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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性”的教师：严厉、不虚假。他也一直在用这种态度做人、做父亲。
80年代，周到海南，“下海”畅游了一番。办公司、做贸易，做过的行业不下10个。虽然远离了校园，可是他一直没停止过对教育的思考。他说：“我毕竟还是一个父亲，我不可能对孩子的成长熟视无睹。”
儿子的聪明人人都夸，不过也有聪明孩子常有的特点（是特点，而特点不一定就是缺点），调皮，不听话，坐不住，不踏实。小学毕业时，以全校第二名的成绩，考入一所高考升学率很高的重点中学。
那是个培养大学生的地方，能进那所学校的都是经过一番拼搏才挤进来的学习尖子。可是周发现，那里的孩子大都象小老头一样，不但早早就戴上了眼镜，还弯腰驼背的，而且特听话、特循规蹈矩。
上了一个学期，儿子的成绩起伏不定，周还因为儿子的调皮、不听话经常被老师叫去“训斥”。
经常在学校走动，周开始注意观察儿子受教育的环境。他发现，孩子学习的教材大都还是他当年上学时学的教材，上课时，老师照本宣科，学生死记硬背。
语文课，应是最具人文特性的课，可是对于学生来讲，连最基本的精神自由都没有，写青松，必须联想先烈；写石子，必须联想默默无闻的普通人；写太阳、写春雨，必须联想党的温暖、党的培育；写长城，必须联想到解放军。学生不能说出自己的真实体验，不能抒发自己真实经历的内心感受，不能说出有独立精神体验的有个性的话。而是学着说假话、说套话、说空话、说大话。
有一次，政治课老师出了一道题：如果捡到10元钱，你是交给失主，还是私吞？全班同学都说：交给失主。只有小宣说：“如果找不到失主，我就私吞。”
结果，小宣遭到老师的批评，也遭到全班同学的嘲笑。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小宣说的是真话，有许多人说的是违心的话，但是这些孩子已经知道，真话是不能说出来的。他们平时也许比谁都坏，可是在老师面前他们却要做出比谁都好。这是一种可悲的双重人格。
周还发现，学生学的基本上都是死知识，考试不是考学生如何运用知识，而是考学生记住了多少知识。就拿外语来说吧，学了半天，说出的外语，不但中国人听不懂，外国人也听不懂。
一位已为人师的年轻教授，曾谈起当年在大学读书时经历的一件事。
一次上英语课，外籍老师让全班同学用英语写一篇作文《我的母亲》。大家都写得非常流畅，因为从小学到中学，这个题目的作文他们不知已写过多少遍了。然而英语老师在阅读了全部作文后，脸色非常难看地走进了教室，她用一种陌生的、带有几分怜悯的眼神扫了一眼她的学生，然后用手指点着目瞪口呆的学生说：“你，王！你，李！难道你们大家都长着同一个脑袋？难道你们的母亲没有虐待过你们？难道你们的母亲就没有好吃懒做的吗？难道你们对母亲就没有一点遗憾吗？”
原来，全班每个人都无一例外地都写了自己的母亲多么慈祥，多么勤劳，我们多么爱我们的母亲，连用的形容词都大致相近。因为从小学他们就是这么写的。对母亲的遗憾也许有，但写作文，他们却只会这么写，因为他们早已学会在表达中排除个人经验而服从公共套路。
那位后来“吃写作饭”的年轻教授痛愤地说：“我写作的最大困难也是最大痛苦，就是总得费力地排除来自学生作文时代的陈词滥调。倒不是说那些词调没有意义，但从文章学的角度看，它们因变成了公共语言而毫无意义……人就是这么给弄呆的。我至今也没有怨恨过我的语文老师，我知道这不是他一个人的事儿。但我却无法原谅这种写作培养方式……”
周可不愿儿子就这么给弄呆了，不愿儿子为学一些死知识耗费生命，也不愿让孩子小小年纪就觉得学习是件很痛苦的事，是个沉重的包袱。周说，如果这样，也许他会终生厌倦学习，那才是最可怕的。
周认为，真正好的老师，不仅授业，更会影响孩子的人格、品质和灵魂。他觉得现在的学校，这样的老师“10个里也难有一个，有一个，就比10个都强。”
周说：“如果教育给学生带来的是痛苦，是人格的扭曲，我宁可不要这种教育。”
那一段时间，周原本打算写两本书，把自己的职称问题解决了。不过，他最终还是“下决心来真的，从我做起，咱们都不玩这个游戏了。”
他说：“我们总是生活在别人的评价体系中，生活在所谓公众的价值标准里，想想挺可悲的。按常规，我混得再惨，现在也可以评上高级职称，带个研究生什么的。不过，干嘛一定要别人叫我一声周教授呢？”
周放弃了写书评高级职称的想法。上初一的儿子也从学校退学回家了。
不过，儿子小宣却说：“退学的决定是我自己作的，老爸只是举双手赞成。”
他说：“老爸跟我商量说，如果不去学校，你觉得怎么样？虽然我一直不想上学，但想到真的要不上学了，心里还是有点怕。我知道那是个很重要的决定。”
现在回想起来，周和儿子都觉得当时的决定是对的。
“当时作出让孩子退学的决定，有没有仔细权衡过对他会有怎样的影响？”
