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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载患脑炎戏作
横眉岂夺蛾眉冶，不料仍违众女心。（２）诅咒而今翻异样，无如臣脑故如冰。
三月十六日
（１） 《鲁迅日记》一九三四年三月十六日：“闻天津《大公报》记我患脑炎，戏作一绝寄静农云：‘横眉岂夺蛾眉冶，……。’”一九三四年三月十日《大公报》“文化情报”栏载有一则署名“乒”的简讯：“据最近本月初日本《盛京时报》上海通讯，谓蛰居上海之鲁迅氏，在客观环境中无发表著述自由，近又忽患脑病，时时作痛，并感到一种不适。经延医证实确系脑病，为重性脑膜炎。当时医生嘱鲁“十年”（？）不准用脑从事著作，意即停笔十年，否则脑子绝对不能用，完全无治云。”
（２） 众女 屈原《离骚》：“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
备考：并非《晨报》造谣（素昧）
昨日本刊《来信》的标题之下，叙及开封女生被兵士怎么的新闻，因系《晨报》之所揭载，似疑《晨报》造谣，或《晨报》访员报告不实，其实皆不然的，我可以用事实来证明。
上述开封女学生被兵士○○的新闻，是一种不负责任捏名投稿，这位投稿的先生，大约是同时发两封信，一给《京报》，一给《晨报》（或者尚有他报），我当时看了这封信，用观察新闻的眼光估量，似乎有些不对，就送他到字纸篓中去了。《晨报》所揭载的，一字不差，便是这样东西，我所以说并不是《晨报》造谣，也不是《晨报》访员报告不实，至多可以说他发这篇稿欠郑重斟酌罢了。
一九二五年五月五日《京报副刊》。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四日《京报副刊》。
（２） “拍花” 旧时称歹徒用迷药诱拐小儿为拍花。（３） 《我的失恋》 鲁迅于一九二四年十月三日写的一首诗，《晨报副刊》编辑孙伏园发排后，被《晨报》代总编辑刘勉己抽掉，孙伏园为此愤而辞职。
（４） 灰棚 指北京宫门口西三条二十一号鲁迅寓所里的一间灰顶房子，即“老虎尾巴”。
备考：给鲁迅先生的一封信（王铸）
我今天写这封信给你，也许像你在《杨树达君的袭来》中所说的，“我们并不曾认识了哪”；但是我这样的意见，忍耐得好久了，终于忍不住的说出来，这在先生也可以原谅的罢。
先生在《晨报》副镌上所登的《苦闷的象征》，在这篇的文字的前面，有了你的自序；记不切了，也许是像这样的说吧！“它本是厨川君劫后的作品，由了烧失的故纸堆中，发出来的，是一包未定稿。本来没有甚么名字，他的友人，径直的给他定下了，——叫作《苦闷的象征》。”先生这样的意见，或者是别有所见而云然。但以我在大前年的时候，所见到的这篇东西的译稿，像与这里所说的情形，稍有出入；先生，让我在下面说出了吧。
在《学灯》上，有了一位叫明权的，曾译载过厨川君的一篇东西，叫作《苦闷的象征》。我曾经拿了他的译文与先生的对照，觉得与先生所译的一毫不差。不过他只登了《创作论》与《鉴赏论》，下面是甚么也没有了，大约原文是这样的罢。这篇译文，是登在一九二一年的，那时日本还没地震，厨川君也还健在；这篇东西，既然有了外国人把它翻译过，大概原文也已揭载过了罢。这篇东西的命名，自然也是厨川君所定的，不是外国人所能杜撰出来的。若然，先生在自序上所说的，他友人给他定下了这个名字，——《苦闷的象征》，——至少也有了部分的错误了罢。
这个理由，是很明白的；因为那时候日本还没有地震，厨川君也还没有死，这篇名字，已经出现过而且发表的了。依我的愚见，这篇东西，是厨川君的未定稿，大约是靠底住的；厨川君先前有了《创作论》和《鉴赏论》，又已发表过，给他定下了名字，叫作《苦闷的象征》。后来《文艺上的几个根本问题的考察》，《文艺的起源》，又先后的做成功了。或者也已发表过，这在熟于日本文坛事实的，自然知道，又把它摒集在一块去。也许厨川君若没有死，还有第五第六的几篇东西，也说不定呢！
但是不幸厨川君是死了，而且是死于地震的了；他的友人，就把他这一包劫后的遗稿，已经命名过的，——《苦闷的象征》，——发表出来，这个名字，不是他的友人——编者——所臆定的，是厨川君自己定下的；这个假定，大约不至有了不对了罢。
以上几则，是我的未曾作准的见解，先生看见了它，可以给我个明白而且彻底的指导么？
先生，我就在这里止住了罢？
王铸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三日《京报副刊》。《苦闷的象征》，文艺论文集，日本厨川白村著。鲁迅的译本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由新潮社印行，为《未名丛刊》之一。同年十月《晨报副刊》曾断续地连载其中的前两篇。
（２）王铸即王淑明，安徽无为人。当时在家乡读书。（３）厨川氏即厨川白村（１８８０—１９２３），日本文艺评论家，京都帝国大学教授。著作除《苦闷的象征》外，还有《出了象牙之塔》、《文艺思潮论》等。
（４）指日本关东大地震。发生于一九二三年九月一日上午十一时，厨川白村于这次地震中遇难。
（５）山本修二（１８９４—１９７６）日本京都第三高等学校、京都大学教授。当时是厨川白村纪念委员会的负责人。（６）指译〈苦闷的象征〉后三日序》，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月一日《晨报副刊》。
