谈到“文人无行”》主要是用来批判周作人的失足的，认为周的投敌行为，“贻羞吾国文化人”。至于我那位朋友所说的话，大概是李金发说“十九岁就离开中国学校，以后便没有机会读中国书籍”这句话加油加酱衍发开来的。李金发少年即在香港读书，以后出国，又是学美术雕塑的，用汉文写诗确有点“半路出家”，但只要读一读我上面所引那三小段文字，就可见他驾驭汉文的能力了，决无“不能驾驭”的事。那么他的似通非通的诗句，非不能也，而是他有意追求的。这样说来，他倒真是我国现代朦胧诗的祖师爷了。
在《异国情调》这本集子里，还有一篇吸引人的文章，那就是《我名字的来源》。一九二二年夏天，他在巴黎大病一场。“那天大热大泻，昏昏迷迷，老是梦见一个白衣金发的女神，领着我遨游空中，自己好像身轻如羽，两脚一拨，即在空气中前进数丈。这样的梦，继续了好几天，一直到病好为止。我后来觉得这次没有病死，或许是天使的帮忙，不可不纪念她，于是好几次将金发做写文章的笔名。后来朋友公认为很新颖，遂索性大胆地作为自己唯一的名字。”这位金发女神不知是否就是诗神，因为李金发在这场病后，就诗兴大发，诗作源源不断，《微雨》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