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琪琪也画画。但我们并不在同一个地方学习，她在市少年宫。她说她画的画被贴在少年宫的门口，那个图画上还写着“张英琪，7岁。”为此，每次母亲说要带我去少年宫玩，我都不愿意。怕她看到那幅画。但我心里还是很喜欢琪琪的。我觉得她是我们二（3）班最优秀的女孩子。
2。
每天放学时回到十四村，我都能看到琪琪的爸爸。他在我们新村正门口开了一家熟菜店。那是一个玻璃房子，只留一个长方形的小窗口，放着一台秤。琪琪的爸爸坐在那个玻璃房子的外面、也就是小窗口的旁边。他手里捧着一只木头小盒子，有可以移动的木板，放着营业的钞票。
我每天都和他说话，但从来没有胆量仔细看看那只小盒子里的钞票到底有多少，也不知道和母亲塞在地毯下面的那些比起来谁藏得会更多。但我心里隐隐觉得，琪琪家比我们家要有钱。琪琪家是个体户的事情虽然很新鲜，但整个新村的人都心照不宣。它甚至还影响到了我家的秩序。彼时我母亲还在无线电厂上班，她每天的工作，就是把头发丝一样的线路放在一块白色灯光板上装模作样看一看，再敲上一个“检验”的蓝章，一个月赚800块钱。我去过厂里玩，看母亲整个下午都做同样的事，问她“你不戴眼镜真的看得清楚吗妈妈”？
“要你管。”她答，“眼睛大的女孩子都不喜欢戴眼镜的。”
也许她是对的。于是我只好小心望了一眼那些复杂的线路，它们镶嵌在绿色的硬板上，据说会抵达千家万户。也就是在我每天和“那个人”相逢打心理战的时候，我母亲跳槽去了合资企业上班，每月收入到了2000块，很多人都羡慕她，她却假装淡淡地说“啊呀老厂效益不好，只能过去先做起来看看”。“合资”二字在上海话听来，就是“盒子”。“盒子”又令我想起琪琪的爸爸手中捧着的木头方块。这样的盒子也许象征着某种命运。至少，我们的生活会变得好一点。
可父亲却不这么看。许多日子以来，他都闷闷不乐，成天猫在家里打手掌机。我在心里很希望他能够来接我放学，他却总似在生我的气。只有在母亲回家前20分钟，他才舍得放下手头的俄罗斯方块，或者插在电视上搏击的魂斗罗，用一只湿漉漉的拖把把地板弄湿。这样，母亲回来时看到地板上有水渍，便不会怪他好吃懒做。
糟糕的是，母亲到了“盒子”上班后，越来越没机会准时回家看到父亲精心布置的那些水印。她每天回来时，地板早已经干透了。我的心情总是随着水的蒸发而变得越发惶恐，我虽然觉得父亲装模作样不好，却也不喜欢母亲加班。每到那时，父亲也与我一起发呆，我们一起守着热腾腾的饭菜看完晚间新闻、新闻透视，直到天气预报都播完，父亲才会沉沉地对我说“丫头，你先去吃”，每到那时，我会突然觉得他有点可怜。然后我只能开始胡乱弹琴，叮叮咚，以搪塞他的叹息。叮叮咚。
但我并没有像外婆那样劝他去找一个工作。他也没有像外婆一样劝我不要再和妈妈睡一张床。
在无数个等待的时间里，随着父亲，我看了风风火火的甲a联赛（十几年后我发现他妈的原来场场都是假球），也看了无数场红歌演唱会。我父亲总说，还是毛主席的时代好啊，而后嘴里就哼上一段。我说我们学校也要表演《红灯记》的，他便要我唱出来听听，但我一开口，他就笑翻，说我演的一点不像李铁梅。他说自己要是到了日本就改名叫鸠山峰，因为他在假肢厂表演时，就老被分配演鸠山。
可鸠山是个坏人啊。在我心里，只有像“那个人”一样的人，才能叫做鸠山。但我却不能和父亲这样说。他下岗以后，我总是没法开头同他说些要紧的话。
3。
在那个清晨，当我看到“那个人”终于向我走来的时候，脑子一片空白，虽然我早就觉得这一天会到来，但真的身临其境，依然觉得惊心动魄。“那个人”没有骑车，他目送满头臭汗的胖墩滚进大门后，我看到他手里擎着一只砖头似的大哥大。于是我突然想他在小便时，难道还一手擎着那个黑玩意，一手把着那什么吗？那真是太滑稽了，当他那张盛开烟花般的脸向我行来时，我竟然满脑子都是小便和大哥大之间关系的事。以至于不自觉还尿了裤子。
我知道“那个人”为什么到我面前后不由分说揪起我就走，也知道他知道我没有喊叫的原因是因为根本就认识他好久。我看着他粗壮的胳膊，脑子里过电影一般想象出了许多华丽的画面，包括刘胡兰被铡刀铡死、董存瑞炸碉堡、邱少云被火烧死、雷锋最不堪被电线杆子砸死。总之他们的血被染成了我脖子上的红领巾，现在我的血恐怕也要染上一条，到那时，我脖子上的钥匙圈也会成为壮烈的象征。而后许许多多中小学走廊里，都会挂起我微笑的海报，注释着我说过的语录。
“那个人”把我安放在学校门口的小树林里后，不停搓手。半晌问了我一句话，“你现在晚上和谁睡？”
“芬迪克……”我颤颤地回答。
“那是什么玩意！？”他没好气地问。
“我的大象。”我答。
“就你和它吗？”他又问。
“还有妈妈。”
他想了会，又问，“那你爸睡哪儿呢？”
