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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己集_鲁迅-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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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为“骂”决非好东西罢,于有些人还是有利的。人类究竟是可怕的东西。就是能够咬死人的毒蛇,商人们也会将它浸在酒里,什么“三蛇酒”,“五蛇酒”,去卖钱。 

    这种办法实在比“交战”厉害得多,能使我不敢写杂感。 

    但再来一回罢,写“不敢写杂感”的杂感。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二日《语丝》周刊第一五四期。 

    “意表之外”,是引用复古派文人林纾文章中不通的用语。 

    (2)“兰谱” 旧时朋友相契,结为兄弟,互换谱帖以为凭证,称为金兰谱,省称兰谱,取《周易·系辞》“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的意思。 

    (3)“相视而笑”二句,见《庄子·大宗师》,即彼此同心,毫无拂逆的意思。 

    (4)耶稣(约前4—30) 基督教创始人。据《新约全书》说,他在犹太各地传教,为犹太教当权者所仇视,后被捕送交罗马帝国驻犹太总督彼拉多,钉死在十字架上。



 新时代的放债法

    还有一种新的“世故”(2)。 

    先前,我总以为做债主的人是一定要有钱的,近来才知道无须。在“新时代”里,有一种精神的资本家。 

    你倘说中国像沙漠罢,这资本家便乘机而至了,自称是喷泉。你说社会冷酷罢,他便自说是热;你说周围黑暗罢,他便自说是太阳。 

    阿!世界上冠冕堂皇的招牌,都被拿去了。岂但拿去而已哉。他还润泽,温暖,照临了你。因为他是喷泉,热,太阳呵! 

    这是一宗恩典。 

    不但此也哩。你如有一点产业,那是他赏赐你的。为什么呢?因为倘若他一提倡共产,你的产业便要充公了,但他没有提倡,所以你能有现在的产业。那自然是他赏赐你的。 

    你如有一个爱人,也是他赏赐你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天才而且革命家,许多女性都渴仰到五体投地。他只要说一声“来!”便都飞奔过去了,你的当然也在内。但他不说“来!”所以你得有现在的爱人。那自然也是他赏赐你的。 

    这又是一宗恩典。 

    还不但此也哩!他到你那里来的时候,还每回带来一担同情!一百回就是一百担——你如果不知道,那就因为你没有精神的眼睛——经过一年,利上加利,就是二三百担…… 

    阿阿!这又是一宗大恩典。 

    于是乎是算账了。不得了,这么雄厚的资本,还不够买一个灵魂么?但革命家是客气的,无非要你报答一点,供其使用——其实也不算使用,不过是“帮忙”而已。 

    倘不如命地“帮忙”,当然,罪大恶极了。先将忘恩负义之罪,布告于天下。而且不但此也,还有许多罪恶,写在账簿上哩,一旦发布,你便要“身败名裂”了。想不“身败名裂”么,只有一条路,就是赶快来“帮忙”以赎罪。 

    然而我不幸竟看见了“新时代的新青年”的身边藏着这许多账簿,而他们自己对于“身败名裂”又怀着这样天大的恐慌。 

    于是乎又得新“世故”:关上门,塞好酒瓶,捏紧皮夹。 

    这倒于我很保存了一些润泽,光和热——我是只看见物质的。 

    九,十四。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二日《语丝》周刊第一五四期,原题《“新时代”的避债法》。 

    (2)“世故”及下文若干词句,都是引用高长虹的话。高长虹,参看本卷第383页注(3)。他在一九二四年十二月认识鲁迅后,曾得到鲁迅很多指导和帮助。一九二六年下半年起,他却对鲁迅进行恣意的诬蔑和攻击。他在《狂飙》周刊第五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发表的《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中,谩骂鲁迅为“世故老人”。在第六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给——》一诗中自比太阳:“如其我是太阳时,我将嫉妒那夜里的星星。”在第九期(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介绍中华第一诗人》内则说:“在恋爱上我虽然像嫉妒过人,然而其实是我倒让步过人。”第十期(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时代的命运》中又有“我对于鲁迅先生曾献过最大的让步,不只是思想上,而且是生活上”等语。在同篇中又说他和鲁迅“曾经过一个思想上的战斗时期”,他所用的“战略”是“同情”。在《指掌图》一文内,又自称与鲁迅“会面不只百次”。第十四期(一九二七年一月)《我走出了化石的世界》中又咒骂:“鲁迅不特身心交病,且将身败名裂矣!”等等。所以本文中有“太阳”、“爱人”、“同情”、“来一百回”等语。此外,“帮忙”、“新时代的新青年”等,都是高长虹文中常用的词语。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九月间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2)讲稿

    我今天所讲的,就是黑板上写着的这样一个题目。 

    中国文学史,研究起来,可真不容易,研究古的,恨材料太少,研究今的,材料又太多,所以到现在,中国较完全的文学史尚未出现。今天讲的题目是文学史上的一部分,也是材料太少,研究起来很有困难的地方。因为我们想研究某一时代的文学,至少要知道作者的环境,经历和著作。 

