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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卖给管头。“灰尘包”一听说这个，就开始密切注视厨房。有一
天晚上他果然在锅里发现了三十个饺子。次日他在巡视囚犯列队时气
急败坏地大叫大嚷，非要揪出是谁干的。总指挥官要求他出示那三十
个饺子，他于是奔到厨房，但此时锅里剩的却是三个同饺子一般大小
的石子。这下他因大伤脸面而恼羞成怒，但总指挥早就看他不入眼，
于是训斥他下回叫嚷前一定要出示证据。
“灰尘包”对此耿耿于怀。有一回我从工作间出来想伸伸腿，没
想到“灰尘包”正在往里走，我于是差点儿撞着他。他于是坚持说我
是故意想撞倒他。
我被反吊起来，准备接受刑鞭。这时我的前位管头情人正好经过。
看到这幅情形，脸上露出不快，急步走入卫兵的房间。不久就有人出
来，替我松了绑，并对我说：“这回算你拣了便宜，下回千万不要再
落入‘灰尘包’的手里。”我心里知道因为很多人有求于我的前位管
头情人，所以他给我解了围。
不久我的吉普赛情人和他的所属被派往沃斯堡的采石场劳动。为
了避免让我受“灰尘包”的欺凌，他四处运作，终于把我也带在身边。
采石场旁边有一个修道院，所有的军官士兵以及囚犯都在那里吃
饭。管头把我安排在厨房，帮助修女们准备饭餐。修女们对我们这些
囚犯都很友善。由于我出身于一个天主教徒的家庭，因此会吟唱不少
赞美诗，所以与她们很谈得来。我告诉了她们集中营里发生的一切：
犹太人的苦难，同性恋囚犯所受的折磨，同是天主教徒的吉普赛人也
同样遭罪，等等。听着我的叙述，她们惊愕得目瞪口呆。她们简直不
敢相信在第三帝国的堂皇之下，竟掩盖着这种灭绝人性的暴行。
那天中午，当囚犯们来到修道院吃中饭时，他们被带到了另一个
房间。当我们进入房间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我们本来只允许蹲着
用铁盆吃饭，但此时桌上放的却是洁白的桌布，晶亮的磁盘上画有金
色的图案，盘子旁放着洁净的银器。除了这些，桌上的花瓶里还插着
刚采来的鲜花。在烛光的映照下，房间里所有的一切辉煌得如同宫廷
里的婚宴。
修女们让我们坐下来，给我们端上了汤。经过了多年在集中里的
折磨，我们第一次吃到这样精美的饭菜。喝完汤后，端上来的是刚出
炉的面包与美味的烤肉，并伴有土豆泥与汤料。我们每人兴奋得象个
孩子，激动得双唇颤抖，不知如何表达对修女们的感激，只有眼泪簌
簌而下。
坐在隔壁房间里的纳粹军官与士兵全然不知道，我们这群囚犯现
在正在享受与他们一样精美的饭菜。但当我们吃到一半时，一位军士
突然进来。看到我们所受的善待，他感到非常吃惊与愤怒，命令修女
们不许再款待我们。从此我们被赶往厨房，拿着铁盆吃饭，但起码还
有可以坐在桌前。修女们对我们非常同情，总是给我们准备足够的饭
菜，有的还偷偷地把香烟塞给我们。那顿午餐很快在集中营的其它囚
房里传开了，我们甚至在以后的岁月里都对此抱有很深很美好的回忆。
●火刑
集中营里戴红色三角的政治犯负责管理电台，因此从他们那里我
们得知了一些发生在外部世界的事，比如德国入侵苏联，以及其它各
地对德军的抵抗等。
１９４１年６月底的一天，我们被告知呆在囚房里，不许外出，