周沉吟了一下说：“我认为社会发展是动态的，现在的价值观念并不能完全预言多年后的未来。就象我这个年纪的人，当时对自己的设计以为是最好的设计，没准现在就是最坏的。在他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已有了多种学习知识的途径，学校只是其中的一种罢了，只要自己有学习愿望，也一样是可以学到东西的。况且，现代社会已发展到终生教育阶段，学习已越来越成为一种生活。”
他说：“任何选择都有得有失，我这样做当然有风险，但我最看重的是孩子的求知欲，看重的是孩子个性、人格、心理的健康发展。现在的学校教育，可能会让孩子学到一些东西，但是付出的代价是什么？是牺牲孩子的求知欲，牺牲孩子的创造力，甚至是人格的扭曲。我认为不值得。”
我对儿子说，能真正证明你这个人活过的是什么？是那些你独有的，你无条件一定要做的事，而不能一辈子都是别人的拷贝。”
周说有一件事对他很有启发。那是儿子4岁的时候，他教儿子下围棋。谁知“不教的时候他像个天才，教了他反而像个白痴”。他动用父亲的威严训斥、逼迫，弄得儿子到现在还是一见围棋扭头就走。从那以后，任何事他都绝不强迫儿子。他只提醒他，坚持要做的，就要自己承担责任。
儿子13岁时，从海南去武汉上体校。周给儿子买好了飞机票，让他一个人去。儿子问了一句：“体校在哪？”周说：“鼻子底下有张嘴，你不会自己问吗？”
半年前，17岁的小宣跟着父亲从海南来到北京。第二天，他就自己坐着公共汽车穿越半个北京城，去清华大学找自己的网友去了，并且在学校附近租了间房子住下来，因为那里离中关村近，离网友们近，方便学习电脑技术。
周说：“你看老鹰教小鹰学飞的时候，都是从窝里抓出来，往空中一扔。周恩来16岁写下‘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再看看现在16岁的人在做什么？上大学要让父母送，工作要靠父母找，结婚还要父母掏钱，这叫责任感？这叫人才？一个人这样是个人问题，社会都这样就是社会问题。”
脱离了常规的学校教育，但儿子的学习，周一直没放松过。他请在大学教书的朋友做儿子的老师，不过，儿子更多的是在干中学。
如今，5年过去了，学历还停留在初中一年级的小宣，对电脑和网络的熟悉，要远超出对中学课本和高考题型的熟悉。他正在考虑用所学到的本事挣钱养活自己。因为父亲已告诉他，过了18岁，家里就不给他提供生活费了。
问小宣后不后悔当初的选择。小宣说：“没什么好后悔的，再回头去看，我还是会做这个选择。”
问他有没有想过再回学校读书。小宣手里正帮父亲公司做一个数据库，他一边在键盘上敲敲打打，一边说：“中学就算了吧，大学以后也许会。我喜欢清华那种气氛。还有，上学能认识一些朋友，是件不错的事。”
谈起当初让儿子退学的事，周说：“有些人是没走过这条路，其实走过来，你就会发现没什么难的，路宽着呢，多着呢，何必都去挤独木桥？”
话虽如此，周也知道：“没有多少人会象我这样做，号召也没用，教育是长江源头的事，下游不发大水，上游的树就会照样砍，非到灾难发生了，人们才会警醒。”
周也许不知道，就在他说这番话时，《羊城晚报》正在大张旗鼓地报道“私塾现代版广州上演”的消息，说一对从事教育工作的夫妇“挑战学校教育模式让女儿退学回家自学”，那位母亲甚至辞职回家专心教女。
这位退学回家的女孩叫韦小溪，是广州市一所小学3年级学生。小溪的父亲韦渊在广州白云职业技术学院任教，母亲是一位小学教师。这个决定是2000年3月作出的。当时，小溪离小学三年级“毕业”还有半个学期。
韦渊夫妇说，让女儿退学回家自学，不是为了培养“天才”或“神童”。之所以要这样做，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认为现有的中小学教育制度令人失望：
“一道数学题反复做四五遍，一篇作文来回抄10次8次，还不允许按照孩子自己的想法写，这种教学方式上的机械、呆板和低效率，束缚了孩子的个性发展，根本做不到因材施教。”
另外他们还觉得中小学教育其实用不着十二年这样漫长的时间，如果孩子接受能力强，教学效率高，一半时间便能拿下来。
他们说让女儿回家，主要是为了实践“因材施教”的理念，不想让女儿的求知欲受到压抑，不想让她的个性受到束缚，想最大限度地发挥她的学习潜力。
夫妇俩一口气买回了小学到初三的全套教材、教纲和教辅资料，父亲教女儿语文、英语、电脑，母亲教女儿数学、音乐、美术、体育等科目。
每天，小溪7点钟起床早读，然后锻炼（跑楼梯、跳绳），邻居孩子上学的时间，她开始自习和上课。语文、数学、英语是她每天的必修课。为了提高效率，父亲还为她请回了另一位“家庭教师”——学习软件光盘。有了这位“编外老师”，小溪的语、数、外课常常在电脑上进行。
一年半过去了，小溪已经学完了小学四年级到初一的全部课程。小溪喜欢美术、电脑、爱看电视卡通和漫画，兴趣广泛。她的电脑动画制作已有相当水平，能用工笔在练习本上绘出传神的仕女图；电视上的卡通形象，她看一遍就能维妙维肖地描下来。她还在附近的中小学里结识了朋友；每周上一次购书中心和“麦当劳”，偶尔也出趟远门到外地走走。
问起小溪一年半来的感受，她说刚回家时感到的是无限的自由惬意，象一只出笼的小鸟；一两个星期后，有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