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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喜欢孟子里的一句活,即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这一句话向来也为道学家们所传道,可是解说截不相同。他们以为人禽之辨只在一点儿上,但是二者之间距离极远,人若逾此一线堕入禽界,有如从三十三天落到十八层地狱,这远才真叫得是远。我也承认人禽之辨只在一点儿上,不过二者之间距离却很近,仿佛是窗户里外只隔着一张纸,实在乃是近似远也。我最喜欢焦理堂先生的一节,屡经引用,其文云:
“先君子尝曰,人生不过饮食男女,非饮食无以生,非男女无以生生。唯我欲生,人亦欲生,我欲生生,人亦欲生生,孟子好货好色之说尽之矣。不必屏去我之所生,我之所生生,但不可忘人之所生,人之所生生。循学易三十年,乃知先人此言圣人不易。”我曾加以说明云:
“饮食以求个体之生存,男女以求种族之生存,这本是一切生物的本能,进化论者所谓求生意志,人也是生物,所以这本能自然也是有的。不过一般生物的求生是单纯的,只要能生存便不顾手段,只要自己能生存,便不惜危害别个的生存,人则不然,他与生物同样的要求生存,但最初觉得单独不能达到目的,须与别个联络,互相扶助,才能好好的生存,随后又感到别人也与自己同样的有好恶,设法圆满的相处。前者是生存的方法,动物中也有能够做到的,后者乃是人所独有的生存的道德,古人云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盖即此也。”这人类的生存的道德之基本在中国即谓之仁,已之外有人,己亦在人中,儒与墨的思想差不多就包含在这里,平易健全,为其最大特色,虽云人类所独有,而实未尝与生物的意志断离,却正是其崇高的生长,有出荷花从莲根出,透出水面的一线,开出美丽的花,古人称其出淤泥而不染,殆是最好的赞语也。
人类的生存的道德既然本是生物本能的崇高化或美化,我们当然不能再退缩回去,复归于禽道,但是同样的我们也须留意,不可太爬高走远,以至与自然违反。古人虽然直觉的建立了这些健全的生存的道德,但因当时社会与时代的限制,后人的误解与利用种种原因,无意或有意的发生变化,与现代多有龃龉的地方,这样便会对于社会不但无益且将有害。比较笼统的说一句,大概其缘因出于与自然多有违反之故。人类摈绝强食弱肉,雌雄杂居之类的禽道,固是绝好的事,但以前凭了君父之名也做出好些坏事,如宗教战争,思想文字狱,人身卖买,宰白鸭与卖淫等,也都是生物界所未有的,可以说是落到禽道以下去了。我们没有力量来改正道德,可是不可没有正当的认识与判断,我们应当根据了生物学人类学与文化史的知识,对于这类事情随时加以检讨,务要使得我们道德的理论与实际都保持水平线上的位置,既不可不及,也不可过而反于自然,以致再落到淤泥下去。这种运动不是短时期与少数人可以做得成的,何况现在又在乱世,但是俗语说得好,人落在水里的时候第一是救出自己要紧,现在的中国人特别是青年最要紧的也是第一救出自己来,得救的人多起来了,随后就有救别人的可能。这是我现今仅存的一点梦想,至今还乱写文章,也即是为此梦想所眩惑也。民国甲申立春节。
(1944年作,选自《苦口甘口》)
道义之事功化
董仲舒有言曰:“正其谊不谋其利,名其道不计其功。”这两句话看去颇有道理,假如用在学术研究上,这种为学问而学问的态度是极好的,可惜的事是中国不重学问,只拿去做说空话唱高调的招牌,这结果便很不大好。我曾说过,中国须有两大改革,一是伦理之自然化,二是道义之事功化。这第二点就是对于上说之纠正,其实这类意见前人也已说过,如黄式三《儆居集》中有申董于功利说云:
