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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她,我的第一个女朋友,眼睛会盯着远方,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什么。而我则对远方置之不顾,我只知道热烈地看着她,从侧面看她的睫毛,看她嘴唇边细密的汗毛,我调动我嗓子间公鸭的力量,翻唱崔健的《一无所有》,这首惨遭语文老师批判的歌,惹来了她的笑,那笑声像是从她的胸膛伸出的一只摇着银铃的手。”
这些北京本地长不出来的文字,带着原始的力量和意象,丰富我们的汉语。
第二次见他,我在燕莎的萨拉伯尔请他吃韩国烧烤,看见比我还单薄的人,我多点了一份火锅面。“多吃。总要胖些,要不然如何支撑文字?”“我有个非法同居的女友,按食谱饲养我。我还有个老妈,最近赶来照顾我。”
胡赳赳的一个老领导教给他人生的道理:“你在这里干编辑,月刊的稿子半个月就编好了,剩下时间写点小说,当个作家。”我也要和他说,多写,占有话语权,成为颜俊,许知远和谢有顺。
我抬起头,我看见,远远的,胡赳赳的文字江山,半个太阳爬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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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生长》再版序
小<说<t<xt>天?堂
《万物生长》再版序
冯唐
《万物生长》成书的过程很长。
“鸡头”开在一九九八年的夏天。当时刚念完八年的医学院,在七月的北京等着八月去美国体会腐朽没落。那个夏天很热,死了好些白毛老头和小脚老太太,我在呼啸的电风扇前,想,写个什么吧,写了就忘了,到美国就是一个新开始。
“猪肚”填在一九九九年夏天。我在新泽西一个古老的医疗仪器公司实习,替他们理顺全球投标流程,小组里最年轻的莫妮卡比我大十五岁,公司的主要产品长期占领了世界50%以上的市场,莫妮卡大姐对我说了一句很国企的话:“你不要那么使劲干,否则我们压力很大。”所以我上班的时候上网,看新浪新闻,泡两个叫“新大陆”和“文艺复兴”的论坛。名字叫卡门的老板娘不懂中文,鼓励我:“仔细看,中国医疗耗材的潜在市场很大。”公司在新泽西北部,是著名的白区,好的意大利餐馆到处都是。唯一一个号称中餐的馆子,大厨和伙计都是越南人冒充的,一句中文都不会,只会做酸辣汤和左公鸡,让我想起初中看的《金瓶梅》录像,也是越南人演的,里面的潘金莲除了微笑和叫床,一言不发。一个地方,如果没有便宜的小馆子可以喝大酒,喝完酒没有姑娘可以拉着手,口无遮拦,对于当时的我,就是监狱。所以我下班的时候,躲在饭店里写《万物生长》。
“猫尾”收在亚特兰大,用的是二零零零年冬天的三周假期。我给当时为我做出版代理的《格调》先生、师奶杀手、出版家石涛写电邮,说,下雪了,我窗外的松鼠们还没冻死。石涛说,他想起他在辛辛那提写作的时候,说,如果觉得文气已尽,当止就止。写完,我回到北京,当时电子书大佬“博库”还笔直地挺着,在长城饭店旁边的小长城酒家新春团拜,有酒有肉,我第一次见北京的作家们,感觉自己像是在凤凰窝里的一只小鸡。我第一次和作家们喝酒,就被一个叫艾丹的,一个叫张弛的,和一个叫狗子的,灌得平生第一次在睡觉以外的时间失去意识,停止思考。去协和医院洗胃,周围十几个医学院同学围着,我心想,将来这些人都是名教授大医生啊,我真牛啊。我事后才知道,这三个家伙,在公认的北京酒鬼好汉榜上分别排名第一、第二和第十一。石涛后来说,我倒下之前,拨了三个手机号码,一个接到留言机,一个说人在上海,最后一个没有通,他想知道,这三个人都是谁。艾丹后来说,我根本就不是他们灌的,是我自己灌的自己,两瓶大二锅头,一个小时就干了,心里不知道有什么想不开的事儿。
《万物生长》出书的过程同样漫长。二十几家出版社的编辑看过叫好之后,摇摇头说,“想骟成太监都不行,浑身都是小鸡鸡”。好事的勉强同过,呈送上级继续审批,我于是知道了出版社的组织结构和审批流程:编辑,编辑部主任,主编,社长。每个环节,都可以毙掉一本书。二十几家走过的好处是,这个小圈子里有了口碑,一半以上的编辑写信,说,“真遗憾,下本书,收敛些,我们一定合作。”一年之后,纸书终于出来了,删改得尼姑不象尼姑,和尚不象和尚,封面为了掩人耳目,做得好像教导群众如何施肥养花的科普读物。
现在回想写《万物生长》的时候,好像曾国藩初带兵,“不要钱,不怕死”,我心中了无羁绊,我行我素,无法无天。我甚至忘了早已经学会的好些小说技巧,后来回看我高一写的一个长篇,远比《万物生长》行文老练干净,更象能在《收获》发表的样子。我想,我是土鳖,别太苛求自己。跟生孩子一样,肚子里有要表达的东西,猫三狗四人十月,一直挺着,到时候自然有东西出来。 写出来的东西,仿佛生出来的孩子,“儿孙自有儿孙福”,成什么样的气候,是他自己的造化了。
写完寄给我的医学院时候同宿舍的下铺,他当地时间早上五点给我打电话,说,看了一晚,决定留到女儿长到十八岁,给她看,原来老爸就是这样长大。寄给我过去的相好,她打来电话,一句话不说,停了一晌,挂了。我当时想,《万物生长》不是我最好的东西,也一定不是我最差的东西,要是有十本类似的东西,我就不算是土鳖了吧,和作家们喝酒的时候也不用恬着脸皮不知羞耻了吧?