（７）《改造》日本综合性月刊。一九一九年四月创刊于东京，改造社印行，一九五五年出至第三十六卷第二期停刊。（８）《学灯》《时事新报》的副刊，一九一八年三月四日创刊于上海，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四日停刊。
（９）丰子恺（１８９８—１９７５）浙江桐乡人，美术家、散文家。作品有《子恺漫画》、《缘缘堂随笔》等。他翻译的《苦闷的象征》一九二五年三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１０）《东方杂志》综合性杂志。一九○四年三月创刊于上海，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停刊，初为月刊，一九二○年第十七卷起改半月刊，至一九四八年第四十四卷又改为月刊，商务印书馆出版，共出四十四卷。仲云所译《文艺上几个根本问题的考察》载于该刊第二十一卷第二十号（一九二四年十月）。仲云，即樊仲云，浙江嵊县人。当时是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后堕落为汉奸。
备考：那几个女学生真该死（荫棠）
开封女师范的几个学生被奸致命的事情，各报上已经登载了。而开封教育界对于此毫无一点表示，大概为的是她们真该死吧！
她们的校长钦定的规则，是在平常不准她们出校门一步；到星期日与纪念日也只许她们出门两点钟。她们要是恪守规则，在闷的时候就该在校内大仙楼上凭览一会，到后操场内散散步，谁教她们出门？即令出门了，去商场买东西是可以的，去朋友家瞧一瞧是可以的，是谁教她们去那荒无人迹的地方游铁塔？铁塔虽则是极有名的古迹，只可让那督军省长去凭览，只可让名人学士去题名；说得低些，只让那些男学生们去顶上大呼小叫，她们女人那有游览的资格？以无资格去游的人，而竟去游，实属僭行非分，岂不该死？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她们虽非为吃饭而失节，其失节则一，也是该死的！她们不幸遭到丘八的凌辱，即不啻她们的囱门上打上了“该死”的印子。回到学校，她们的师长，也许在表面上表示可怜的样子，而他们的内眼中便不断头的映着那“该死”的影子，她们的同学也许规劝她们别生气，而在背后未必不议着她们“该死”。设若她们不死，父母就许不以为女，丈夫就许不以为妻，仆婢就许不以为主；一切，一切的人，就许不以为人。她们处在这样的环境之中，抬头一看，是“该死”，低头一想，是“该死”。“该死”的空气使她们不能出气，她们打算好了，唯有一死干净，唯有一死方可涤滤耻辱。所以，所以，就用那涩硬的绳子束在她们那柔软的脖颈上，结果了她们的性命。当她们的舌头伸出，眼睛僵硬，呼吸断绝时，社会的群众便鼓掌大呼曰，“好，好！巾帼丈夫！”
可怜的她们竟死了！而她们是“该死”的！但不有丘八，她们怎能死？她们一死，倒落巾帼好汉。是她们的名节，原是丘八们成就的。那么，校长先生就可特别向丘八们行三鞠躬礼了，那还有为死者雪耻涤辱的勇气呢？校长先生呵！我们的话都气得说不出了，你也扭着你那两缕胡子想一想么？你以前在学校中所读过的教育书上，就是满印着“吃人，吃人，”“该死，该死，”么？或者你所学的只有“保饭碗”的方子么？不然，你为什么不把这项事情宣诸全国，激起舆论，攻击军阀，而为死者鸣冤呢？想必是为的她们该死吧！
末了，我要问河南的掌兵权的人。禹县的人民，被你们的兵士所焚掠，屠杀，你们推到土匪军队憨玉琨的头上，这铁塔上的奸杀案，难道说也是憨的土匪兵跑到那里所办的么？伊洛间人民所遭的灾难你们可以委之于未见未闻，这发见在你们的眼皮底下，耳朵旁边的事情，你们还可以装聋卖哑么？而此事发生了十余日了，未闻你们斩一兵，杀一卒，我想着你们也是为的她们该死吧！呀！
一九二五年五月六日《京报》《妇女周刊》第二十一期。
备考：偏见的经验（柯柏森）
我自读书以来，就很信“开卷有益”这句话是实在话，因为不论什么书，都有它的道理，有它的事实，看它总可以增广些智识，所以《京副》上发表“青年必读书”的征求时，我就发生“为什么要分青年必读的书”的疑问，到后来细思几次，才得一个“假定”的回答，就是说：青年时代，“血气未定，经验未深”，分别是非能力，还没有充足，随随便便买书来看，恐怕引导入于迷途；有许多青年最爱看情书，结果坠入情网的不知多少，现在把青年应该读的书选出来，岂不很好吗？
因此，看见胡适之先生选出“青年必读书”后，每天都要先看“青年必读书”才看“时事新闻”，不料二月二十一日看到鲁迅先生选的，吓得我大跳。鲁迅先生说他“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这也难怪。但是，他附注中却说“要趁这机会，略说自己的经验，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云云，他的经验怎样呢？他说：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时（但除了印度），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
中国书中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