“妈妈旁边！”我假装不假思索。但其实我撒了谎。
而后我看到他的表情变得有些狰狞，狰狞中又带着为难。他突然放开了我，示意我快点走，又陡然叫住我，说“你爸妈要离婚了你知不知道啊？”我湿着裤子，箭一样地奔向校门口，但已经来不及。因而那天的小黑板上，又赫然写下了我的名字，好像一切都是我的错。
4。
从那个梦一般的早晨之后，我开始变得非常讨厌胖子。我喜欢在体育课上看胖子跑步，跑得快要厥过去的面目，会让我觉得好安心。我甚至怀疑是不是真的有过那么一个早晨，我竟然和“那个人”单独说了几句话。但事实是有过的，至少我尿湿的裤子可以作证。那种湿漉漉的感受，往后似乎绵延了我整个童年。我回去以后，还丢了并没有与我睡觉的芬迪克，抽出了它肚子里的棉花。
每天，我依然和父亲一起等地板上的水干，在他去厕所小便的时候，我会故意把地板再拖一遍。我母亲的桌上有时会出现口红、有时是香水，她第一次带我去逛徐家汇新建的东方商厦时，我觉得一点也不开心。吃了肯德基，也觉得很难过。
中秋节的时候，我打翻了班级的一锅汤，后来被免职。琪琪很同情我，对我说，没关系，你可以送老师一瓶香水，这样就没事了。我觉得琪琪真好，她总能给我指一条明道，但在那个湿漉漉的早晨以后，我也不太愿意听她的建议了，主题班会她要跳《我的祖国》，让我当伴舞，我也不太高兴。没有什么原因，或许我只是觉得，和升旗、当英烈、当干部相比，还是爸爸比较重要。
我每天依旧会路过琪琪爸爸开的熟菜店。但琪琪的爸爸似乎也是在那一天过后，变得对我异常关心。他常常用油纸包一块红肠、方腿给我，他店对面的里脊肉阿婆，常常也会卖我三根，只收我两根的钱。我很感激他们，却也极想踢翻他们手里的木盒子。
在琪琪的推荐下，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可以摸到绳索升旗的真正的升旗手。时隔不久，我也恢复了继续拎汤的职务。一切仿佛一点都没有变，回到原点，又仿佛彻底变透透，再也没有转机。
在我要升四年级的时候，学校里出了一件大事。“那个人”的儿子，被怀疑受到家庭虐待，引起了八方注意。我心里很疑惑，为什么他饱受虐待还能这么胖，但后来报纸上说，他“被服用”大量避孕药，导致肌体紊乱。我母亲也从报纸上知道了这件事，她冷冷地说，“我就说画画有什么好学的，以后就停了吧，弹弹琴就好了。”
父亲只顾玩手掌机，头也不抬。
“你听到没有啊？”母亲说。
“恩。”我答。
“呃。”父亲答。
父亲突然问：“你不是以前说他人挺好吗？不是说他儿子画画也好吗？不是说他们家都用上大哥大，很有本事吗？不是说你们没有联络了吗？这报纸上并没有说学校人名，你怎么知道是他，是他儿子，是画画出的事……”
我的心逐着父亲的声音一点点变凉，就好象地板上逐渐干涸的水汽。关键是，我到底该帮谁，该站在哪边，该怎么变成水汽消失在这恐怖的氛围里。
5。
四年级学期末，父亲问我要跟谁一起生活，我哭了。母亲问我要跟谁一起生活，我也哭了。其实我心里一点也不难过，因为我在很久以前的小树林里就知道了这件事。但我不能让他们知道我并没有因此而不开心，还光荣地度过了一整年。在这一年中，我每次听到国歌声都心潮澎湃，每次去烈士陵园扫墓都最积极。我虽然觉得当英雄已经没有什么大用了，但还是好想英勇地死一死。临死前从兜里掏出一张入党申请书，交给泪眼模糊的父母说，“请帮我交给组织，这是我最大的愿望。我还有一个最大的愿望，就是你们不要离婚。”
我一直记得父亲离开家前，问我要了一本《新华字典》。他是提着箱子走到门口，突然又折回来。把我抱到床沿上，从书架上抽出两个版本的字典，左手一本1985年版，右手一本1992年版，问我想留下哪一本。
“丫头，1985年啊，是你的生日年，1992年呢，是你要上小学，爸爸给你买的。你说，你要哪一本，爸爸就拿另一本走。”
那一刻我看着他的脸，是真的有点难过。我想，我再也不能和他一起看球、唱戏、装模作样拖地板，其实是等母亲回心转意了。我甚至不知道，他这样整装待发，究竟要去哪儿。他到底有没有打算，好好找一份工作？其实，这也没有什么不好。我最讨厌别的同学问我爸爸的工作是什么，我不喜欢假肢厂，这听起来好滑稽，所以，下岗也没什么，我一点也没有因此不喜欢他。但这些话，他都没有问过我啊。他只问我好几遍，是喜欢红的，还是白的，是喜欢85年的，还是92年的。我作为一个选择障碍人，真适合把名字写在黑板上，挂在家门口、学校里，挂在脖颈中：
“今日不选，郑小洁”云云。
。。
VOL。82 一个村妇的私奔
（／t／xt｜小／说天｜堂）
作者徐刀刀
人人都说我跟二姑像。长得像、脾气像，身上那股子劲儿也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