也不许向外望，违者将立即被击毙。开始时，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事，但到了晚上，大约一百多名的俄国战俘被押进了集中营，过不久
我们又听到了一阵枪声──那些俄国战俘都被枪毙了。
在以后的几天内，每天都有俄国战俘被带进来，当晚就受枪决。
尸体之多使他们的鲜血染红了流过集中营的水溪。这条水溪流往当地
的一个湖泊，使湖泊的水也被染成了红色，在夏天散发出气味。居民
们通过市长向集中营抗议水源受到污染，指挥官于是采取了另一种方
法来处决战俘：俘虏被带到集中营火烧场旁边的一个等候室，然后命
令脱掉衣服接受体检。医生让一名说俄语的助手（从战俘里选出）解
释说要给他注射霍乱与痢疾的预防针。但真正注射到战俘身上的却是
氢气，这样马上使他们致死。战俘死后立刻被拖入隔壁的火烧场，那
里的尸体已经堆积如山，以作最后的焚烧。
后来仍有战俘不断地被带进来。因为集中营里发生的一切已成了
公开的秘密，所以也没有必要把我们关在囚房里。在这段时间里，我
看到被送往火烧场的尸体里不仅有俄国人，而且有乌克兰人、白俄罗
斯人和波兰人。
医生最后终于受不了主持这场“医学实验”，于是自愿申请去了
前线。那位说俄语的助手几次要求卸任，但总是只讨到一顿打，最后
他上吊自杀。
新来的医生杀招更绝，他索性往战俘身上注射空气，同样致使他
们死亡。为了驱使囚犯有效地运送和焚烧尸体，他们往往要被事先灌
以酒精。火与烟的熏灼会使一些战俘苏醒过来，他们呛着试图从火堆
里爬出，伸出手求救，但很快被重新丢入火里活活烧死。这一切都是
在纳粹卫兵的监督下进行，而他们却自称是“诗人和思想家的民族”。
集中营里新来了一名军士，他残暴成性，对我们这些同性恋囚犯
更是咬牙切齿。为了羞辱我们，每次点名他都要我们站得笔直；如果
哪位稍稍弯了下腰，他就会拿棍子狠抽囚犯的脸，很多人因此被打掉
了牙齿。当他得知我来自奥地利时，就无缘无故地把我打翻在地，并
命令将我关三天禁闭，不得吃饭，不得喝水。
在相好管头的暗中运作下，我被关入了单人禁闭室。这个禁闭室
还不算太差，至少还可以通过缝隙看看外面，但我在这里看到的一项
酷刑却超过了任何一项我所见过的惨不忍睹的折磨。
一位来自奥地利因斯布鲁克的佩戴粉红三角标记的同性恋囚犯被
剥光了衣服后，反吊起来。两三个卫兵等着好戏开场。
第一场游戏是用鹅毛来撩这名囚犯的脚底、阴部、胳肢窝和其他
部位。开始时这位囚犯强忍着不出声，虽然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恐惧。
后来他终于忍不住笑出声来，但这笑声马上转成了痛苦的呜咽。他摇
晃着身体试图挣扎，手脚上的镣铐噌噌作响。玩完这道游戏，卫兵让
他在那里晾了一会，这时我看到他眼泪簌簌而下。
过了一会，一名管头拿进来两个铁碗，一碗里装着沸水，另一碗
装着冷水。“现在我们要来煮一下你的球，你这个恶心的鸡奸犯。你
很快会感到暖和的。”他冷笑着说，同时把盛有沸水的碗放入左7d犯的
两腿之间，把他的阴囊浸入沸水中。这突来的灼热使囚犯声嘶力竭地
嚎叫起来，身体剧烈地抽搐着，试图把阴部从碗里抽走，但因手脚都
被捆绑而无能为力……这时卫兵拿起另一碗水，把囚犯的阴囊浸入冷
水中。这一热一冷，使囚犯又嘶喊起来。他这样反复被折腾了几次，
直到昏死过去，但卫兵马上用冷水把他泼醒，重复这场折磨。在这期
间，卫兵们有说有笑地喝着酒，个个变得醉醺醺。
