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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霍英东并不是“一边倒”，把港英政府和英国政府说得一无是处，他在演讲中也称赞港英在实施市场经济政策方面，对工商业、贸易等“无为而治”、“积极不干预”，因
而造就了香港今日的繁荣。他说：“港府只管法律、税收和公共事务，放手私人经济，保护
私有财产，严禁官员介入经济事务，推行经济自由主义。其中最大的本事是放手鼓励大家去
发财，政府掌握好税收的关口。”
这篇题为《中国的现代化与香港“九七”》的演讲稿，后来被内地《参考消息》报、香港《大公报》、香港《信报》节录刊载，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在社会上造成很大影响，人们争相传阅，连一些港府高官也去函向霍英东索取原稿全文。
霍英东的直言，赢得了不少人的赞许。
第四十六章注入巨资 重组东方航运（1）
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世界航运业大萧条时，霍英东竟然逆流而上，注入巨资于濒临清盘的“香港船王”董浩云创建的“东方海外”。此举引致众多猜测，有人认为具有政治背景。
而霍英东后来也承认他只是代理人而已。
董氏航运王国濒临清盘
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的最初几年，霍英东可以算是投资内地战意最勇的香港商人；至于在香港的生意，他基本上是只守不攻，业绩乏陈，与在内地的进取表现形成强烈对比。
客观而言，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霍英东虽然在内地大举投资，且利润率很高，但实际上所赚到的钱极之有限；反观香港，这段期间地产和股市曾几度大起大落，不少人抓住机会，钱财一动，就赚得钵满盘满。
对于霍英东错失了多次香港地产和股市大升浪的机会，霍震霆曾为父亲辩护说：“做生意不要企望太多，可能好多人在升市时赚的多，一个波浪又没有了。这些年我们只守不攻，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不是上市公司，没有太大压力，另外我爸爸早年开始做生意，当时风潮上落好大，形成他做生意作风稳健，所以在多个风潮中都能保持下去。”
但是，素以作风稳健而著称于港澳工商界的霍英东，却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世界航运业走向萧条之时，竟然逆流而上，斥巨资注入一间濒临清盘的航运公司，其一反常规和出人意表的行为，一时间引起人们的种种猜疑。
这家濒临清盘的航运公司，就是“香港船王”董浩云创办的东方海外实业有限公司。
董浩云是浙江宁波人，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从事海运业。30年代中期，他力主创办中国航运信托公司，将当时全国各大小民营轮船公司合并，以期与外资航运公司和专营海运业的公营招商局抗衡。几经筹办，中国航运信托公司在1941年3月于香港注册成立。此后，该公司将全国各大大小小的民营航船统一调配，加强经营定期航线。而董浩云在中国民营航运业的领袖地位也由此确立。
1946年8月，董浩云又在中国内地成立中国航运公司，开始欧洲远洋货运业务。1947年8月，他又创办复兴航业公司。1949年底，董浩云把中国航运公司和复兴航业公司迁往台北。60年代，世界航运业出现空前繁荣，董浩云的船队迅速扩充，形成一个庞大的航业王国，而董浩云也因此名扬四海，被誉为“香港船王”，与他的浙江老乡包玉刚，同时称雄于世界海运业。1973年，董浩云创办的另一间公司东方海外实业有限公司趁势在香港挂牌上市。
但是，好景不长。1979年，董浩云退休，其子董建华出任“东方海外”主席；1981年，董浩云病逝，“东方海外”的营业溢利也大幅度下挫。此时正值世界航运业大衰退，除了包玉刚非常成功地“登陆”之外，世界绝大多数的航运公司都逃避不了世界航运业大衰退、大萧条的冲击。
“东方海外”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两项错误决策，也加速了它的困境来临。1980年4月，“东方海外”动用26亿港元，收购英国一家大型的轮船公司，以致日后形势转坏时，本身的负担和责任加重；1982年，“东方海外”增资，用以收购董氏私人机构的公司，并且发行大量累积优先股，该行动估计给“东方海外”带来约16亿港元以上的债项。
1985年9月2日，董氏家族向外界宣布“东方海外”负债15亿美元，且自动停止在交易所报价买卖，以谋求重整债务结构。
董氏家族陷入财政困境，把已经在香港“冬眠”20年的霍英东，再次推到香港经济的大风浪之中。
扮演“白武士”注入巨资
在宣布“东方海外”停牌之前，董氏家族已经采取多项措施，以求改进公司的债务，例如在1984年出售租约到期的油轮，减少自置船舶的数量，分散投资，但这些行动对公司财务状况无任何改善。而在停牌之后，董氏家族也多番与其债务银行商议，重整债务结构，以期渡过难关。汇丰银行作为“东方海外”的债权人，不希望“东方海外”因财政问题而无法偿还其它债项，以致其他债权人拒绝继续支持它而导致“东方海外”倒闭，于是同意给予“东方海外”一笔有抵押备用信贷，数额不少于38亿港元，其中先将12亿元存入“东方海外”户口，余款在“东方海外”需要时分两期提取。
