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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给一百元报酬，比一般的讲师表示优待。其时适之远在英国，远远的寄了一封信来，乃是一首白话诗，其词云：
臧晖先生昨夜作一个梦，
梦见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
忽然放下茶盅出门去，
飘然一杖天南行。
天南万里岂不大辛苦？
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
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
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
一九三八．八．四。伦敦。
我接到了这封信后，也做了一首白话诗回答他，因为听说就要往美国去，所以寄到华盛顿的中国使馆转交胡安定先生，这乃是他的临时的别号。诗有十六行，其词云：
老僧假装好吃苦茶，
实在的情形还是苦雨，
近来屋漏地上又浸水，
结果只好改号苦住。
晚间拼好蒲团想睡觉，
忽然接到一封远方的信，
海天万里八行诗，
多谢藏晖居士的问讯。
我谢谢你很厚的情意，
可惜我行脚却不能做到；
并不是出了家特地忙，
因为庵里住的好些老小。
我还只能关门敲木鱼念经，
出门托钵募化些米面，－－
老僧始终是个老僧，
希望将来见得居士的面。
廿七年九月廿一日，知堂作苦住庵吟，略仿藏晖体，却寄居士美洲。十月八日旧中秋，阴雨如晦中录存。
侥幸这两首诗的抄本都还存在，而且同时找到了另一首诗，乃是适之的手笔，署年月日甘八，十二，十三，臧晖。诗四句分四行写，今改写作两行，其词云：
两张照片诗三首，今日开封一偶然。
无人认得胡安定，扔在空箱过一年。
诗里所说的事全然不清楚了，只是那寄给胡安定的信搁在那里，经过很多的时候方才收到，这是我所接到的他的最后的一封信。及一九四八年冬，北京解放，适之仓惶飞往南京，未几转往上海，那时我也在上海，便托王古鲁君代为致意，劝其留住国内，虽未能见听，但在我却是一片诚意，聊以报其昔日寄诗之情，今日王古鲁也早已长逝，更无人知道此事了。
末了还得加上一节，《希腊拟曲》的稿费四百元，于我却有了极大的好处，即是这用了买得一块坟地，在西郊的板井村，只有二亩的地面，因为原来有三间瓦屋在后面，所以花了三百六十元买来，但是后来因为没有人住，所以倒塌了，新种的柏树过了三十多年，已经成林了。那里葬着我们的次女若子，侄儿丰二，最后还有先母鲁老太太，也安息在那里，那地方至今还好好的存在，便是我的力气总算不是白花了，这是我所觉得深可庆幸的事情。
（中略）
十四、钱玄同钱玄同的事情，真是说来话长，我不晓得如何写法。关于他，有一篇纪念文，原名《最后的十七日》，乃是讲他的末后的这几天的，似乎不够全面，要想增补呢，又觉得未免太罗苏了，那么怎么办才好呢？刚好在二月十九日的《人民日报》上看到晦庵的一篇《书话》，题曰《取缔新思想》，引用玄同的话，觉得很有意思，便决定来先作一回的“文抄公”，随后再来自己献丑吧。原文云：
《新社会》于一九二0年五月被禁，在这之前，大约一九一九年八月，《每周评论》已经遭受查封的命运，一共出了三十七期。当时问题与主义的论争正在展开，胡适的“四论”就发表在最后一期上，刊物被禁以后，论争不得不宣告结束，大钊同志便没有继“再论”而写出他的“五论”来。一九二二年冬，北洋政府的国务会议，进一步通过取缔新思想案，决定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成员作为他们将要迫害的对象。消息流传以后，胡适曾经竭力表白自己的温和，提倡什么好人政府，但还是被王怀庆辈指为过激派，主张捉将官里去，吓得他只好以检查糖尿病为名，销声匿迹的躲了起来。正当这个时候，议员受贿的案件被揭发了，不久又发生国会违宪一案，闹得全国哗然，内阁一再更易，取缔新思想的决议，便暂时搁起。到了一九二四年，旧事重提，六月十六日的《晨报副刊》第一三八号上，杂感栏里发表三条《零碎事情》，第一条便反映了“文字之狱的黑影”：
天风堂集与一目斋文钞忽于昌英之妐之日被□（日文），
这一句话是我从一个朋友给另一个朋友的信中偷看来的，话虽
然简单，却包含了四个谜语。《每周评论》及努力上有一位作者别
署天风，又有一位别署只眼，这两部书大概是他们作的吧。□□
□（日文）也许是禁止，我这从两部的性质上推去，大概是不错的。但
什么是“昌英之妐之日”呢？我连忙看康熙字典看妐是什么字。
啊，有了！字典“妐”字条下明明注着，集韵，诸容切，音钟，
夫之兄也。中国似有一位昌英女士，其夫曰端六先生，端六之兄
不是端五么？如果我这个谜没有猜错，那么谜底必为《胡适文存》
与《独秀文存》忽于端午日被禁止了。但我还没有听见此项消息。
可恨我这句话是偷看来的，不然我可以向那位收信或发信的朋
友问一问，如果他们还在北京。”