过了两年,初版的《万物生长》已经断货。e书先生、少妇杀手、出版家熊灿好事,说有热情出全本,让更多的人知道,有些人这样长大。我想,害别的书商也是害,不如害个有热情的。唯一提了一个要求,再版,原作一个字不能删,该是尼姑的地方是尼姑,该是和尚的地方是和尚。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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挤呀挤
~小<说t xt++天>堂
挤呀挤
冯唐
香港真挤,每条街都是王府井,都是淮海路。
为了离上环的办公室近,公司把宿舍安排在西营盘。那个是老城区,英国殖民地的时候,最初驻扎过军队。现在,满眼老头和老太太,捅开一楼临街的房子开小店,忙的时候做生意,闲的时候在铺子里搓麻将,人气扑鼻。店都开了几十年了,一见我就知道是刚来的,争着夸我普通话说得标准,基本没有口音。感觉仿佛北京的二环路以里,唯一的区别是,北京二环以里拥挤着的,多是一层的大杂院和四合院,香港的上环,一个挨一个,多是二三十层的瘦高楼。大杂院里,总有一两棵槐树、枣树、石榴、香椿、丁香或是半架葡萄,拧着挺着,冲破临时搭建的小厨房和小厕所,在饭香和粪气滋润下顽强地开花结果。站在院子里,抬起头,是老大一块蓝天和吹着流氓哨的鸽子。香港老城区,常是单行线,没有自行车道,人行便道三瓣屁股宽。一个长着两瓣屁股的人迎面遇上的另一个长着两瓣屁股的人,小声说一句:“唔该”,一侧身,三瓣屁股在蹭与不蹭之间交错而过。人行便道上遍铺水泥,没有一棵树,路边偶尔有个街心花园,隔几十米望去,常常误以为是谁家阳台上摆的盆景。仰起头,坚持久些,楼与楼之间的一线天空上,或有老鹰飞过,好像谁放的风筝。
挤有挤的好处。
我站在这个老城区的任何一个路口,向任何一个方向一望,至少有三个茶餐厅,三个洗衣店,三个杂货铺,三个水果摊,三个巴士站。我住三楼,对面的三层楼里,一家人新换了大屏幕等离子电视机,新机试碟,放《金鸡》,没拉窗帘。我推开窗户,对面的电视里,刘德华正以香港十大杰出青年的身份,教育资深职业妇女吴君如:要以一团火的精神对待所有劳苦男性嫖客,提高服务意识和床上技巧,做一只扎根基层的职业妇女。只有这样,一旦这样,她就有希望了,社区就有希望了,香港就有希望了。我的眼睛里,吴君如的脸有面盆那么大,我也有希望了,我不用自己买电视了。对面人家拉上窗帘的一瞬间,我恍惚想起好多年前,北京住的大杂院里,有人添了第一台电视,日本产的,黑白的,红色塑料壳。所有小孩都端着饭碗,拎着马扎到那家去看,那是一个叫《敌营十八年》的让人废寝忘食的幼稚电视连续剧。
几年的功夫,上网从无到有,变成人类一种基本需要,排名在空气、可乐、麦当劳、《龙虎豹》之后,在老妈、老爸、老婆之前,几天上不了网,阴阳不合,六神无主。在香港,提供宽带上网服务的有三家:so…net,i…cable,和电信盈科,一样的缺德,都必须签订一年以上的合同。提前解除合同,每月照付100元。我叹一口气,打开我带迅驰芯片的thinkpad,惊喜地发现,无线上网服务列表上,竟然有三个可选:piano; j@home; crazy horse,一定是周围几个楼里的猪头三,狗眼四。 随便选了一个,系统警告我不安全,“妈的,感到不安全的应该是猪头三和狗眼四,我上。”,随便挑了一个,我无线高速浏览到新浪新闻。
在上下班高峰的地铁里,更是人挤人。还好,毕竟是香港,有空调和香水。人们目光呆板,望着车窗外,车窗外是隧道,一无所有。偶尔有几个年轻人塞着耳机听音乐,基本没有人读书。唯一一次看见人念书,是个学生仔,至多小学三四年级,还没长青春痘和胡子,个头刚到我屁股,穿着学校统一的蓝色毛背心,戴着牙箍。在周围一车的屁股中间,他的脸忧郁沉静,我挤过去,偷眼看他读的书,深红色的封面,书名叫《我不怕压力》。
看着他忧郁而沉静的脸,我忽然想告诉他,我们小时候玩过一个叫“挤狗屎”的游戏。天气冷的时候,教室里没有暖气,身上没有厚衣服,我们就找个墙角挤在一起,那可比香港的地铁挤多了,比上环和中环挤多了,我们挤得口眼歪斜,我们高叫着:“挤呀挤,挤狗屎”,我们没一个不乐得前仰后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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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楼和地下室的风景
~小<说t xt++天>堂
二楼和地下室的风景
冯唐
一个人,拎着一口箱子和一台手提电脑,初到香港,组织安排周到,有一张床睡觉,有个杯子喝水。香港饮食天下第一,肚安不是问题,出门,望左,四个茶餐厅,望右,四个茶餐厅。但是,心安处才是家,最好能有个姑娘。没有姑娘,最好能有几个朋友,没有朋友,至少能有几个网吧可以联系上革命同志,至少能有几个书店可以买几本书打发忽然多出来的时间吧?
香港地仄人稠,你在中环皇后大道中放个屁,几十个人嗅到,七八个人听见,一两个人怀疑是不是有人推了一下他们的腰眼,没有一个人回头看你。“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