    汉末魏初这个时代是很重要的时代,在文学方面起一个重大的变化,因当时正在黄巾(3)和董卓(4)大乱之后,而且又是党锢(5)的纠纷之后,这时曹操(6)出来了。——不过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志演义》(7),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现在我们再看历史,在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为通常我们晓得,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 

    为什么呢?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记载上半个好人也没有。曹操在史上年代也是颇短的,自然也逃不了被后一朝人说坏话的公例。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 

    研究那时的文学,现在较为容易了,因为已经有人做过工作:在文集一方面有清严可均辑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晋南北朝文》(8)。其中于此有用的,是《全汉文》,《全三国文》,《全晋文》。 

    在诗一方面有丁福保辑的《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9)。——丁福保是做医生的,现在还在。 

    辑录关于这时代的文学评论有刘师培编的《中国中古文学史》(10)。这本书是北大的讲义,刘先生已死,此书由北大出版。 

    上面三种书对于我们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能使我们看出这时代的文学的确有点异彩。 

    我今天所讲,倘若刘先生的书里已详的,我就略一点;反之,刘先生所略的,我就较详一点。 

    董卓之后,曹操专权。在他的统治之下,第一个特色便是尚刑名。他的立法是很严的,因为当大乱之后,大家都想做皇帝,大家都想叛乱,故曹操不能不如此。曹操曾自己说过:“倘无我,不知有多少人称王称帝!”(11)这句话他倒并没有说谎。因此之故,影响到文章方面,成了清峻的风格。—— 

    就是文章要简约严明的意思。 

    此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尚通脱。他为什么要尚通脱呢? 

    自然也与当时的风气有莫大的关系。因为在党锢之祸以前,凡党中人都自命清流,不过讲“清”讲得太过,便成固执,所以在汉末,清流的举动有时便非常可笑了。 

    比方有一个有名的人,普通的人去拜访他,先要说几句话,倘这几句话说得不对,往往会遭倨傲的待遇,叫他坐到屋外去,甚而至于拒绝不见。 

    又如有一个人,他和他的姊夫是不对的,有一回他到姊姊那里去吃饭之后,便要将饭钱算回给姊姊。她不肯要,他就于出门之后,把那些钱扔在街上,算是付过了。 

    (12)个人这样闹闹脾气还不要紧,若治国平天下也这样闹起执拗的脾气来,那还成甚么话?所以深知此弊的曹操要起来反对这种习气,力倡通脱。通脱即随便之意。此种提倡影响到文坛,便产生多量想说甚么便说甚么的文章。 

    更因思想通脱之后,废除固执,遂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的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 

    总括起来,我们可以说汉末魏初的文章是清峻,通脱。在曹操本身,也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可惜他的文章传的很少。他胆子很大,文章从通脱得力不少,做文章时又没有顾忌,想写的便写出来。 

    所以曹操征求人才时也是这样说,不忠不孝不要紧,只要有才便可以。 

    (13)这又是别人所不敢说的。曹操做诗,竟说是“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14),他引出离当时不久的事实,这也是别人所不敢用的。还有一样,比方人死时,常常写点遗令,这是名人的一件极时髦的事。当时的遗令本有一定的格式,且多言身后当葬于何处何处,或葬于某某名人的墓旁;操独不然,他的遗令不但没有依着格式,内容竟讲到遗下的衣服和伎女怎样处置等问题(15)。 

    陆机虽然评曰“贻尘谤于后王”(16),然而我想他无论如何是一个精明人,他自己能做文章,又有手段,把天下的方士文士统统搜罗起来,省得他们跑在外面给他捣乱。所以他帷幄里面,方士文士就特别地多。 

    孝文帝曹丕(17),以长子而承父业,篡汉而即帝位。他也是喜欢文章的。其弟曹植(18),还有明帝曹叡(19),都是喜欢文章的。不过到那个时候,于通脱之外,更加上华丽。不著有《典论》,现已失散无全本,那里面说:“诗赋欲丽”,“文以气为主”。《典论》的零零碎碎,在唐宋类书中;一篇整的《论文》,在《文选》(20)中可以看见。 

    后来有一般人很不以他的见解为然。他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21)(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所以曹丕做的诗赋很好,更因他以“气”为主,故于华丽以外,加上壮大。归纳起来,汉末,魏初的文章,可说是:“清峻,通脱,华丽,壮大。”在文学的意见上,曹丕和曹植表面上似乎是不同的。曹丕说文章事可以留名声于千载(22);但子建却说文章小道(23),不足论的。据我的意见,子建大概是违心之论。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子建的文章做得好,一个人大概总是不满意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他的文章已经做得好,于是他便敢说文章是小道;第二,子建活动的目标在于政治方面,政治方面不甚得志(24),遂说文章是无用了。 

    曹操曹丕以外,还有下面的七个人: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刘桢,都很能做文章,后来称为“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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