这条杂感署名“夏”，夏就是钱玄同的本名，谜语其实就是玄同自己的创造。当时北洋军阀禁止《独秀文存》、《胡适文存》、《爱美的戏剧》、《爱的成年》、《自己的园地》等书，玄同为了揭发事实，故意转弯抹角，掉弄笔头，以引起社会的注意。胡适便据此四面活动，多方写信。北洋政府一面否认有禁书的事情，说检阅的书已经发还，一面却查禁如故。到了六月二十三日，《晨报副刊》第一四三号又登出一封给夏和胡适的通信，署名也是“夏”。
夏先生和胡适先生：
“关于天风堂集与一目斋文钞被禁止的事件，本月十一日下午五时，我在成均遇见英白先生，他的话和胡适先生一样。但是昨天我到旧书摊上去问，据说还是不让卖，几十部书还在那边呢。许是取不回来了吧。
“夏曰，（这个夏便是夏先生所说的写信的那个朋友。夏先生和夏字有没有关系，我不知道，我可是和夏字曾经发生过关系的，所以略仿小写万字的注解的笔法，加这几句注。）十三，六，二十。”
“所谓‘略仿小写万字的注解的笔法’云云，意思就是万即万，夏即夏，原来只是一回事，一个人而已。这封通信后面还有一条画龙点睛的尾巴：
“‘写完这封信以后，拿起今天的《晨报》第六版来看，忍然看见《警察厅定期焚书》这样一个标题，不禁打了一个寒噤，虽然我并不知道这许多败坏风俗小说及一切违禁之印刷物是什么名目。’可见当时不但禁过书，而且还焚过书，闹了半天，原来都是事实。短文采取层层深入的办法，我认为写得极好。这是五四初期取缔新思想的一点重要史料。败坏风俗，本来有各种各样解释，鱼目即混珠，玉石不免俱焚，从古代到近代，从外国到中国，败坏风俗几乎成为禁书焚书的共同口实，前乎北洋军阀的统治阶级利用过它，后乎北洋军阀的统治阶级也利用过它。若间败的什么风，坏的什么俗，悠悠黄河，这就有待于我们这一辈人的辨别了。”
这篇文章我也觉得写的很好，它能够从不正经的游戏文章里了解其真实的意义，得到有用的资料，极是难得的事。可惜能写那种转弯抹角，掉弄笔头，诙谐讽刺的杂文的人已经没有了，玄同去世虽己有二十四年，然而想起这件事来，却是一个永久的损失。
（中略）
上面所说都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但是这里想推广一点开去，稍为谈谈职员方面，这里第一个人自然便是蔡校长了，第二个是蒋梦麟，就是上文一六三节玄同的信里所说的“茭白先生”，关于他也是有些可以谈的，但其人尚健在，这照例是感旧录所不能收的了。
十五、蔡孓民 蔡孓民名元培，本字鹤卿，在清末因为讲革命，改号孓民，后来一直沿用下去了。他是绍兴城内笔飞弄的人，从小时候就听人说他是一个非常的古怪的人，是前清的一个翰林，可是同时又是乱党。家里有一本他的朱卷，文章很是奇特，篇幅很短，当然看了也是不懂，但总之是不守八股的规矩，后来听说他的讲经是遵守所谓公羊家法的，这是他的古怪行径的起头。他主张说是共产公妻，这话确是骇人听闻，但是事实却正是相反，因为他的为人也正是与钱玄同相像，是最端正拘谨不过的人。他发起进德会，主张不嫖，不赌，不娶妾，进一步不作官吏，不吸烟，不饮酒，最高等则不作议员，不食肉，很有清教徒的风气。他是从佛老出来，经过科学影响的无政府共产，又因读了俞理初的书，主张男女平等，反对守节，那么这种谣言之来，也不是全无根据的了。可是事实呢，他到老不殖财，没有艳闻，可谓知识阶级里少有人物，我们引用老辈批评他的话，做一个例子。这是我的受业师，在三味书屋教我读《中庸》的寿洙邻先生，他以九十岁的高龄，于去年逝世了；寿师母分给我几本他的遗书，其中有一册是蔡孓民言行录下，书面上有寿先生的题字云：
“孓民学问道德之纯粹高深，和平中正，而世多訾嗷，诚如庄子所谓纯纯常常，乃比于狂者矣。”又云：
“孓民道德学问集古今中外之大成，而实践之，加以不择壤流，不耻下问之大度，可谓伟大矣。”这些赞语或者不免有过高之处，但是他引庄子的说话是纯纯常常，这是很的确的。蔡孓民庸言庸行的主张最初发表在留法华工学校的讲义四十篇里，只是一般人不大注意罢了。他在这里偶然说及古今中外，这也是很得要领的话。三四年前我曾写过一篇讲蔡孓民的短文，里边说道：
“蔡孓民的主要成就，是在他的改革北大。”他实际担任校长没有几年，做校长的时期也不曾有什么行动，但他的影响却是很大的。他的主张是“古今中外”一句话，这是很有效力，也很得时宜的。因为那时候是民国五六年，袁世凯刚死不久，洪宪帝制虽已取消，北洋政府里还充满着乌烟瘴气。那时是黎元洪总统，段棋瑞做内阁总理，虽有好的教育方针，也无法设施。北京大学其时国文科只有经史子集，外国文只有英文，教员只有旧的几个人，这就是所谓“古义和“中”而已，如加上“今”和“外”这两部分去，便成功了。他于旧人旧科目之外，加了戏曲和小说，章太炎的弟子黄季刚，洪宪的刘申叔，尊王的辜鸿铭之外，加添了陈独秀、胡适之、刘半农一班人，英文之外也添了法文、德文和俄文了。古今中外，都是要的，不管好歹让它自由竞争，这似乎也不很妥当。但是在那个环境里，非如此说法，“今”与“外”这两种便无法存身，当作策略来说，也是必要的。但在蔡孓民本人，这到底是一种策略呢，还是由衷之言？也还是不知道（大半是属于后者吧），不过在事实上是奏了效，所以就事论事，这古今中外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