虽然有汇丰银行的支持，但由于债务过大，东方海外重组债务结构仍然困难重重，难以有突破性的进展。
就在这个时候，霍英东和董氏家族进行了秘密的接触。经过多次协商，双方终于在1986年3月达成基本的投资协议。14日，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宣布霍英东将投资1。2亿美元（折合港币9。36亿元）于董氏集团所属的新造船公司及货柜业务的新公司。
联合声明称，董氏集团目前正在进行财务重整，重整计划将会向其债权人和股东提出，以求核准；霍英东注入的1。2亿美元，其中2000万美元投入一家新造船公司，另1亿美元投入一家新货柜运输公司。新造船公司和新货柜运输公司是指那些将会成立、并将成为重组后的董氏集团重要部分的公司，前者拥有正在建造但未付货的新船，后者则是新货柜运输集团的核
第四十六章注入巨资 重组东方航运（2）
心。这两项投资，将构成该两公司大比数之少数股东权益。
另外，声明还特别强调，霍英东的投资以董氏集团顺利重组为先决条件，新资金的投入，将完全以正常的商务条件为基础，用来加强重整后的营运；而霍英东将不承担任何重整前的债务和责任，董氏集团主席仍然由现任主席董建华担任，由他继续主持业务，领导该集团。
资金背景引来种种猜疑
这份联合声明一公开发表，即时引起广泛的关注。不少传媒记者致电霍家，但找不到霍英东，原来声明发表那天，他正在杭州公干。
霍英东的这一举措，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因为“东方海外”债台高筑，且世界航运业并不见复兴迹象，把巨资在这个时候投进去，可以说是一种冒险行为，这与霍英东向来的稳健作风大相径庭。
联合声明说：“霍英东有鉴于目前航运业历史性之最低潮，认为此乃投资该行业的良好时机，并认为董氏集团在该行业处于领导地位，拥有丰富的经验和广泛的国际商务关系。霍英东相信董氏集团在航运业复生时一定会获利，因而该项投资将会取得满意的报酬。”
而董氏集团也认为：“霍英东先生之投资，充分显示了霍英东先生对航运业及对董氏集团经营此行业的信心。”
双方都强调该项投资，纯粹是一项商业行为。但由于世界航运业前景极之不明朗，而董氏集团的财务状况又非常恶劣，故霍英东的投资理由很难令人置信；更主要的，由于霍英东与中方的关系非常密切，令人不能不联想到该项投资是否有“政治色彩”。
霍英东拥有的公司大多属私人公司，并未挂牌上市，故外人很难准确估算他的家底有多少。如今，他一下子拿出1。2亿美元，令人觉得他拥有的财富“深不可测”。那时，正值中英就香港前途问题发表联合声明不久，中方不断强调会极力维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于是，有股评家指出，霍英东可能是北京方面的“代理人”，其背后的资金来自中国，此举是为了“托市”，以维持香港的稳定繁荣。
另一方面，由于董氏集团历史上与台湾方面有过密切联系，且当时其在台湾有一间附属公司，在台湾注册，属下有6艘船挂“中华民国”旗；于是，又有人指霍英东此时斥巨资注入董氏，不排除有某种“不可告人的政治阴谋”。
在霍英东与董氏发表联合声明的第二天，路透社从台北发出了一则报道，透露台湾方面对这个问题的关注。报道说，当记者问及台湾方面会否因此而有任何行动抵制董氏集团在台湾的附属公司时，台北政府“副交通部长”朱丁古（译音）说，由于事情仍在研究，暂时未能发表意见。台湾航运界人士透露，台湾官方14日已就霍英东注资一事询问董氏集团，如果官方认为今次的注资是商业行动，那便简单，若涉及政治成份，问题便会很复杂。
曾一度与董浩云合谋发展货柜码头
霍英东为何介入“东方海外事件”，其注入的资金是否如外界所说来自中方呢？
就这个问题，我曾经六七次反复问霍英东，但霍英东不是避而不谈，就是以不方便为理由不肯透露详情，结果，关于这个问题，他对我所谈的，就只有以下这些：
“其实情况是中方注资。我可能不应该讲，要征求一些朋友的意见，因为‘东方海外’”牵涉到台湾，在台湾注册。中方支持……这个问题迟些再答复你。”
“当时，重整财务，牵涉资金相当大，主要牵涉到很多间银行。他们重整财务，搞得很成功。至于资金来源，我应该问他……”霍英东说的这个“他”，可能是指董建华。
董建华是董浩云的长子，他1937年生于上海，后随父亲到台湾、香港，曾就读于英国利物浦大学。大学毕业以后，一直协助父亲打理家族生意。1981年，董浩云病逝，董建华从此独力掌管家族商业王国，并经历了董氏集团所遇到的惊涛骇浪。1992年底，彭定康就任港督后，重组行政局，董建华应邀入局；第二年的年初，又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到了1995年底，香港传媒更盛传他是首届香港行政长官。
后来，霍震霆也对我谈过这个问题：“‘东方海外’主要是资金周转问题，内地银行都支持，我们参与，帮助渡过难关。我们只是中间人，不是主动的……”
虽然霍家父子所透露的只有这些，但问题其实已经很清楚：那1。2亿美元并不是霍英东的钱，而是来自内地的银行，他只是一个代理人。
1996年3月，我再次就“东方海外”的问题追问霍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