“这个操屁股眼的，他等这个一定等不及了。”卫兵说着，拿起
房间里的一把扫帚，一下子把扫柄插入犯人的肛门内。已昏死过去的
囚犯虽然一下子被惊醒，身体急剧地抽搐着，但已无力尖叫，只能痛
苦地呻吟。
最后这个囚犯被放了下来，此时他已经无力动弹，全身瘫倒在地。
一个卫兵用皮靴狠踢了他一下，囚犯的身子微微动了动。“这小子居
然还活着？”卫兵说着，拿起房间里的木凳，朝着他的脑袋就砸下去。
这回他总算一命呜呼了。
我一直捂着嘴眼观这场折磨，但当纳粹士兵离去时，我终于忍不
住地大叫起来：“畜生，你们这些畜生！”多年来的积愤终于一腔迸
出。
管头马上跑过来。“快住嘴！你不要命了？”他说道，然后抱着
我，让我平静下来。
圣诞节到了。纳粹士兵在集中营里竖起了一棵十米高的圣诞树。
虽然这并不是为我们这些囚犯装设的，但一看到那棵圣诞树，我们就
不禁谈起了以前与家人一起过圣诞节的美好情形。
１２月２３日夜里，一些俄国战俘试图越狱逃跑，结果被抓获。
一些战俘马上被枪毙，另外一些于次日早上被绞死。为了以示对其他
囚犯的警告，一切处决都在圣诞树旁边执行，绞死的战俘被挂在横在
圣诞树旁边的木柱上，以作“点缀”，而纳粹卫兵则安然无事地唱起
了“圣诞树，圣诞树，你的枝叶是多么葱绿……”
这幅惨象一直萦绕着我心头。以后我每次在圣诞节听到赞美诗时
──不管这些歌曲是多么优美──我的脑海里就浮现出弗罗森伯格集
中营里的那次圣诞节，特别是挂在圣诞树旁边的那些用来“点缀”的
尸体。
●粉红三角管头
１９４２年初，集中营开始从事制造飞机零件。指导我们这些犯
人劳动的是一些外来的平民。起初平民们对我们这些囚犯非常冷淡，
但后来得知德军攻打斯大林格勒失败，他们也意识到德国战争机器已
经开始不灵，于是开始对我们表示出一定的友好。
当时在狱中的囚犯包括许多来自俄国、乌克兰、波兰和荷兰的战
俘。本来只应容纳１０００人的集中营这已经下塞进了１８０００人，
而德国囚犯的比例则相应地占得很少。语言不通给监狱管理带来了莫
大的困难，而同时德国囚犯也相应地显得宝贵起来。同性恋囚犯甚至
被允诺，如果表现良好，我们还会有出狱的希望。
在这种情势下，我被任命为管头，这是同性恋囚犯第一次担任此
职，无疑令许多其他囚犯，特别是政治犯和普通刑事犯感到愤愤不平。
我当时负责清点零件。我手下都是些外籍囚犯，为了克服语言不
通引起的困难，我将每件零件做了简单的标号，这样属下就能毫无困
难地把它们归类。这个有效的方法很快在狱中传开，连纳粹指挥都表
示出赞许。
在工作中我从来不打骂这些囚犯，因此很快获得了好名声。“你
是个好同志，既不打人，也不骂人，总是那么好。”一些俄国囚犯经
常对我这样说。
由于我的好名声，其他管头试图把他们的“床奴”塞到我的工作
间。为了讨好我，他们经常对我施以贿赂，而我也总是给予善意回应。
现在我手头算是有了一点点实权，因此再也用不着依附任何管头。在
这种情况下，我与一名２６岁的带粉红三角的德国同性恋囚犯发生了
恋爱关系。这份劳狱爱情曾带给我无比的欢乐。我的情人曾在军队服
役，但回乡休假时被发现与一名男士在厕所里亲热，因此受到了逮捕。
一天夜里我带着属下回囚房，看到“灰尘包”正站在门口。我们
按规定必须向他报到，于是我说：“分队报到，一名管头与二十七名
属下。”
“灰尘包”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