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伲仁侵啵只唷�1974年全国美展有一幅很好的油画，画一群知青刚到乡下，欢笑着，排排坐，作者周树桥并不是知青。定义知青绘画是件麻烦事：论作品，知青主题是“文革”绘画一部分，难以另说；论身份，则曾是知青的画家与别种出身的同行没两样，改革开放三十年，各有追求，画路不一，而今聚拢玩一回，各人大抵有职有衔，有头有脸，不再是当初混在山沟草泽的小知青。
“知青”的意思，是非常时期集体失学的少年。“知青画家”证明了什么？很简单：没有学院，绘画并非不可能。虽然今次展览的作者几乎都在“文革”后考入美术学院，但从十六岁到二十五岁之间，也就是今日艺术学生从附中、大学到研究生这一年龄段，我们都在乡村或农场度过，学画的来路，其实取非正式的师徒制——在欧洲于十八世纪、中国于二十世纪出现现代制式的艺术学院之前，传授绘画技艺无非各种各样的师徒制。中国古昔的画院也是师徒制，并非今日学院分科列系那一套。我所谓“非正式”，是在“文革”乱世，嗜画的少年不可能正式拜师，但我敢说，每个知青画家少年时代都有一位，以至几位开蒙的恩师，追随左右，日后闯荡江湖，更有缘巴结各省市美术长辈，寻求点拨，获得提携，这些长辈或许无名，但都是每位知青画家终生感念的老师。
此外，一个没有学院、媒体和艺术批评的年代，知青画家充任彼此的学生和老师，私心倾慕、私相仿效。青春贵在友谊，习艺的良友尤其珍贵。那十年，绘画是唯一的快乐、希望，这希望的快乐乃是从知青同类而照见自己：于是拼命画画，求上进。知青画家的“业余性”另是一种珍贵的激励，失学不要紧，我们服膺领袖的训导：“干就是学习。”知青绘画的集体模式都一样：跳过漫长的训练，直接画创作，在创作中学会怎样描摩一张脸、一群人，以及，一道荒诞不经而被严格指定的革命主题。这样子学画，既困难，又容易，我是宁可被绘画折磨，也不愿领教如今学院的教条：考试、论文、从一年级到四年级……我们不敢说要比此前此后的专科艺术学生画得更好，怕也并不更差，倘若撞见可畏的后生，我会如阿q般闪过一念：呜呼，老夫瞎画到今朝，亦算不易。
再此外，“文革”之于青年的利用与捉弄，另有一番纵容：权威的职业画家那时全部被打倒，论资排辈，暂告中止——舞台忽然空了出来，于是我们被怂恿。你是知青吗？毫无学历，会画几笔，便直接调到省市机构去画画，就我所知，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甚至有脱产的创作组，或者，我们全都有幸被当时的所谓“美术学习班”召集，每人一块大画布，各自逞能。现在不可能有任何机构愿意组织类似的学习班，撮拢流窜的艺术毕业生痛画创作，管吃管住，所以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并不全是罪孽，这一层，每位知青都对“文革”心存怀念，不是怀念灾难，而是乱世侥幸，竟成全了我们的画笔。
而最初的觉醒者、怀疑者也是知青：新中国第一批婴儿的成长是见证时代灾祸的全过程，即便没有参考架构，我们仍然有理由被认为是思考的一代，至少，“文革”阅历是我们足以平摊的财富，善用者，收获可观：如今在社会学、历史学、政治与思想领域，有分量有担当的学者大抵当过知青，知青出身的小说家是八十年代新文学主角，知青画家的表现似乎稍逊，尽管今日官方美术界与学院主事者，多有知青背景——所谓知青运动，是社会的隐痛、时代的败笔；数十万知青以光荣始而被遗弃终。我们不是革命者，但亲历革命的后果；我们不曾参与建设，但个个目击背后的代价；过去三十年，社会经已草草安顿并打发了知青一代，此后人到中年晚年，一事无成，既不如上一代标榜革命而创建国家，也不及下一代，能以可度量的各种专业标准跻身国家栋梁。从祖国的花朵、红色青年，直到回归芸芸草民，其中千分之一，略有所为。每代人大约如此，多数隐没，个别彰显，我们，居然只因画画而安身立命。后起的青年才俊足以淹没我们，知青画家们早已从“文革”的美术舞台全数退出，现在则逼近退休了——好在绘画本无所谓退休，是的，我们真有福气。
1968年，全国街巷一日之内四处张贴“上山下乡”的领袖号令。其时我十五岁，不久，既与全校同学伫立街头欢送上届毕业生集体开赴边陲与乡村。又不久，我自己也挤在起动的列车上，耳听千百人声轰然嚎哭，从此开始知青生涯。这一幕如在昨日，昨日，我们都是大孩子——诸位见笑：本次展览开幕式我们想必都会开颜嘻笑佯装年轻，而墙上大部分作品果然画在三四十年前，向今天展示当年的种种热情、荒谬，还有百分之百的真挚。
2008年4月28日写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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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与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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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写到美国兵汤米的小故事，弟弟告诉我，那年首场海湾战争，鲍威尔寻求欧洲列强支持的演词中说过一句话：“除了请贵国为埋葬美国子弟兵划拨土地，我们别无所求。”这是真的。欧洲，亚洲，包括中国，都有大大小小的美军坟场——那时，作家周涛先生关于中国西部大沙漠辟为世界坟场的惊人动议，尚未提出。