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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说：“这不是我所讲的‘情欲’，我讲的无情欲，是说人不以好恶来损害自己的内在本性，往往顺其自然而不以人为来养生。”
惠施说：“不养生，又如何保存自己的生命？”
庄子说：“道赋予人以容貌，自然赋予人以形态，不要让好恶伤害本性。现在你却使自己精神向外操劳，劳费你的精力，倚在树下歌吟，伏着几案上休息，上天给了你形体，你却以‘坚白’之类的题目来争鸣。”
庄子与惠子，在现实生活上各有不同，如惠子喜欢倚在树底下高谈阔论，疲倦的时候，就据琴而卧（“倚树而吟，据槁梧而暝”），这种态度庄子是看不惯的。在学术观念上两人也相对立。庄子超然物外，惠子走向独我论；庄子偏于美学上的观赏，惠子着重知识论的判断；庄子具有艺术家的风貌，惠子则带有逻辑家的个性。但是，在情谊上，惠子确是庄子生平唯一的契友。这从惠子死后，庄子的一节纪念词上可以看出：
庄子送葬，经过惠子的坟墓，回头对跟随他的人说：“楚国郢人捏白垩土，鼻尖上溅到一滴如蝇翼般大的污泥，他请匠石替他削掉。匠石挥动斧头，呼呼作响，随手劈下去，把那小滴的泥点完全削除，而鼻子没有受到丝毫损伤，那人站着面不改色。宋元君听说这件事，把匠石找来说：‘替我试试看。’匠石说：‘我以前能削，但是我的对手早已经死了！’自从先生去世，我没有对手了，我没有谈论的对象了！”（《徐无鬼》）惠子死后，庄子再也找不到可以对谈的人了。在这短短的寓言中，他深切的表达了对惠施的怀念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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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商鞅纵论变法
商鞅
约前360年背景导航
商鞅（约前390…前338），姓公孙，名鞅，商鞅是战国时没落贵族的后裔。春秋战国时期法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他从小就“好刑名之学”。所谓“刑名之学”，即指建立和巩固地主阶级专政的一套法家学说。年轻时，商鞅在魏国进一步研究了法家思想，总结了李悝、吴起的变法经验，完善了自己的法家理论。公元前361年，秦孝公下令求贤，商鞅应召入秦，进献富国强兵之策，提出变法。他的变法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次从秦孝公三年开始，主要内容包括：编造户籍，实行什伍连坐；奖励军功，颁布按军功赏赐的制度；奖励农耕，制定“垦草”开荒的法令等。第二次变法在秦孝公十二年开始，这次变法比第一次更进一步，主要有“开阡陌封疆”，废除封建领主的土地所有制；普遍推行县制，设置直属于国君的县一级行政机构；直接征派赋役，按户按人征收军赋；统一度量衡，取消各领主的家量；革除残留的戎狄风俗等。经过这两次变法，完成了秦国从封建领主制到封建地主制的历史转变，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死，商鞅遂遭到政敌的迫害，车裂而死，全家亦被杀害。
革新变法，从来都不会一帆风顺，旧思想、旧观念会层层设阻，负隅顽抗。秦孝公想通过变法来治理国家，又恐怕天下人非议，所以犹豫不决，迟迟没有定夺。近臣甘龙、杜挚力主不触动现有法度，主张“法古”和“循礼”，认为变法会打破“吏习民安”的局面，从而招致天下议论。商鞅引用俗语、格言、名人言论，反复陈说为政立法要从民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不要顾及民众一时的议论，与甘龙、杜挚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最终，商鞅靠他的真知灼见和唇枪舌剑，披荆斩棘，力排众议，使新法得以推行。本篇出自《商君书》。
辩词精选
原文：
孝公平画。公孙鞅、甘龙、杜挚三大夫御于君，虑世事之变，讨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
君曰：“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错法务明主长，臣之行也。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议我也。”
公孙鞅曰：“臣闻之，疑行无成，疑事无功。君亟定变法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之也。
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负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訾于民。语曰：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郭偃之法曰：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孝公曰：“善。”
甘龙曰：“不然。臣闻之，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劳而功成。据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今若变法，不循秦国之故，更礼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议君。
愿孰察之。”
公孙鞅曰：“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于故习，学者溺于所闻。此两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君无疑矣。”
杜挚曰：“臣闻之，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臣闻法古无过，循礼无邪。
君其图之。”
公孙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事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循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君无疑矣。”
孝公曰：“善。吾闻穷巷多怪，曲学多辨。愚者之笑，智者哀焉。狂夫之乐，贤者丧焉。拘世以议，寡人不之疑矣。”于是遂出垦草令。
译文：
秦孝公谋划大事。公孙鞅、甘龙、杜挚三位大夫侍于孝公身旁，研究形势的变化，讨论立法的原则，探求治民的办法。
孝公说：“继承君位不忘国家，这是作为国君应该遵循的原则。施行法度必须显示国君的圣明，这是臣子的义务。现在我想通过变法来治理国家，通过变更旧礼来教化百姓，但又怕天下人议论我。”
公孙鞅说：“我听说，欲做又疑，一事无成。国君应该尽快下定变法的决心，而不要考虑天下人的议论。再说有高出众人的行为，本来就不会与世人和谐；有高出众人的见解，一定要同黎庶发生冲突。俗话说，愚者对已经成功的事情还懵头懵脑，智者在事情还未出现，已预见到它的发生。民众不可同他们讨论一件事情怎样开始，而只能同他们一起乐享这件事情的成功。郭偃这个人曾说过，坚持最高的道德不和于俗，成就最大的事业不谋于众。立法的根本目的是爱民，制礼的根本目的是便事。所以圣人只要是能强国的事就做，不因循旧法，只要是能利民的事就做，不因循旧礼。”
孝公说：“好啊！”
甘龙说：“不是这样。我听说，圣人施行教化时不改变民众习俗，治理国家时不改变世袭旧法。照顾习俗而施行教化，不费力即可成功，按照旧法治理国家，官吏习惯而民众安定。现在如果实行变法，不走秦国的原来道路，丢掉秦国的原有礼教，我担心天下是会议论国君的。请您仔细考虑这件事。”
公孙鞅说：“先生之言，是世俗之言。一般说来，寻常之人总是安于旧习，学究之辈总是沉溺于他们所熟悉的那一套。这两种人只能靠他们循规蹈矩，维护旧法，做守业之官，而不能与他们讨论法度以外的事。夏、商、周三个朝代，王道相同而礼法不同，齐桓、晋文等春秋五霸，霸道相同而礼法各异。所以世上总是智者立法，而愚者执法；贤者改变礼仪而不贤者受礼仪约束。受礼仪约束之人，不值得与他们讨论革新之事；执法之人，不值得与他讨论变法之举。国君您不要有什么疑虑。”
杜挚说：“我听说，好处不增加一百倍，不变法；功用不增加十倍，不改造工具。我听说效法古代无错，遵循旧礼无偏。请君还是考虑考虑吧。
公孙鞅说：“我们之前的各个时代，教化并不相同，我们去效法哪一个‘古’？本朝之前的各个帝王，礼仪各不相袭，我们去因循哪一个‘礼’？伏羲、神农两位帝王，重教育而从不杀戮；黄帝、尧、舜三位帝王，视杀戮为寻常。到了周文王、周武王，立法都是因时制宜，制礼都是因事制宜。礼法从实际出发制定，规章顺乎实际需要产生，武器装备都要讲究实用性。所以我说：时代不同，治世之道不同，政策要有利于国家，而却不必效法以往。商汤王、周武王登上统治地位，他们并没有循古；殷纣王、夏桀王退出历史舞台，并非因为易礼。
既然是这样，那么违背古制者未必可非，因循旧制者未必可赞。国君不要有什么疑虑。”
孝公说：“好。我听说，身处陋巷，少见多怪。学识不广，疑虑丛生。愚蠢者无知之笑，智者感到悲哀。狂妄者轻薄之乐，贤者感到忧伤。让世人都来议论我吧，我不再会有什么疑虑。”开垦荒地的法令，就这样颁布了。
妙语佳言
疑行无成，疑事无功。
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
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
论辩技巧
这篇辩论词是商鞅就变法问题同保守派甘龙、杜挚进行论战的实录。
商鞅能够取得这场论战的胜利，首先是他充满辩证法的深邃思想和一往无前的理论勇气征服了秦孝公，同时他的高超论辩艺术也有力地帮助了他。商鞅的论辩艺术，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引语精妙，引史恰当商鞅在论辩的开始对秦孝公的那段说教，应该说是妙语连珠的。这些连珠妙语，多数是现成的格言、名言，它们蕴含着丰富的哲理，具有不可辩驳的力量，对心存疑虑的秦孝公来说，字字破云雾，句句动心旌。商鞅对甘龙、杜挚的论辩，引用了大量史实，这些史实，桩桩是盾，件件是矛，使商鞅“治世不一道”的观点落地生根，百撼不动，孝公只能接受下来。
2、区别对象，劝批并用在这场论辩中，商鞅的论辩对象实际上是三个。但这三个论辩对象的身份不同，一个是权力至高无上的君主，两个是与自己并驾齐驱的臣僚；对这不同身分的论辩对象必须采取不同的论辩方式。商鞅懂得这一点。对秦孝公，他是苦口婆心地讽劝，而对甘龙和杜挚，则是唇枪舌剑地批驳，构成了有拉有打的架势，最终结果，是“打”倒了甘龙、杜挚，“拉”过来了秦孝公。
3、以理服人，刻骨铭心重点放在两面个方面：一是废除旧的封建领主制，把秦国建成一个封建地主制的中央集权国家；二是推行农战政策，发展秦国的农业生产，增强军事力量。因为是阵垒分明的论战，语言必须尖锐泼辣，有压倒一切之势。商鞅的语言达到了这一点。如“子之所言，俗人之言也”，锋芒直向甘龙。“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诘难直对杜挚。尖锐泼辣不等于简单粗暴。在论战中，简单粗暴只能以“力”服人而不能以理服人。以力服人，须臾之事，以理服人，刻骨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