人皆有死，怎样死？曾在纽约看一部长纪录片，导演的镜头历时数年追踪几位将死之人，揭示一场静悄悄的民间“革命”：越来越多的现代人厌惧病房里插满管子走入冥界的冷漠过程，于是实行人类古老的传统——在自己家里死。此刻记得两例：一是中年女作家，患癌症，镜头拍摄丈夫与她日常会友、谈笑、拌嘴、念诗……医疗是上门服务，但所有人都知道她死期将近。终于，她的尸体被裹在布中从花园玻璃厅后门给抬出去，丈夫尾随着，忽然下泪，说：“她从没这么乖呢。”因她生前是个爱辩论的女子。另一例是边远小镇老牛仔，八九十岁，如中国乡村旧习，棺木早已备妥，停在后院，儿子时常推着轮椅送他到寿材前，瞧一瞧，摸一摸。大限将至，镇上中学举办仪式，给他打扮起来：领结、礼帽、金色绶带，扶他高坐十九世纪老式马车，车后拖着那棺材，全镇游行一圈，击鼓奏乐，还有球场拉拉队女孩踢着大腿，舞弄花簇，跳跳唱唱，博老人一笑——这老者并非当地显要，不过是寿数最高的人。下一镜头，便是落葬。
人权很具体，很细致，包括怎样死法，兼及生者的感受。近时读到国中第一例注射死刑的专稿，是为人权细则之一：中国进步了。不过获判死刑者毕竟稀少，大多数人的死法，总是问题。现代医疗先进，只要经济允许，十九会去病房走那最后一程，其实死者及亲友苦不堪言。怎样苦法，唯亲历者知，不赘说。以上纪录片中的死者并非穷到去不起医院，而是与家庭、社会种种条件相配合，勇敢而宁静地追求死亡私权，至于“安乐死”之类更是早经全社会广泛争论，说来很朴素，也很奢侈。推想国中亿万同胞，适成反例：凡有条件有特权得一病房而插满管子死，另是一种奢侈，亦且摩登，但毕竟少数，绝大多数中国人草芥般生出，草芥般死掉，农村更不必说。近期《人物》周刊有位作者描述他乡村祖父的死，不过是狠心花点钱给老人弄碗鳖汤喝喝，此外也就缩在炕尾，咳嗽等死。而这老人有位孙子写出来，给若干读者读到了，也算得一种奢侈吧，不然“轻如鸿毛”，等同尘埃，有谁在乎呢——那部美国纪录片中的几位死者也是平民，却以自己的死路，亲身给现代人权的万千细则，实践一份平实切当的可能。
死之意愿，因人事、宗教、国情而分殊异，或在医院，或在自家，不好强求对错是非，原是大可讨论的事。今天写这小稿，只因前时《南方周末》鉴于沙漠坟场的宏大构想，要我说几句，事后忽然记起那纪录片，试来对比这两种死亡的念头与现状，差别之甚。再借以上真实故事，申述所谓“现代化”固然意在追求产值的数据、国族的富强，此外，更要看是否落实到人人难免的生命感受，而处处顾及人的处境、人的尊严、人的权力与权利，其中，包括人怎样死。
2008年5月11日
仍然在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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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星星画展三十周年现在写稿子，提及“七十年代”，编辑非要添加“上世纪”字样，弄得像在写古代。有时回想“文革”过后的种种人事，包括空气中那么一股子莫名的亢奋，跟今天比，也真仿佛是古代。
“古代”的朋友们还活着，譬如星星画会那几位。九十年代初——又得写明“上世纪”！——我在纽约林肯中心音乐厅人堆里一眼瞧见马德升，彼此握手拍打，好高兴，他身后站一位脸蛋红红的法国姑娘，那么淳朴地笑着，听马德升说“这是我媳妇！”她就用力点点头。几天后，两口子在佛罗里达出车祸，马德升原先的双腿残废，成了全身残废。
星星画会的好几位成员都去了国外：王克平、马德升在法国，曲磊磊在英国，黄锐似乎去了日本，阿城、严力、艾未未分别久居洛杉矶和纽约。现在王克平、马德升仍然留居法国，其余几位又都陆续回来了。
我们这些苍蝇啊！
上个月和阿城聚会，说起再老下去会不会色盲，抹了颜料都偏红，却是看不出来，阿城沉吟道：恐怕难免。“星星”起事那年我二十六岁，他三十岁，刚回北京，没工作，闲着，正宗“知青”转为正宗“社青”。“社青”，也古代词，今语即盲流、无业者、闲散人员。
1979年冬末的一夜，中央美院学生会忽然请到以上几位“星星”英雄，台上一排坐开，我底下瞧着就兴奋起来：这不一伙老社青么？其时我结束八年农村生涯，进了美院，算是身属官家的幸运儿。那夜送诸位英雄到门口，校园浓黑，曲磊磊转头对我说：还是你们好啊，你们考上了。
如今大学请来的全是学者教授之流，“上世纪”学院讲台却坐着这样的乌合之众，当场叫嚣。只听马德升扯着嗓子咆哮道：“官方画家彻底完蛋！搞什么艺术！就知道他妈挣稿费！”——那时哪来画廊和拍卖行呢，除了工资，穷画家确是接点连环画挣稿费……黄锐也句句不买账，可惜远在“古代”，此刻记不确。王克平穿着才刚时兴的喇叭裤，坦然四顾，神色介于流氓和公子之间。阿城说话，镇定、清晰，南方不易见到这样无畏而老成的青年。不知为什么，初起我认定他是四五运动天安门广场的讲演者，听他说下去，才知道他是远赴云南的老知青，泡了整整十二年。
他们一律是北京人。“他妈”之类，轻快带过，“稿儿费”，卷舌，字字重音。全中国，也就北京盛产这类出言不逊的逆种，且多有文艺干部子弟：曲磊磊的父亲即革命小说《林海雪原》作者，王克平的父亲据说是驻印尼大使，阿城出现，美院上岁数的老师说，哦，原来是钟惦的孩子。钟惦？前辈于是打比方：就是当年电影界首席大右派，等于美术界江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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