“董子之意若曰,事之有益无害者谊也,正其谊而谊外之利勿谋也,行之有功无过者道也,明其道而道外之功勿计也。”这里固然补救了一点过来,把谊与道去当作事与行看,原是很对,可是分出道义之内或之外的功利来,未免勉强,况且原文明说其利其功,其字即是道与义的整个,并不限定外的部分也。我想这还当干脆的改正,道义必须见诸事功,才有价值,所谓为治不在多言,在实行如何耳。这是儒家的要义,离开功利没有仁义,孟子对梁惠王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但是后边具体的列举出来的是这么一节: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育,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库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阮伯元在《论语论仁论》中云:
“中庸篇,仁者人也。郑康成注,读如相人偶之人。春秋时孔门所谓仁也者,以此一人与彼一人相人偶,而尽其敬礼忠恕等事之谓也。相人偶者,谓人之偶之也。凡仁必于身所行者验之而始见,亦必有二人而仁乃见,若一人闭户斋居,瞑目静坐,虽有德理在心,终不得指为圣门所谓之仁矣。盖士庶人之仁见于宗族乡党,天子诸侯卿大夫之仁见于国家臣民,同一相人偶之道,是必人与人相偶而仁乃见也。”我相信这是论仁的最精确的话,孟子所说的正即是诸侯之仁,此必须那样表现出来才算,若只是存在心里以至笔口之上,也都是无用。颜习斋讲学最重实行,《颜氏学记》引年谱记其告李恕谷语云:
“犹是事也,自圣人为之曰时宜,自后世豪杰为之曰权略。其实此权字即未可与权之权,度时势,称轻重,而不失其节是也。但圣人纯出乎天理而利因之,豪杰深察乎利害而理与焉。世儒等之诡诈之流,而推于圣道之外,使汉唐豪杰不得近圣人之光,此陈同甫所为扼腕也。”颜君生于明季,尚记得那班读书人有如狂犬,叫号传噬,以至误国殃民,故推重立功在德与言之上,至欲进汉唐豪杰于圣人之列,其心甚可悲,吾辈生三百年后之今日,播其遗编,犹不能无所感焉。明末清初还有一位傅青主,他与颜君同是伟大的北方之学者,其重视事功也仿佛相似。王晋荣编《仙儒外纪削繁》有一则云:
“外传云,或问长生久视之术,青主曰,大丈夫不能效力君父,长生久视,徒猪狗活耳。或谓先生精汉魏古诗赋。先生曰,此乃驴鸣狗吠,何益于国家,”此话似乎说得有点过激,其实却是很对的。所谓效力君父,用现在的活来说即是对于国家人民有所尽力,并不限于殉孝殉忠,我们可以用了颜习斋的话来做说明,《颜氏学记》引性理书评中有一节关于尹和靖祭其师程伊川文,习斋批语起首有云:
“吾读《甲申殉难录》,至愧无半策匡时难云云,未尝不位下也,至览和靖祭伊川,不背其师有之,有益于世则未二语,为生民枪惶久之。”这几句话看似寻常,却极是沉痛深刻,我们不加注解,只引别一个人的话来做证明,这是近人洪允祥的《醉余偶笔》的一则,其文曰:
“《甲申殉难录》某公诗曰,愧无半策匡时难,只有一死报君恩。天醉曰,没中用人死亦不济事。然则怕死者是欤?天醉曰,要他勿怕死是要他拼命做事,不是要他一死便了事。”这里说的直捷痛快,意思已是十分明白了。我所说的道义之事功化,大抵也就是这个意思,要以道义为宗旨,去求到功利上的实现,以名誉生命为资材,去博得国家人民的福利,此为知识阶级最高之任务。此外如闭目静坐,高谈性理,或扬眉吐气,空说道德者,固全不足取,即握管著述,思以文字留赠后人,作启蒙发馈之用,其用心虽佳,抑亦不急之务,与傅君所谓驴鸣狗吠相去一间耳。
上边所根据的意见可以说是一种革命思想,在庸众看来,似乎有点离经叛道,或是外圣无法,其实这本来还是出于圣与经,一向被封建的尘土与垃圾所盖住了,到近来才清理出来,大家看得有点陌生,所以觉得不顺眼,在我说来倒是中国的旧思想,可以算是老牌的正宗呢。中国的思想本有为民与为君两派,一直并存着,为民的思想可以孟子所说的话为代表,即《尽心章》的有名的那一节: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为君的思想可以三纲为代表,据《礼记正义》在《乐记疏》中引礼纬含文嘉云:
“三纲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矣。”在孔子的话里原本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关系是相对的,这里则一变而为绝对的了,这其间经过秦皇汉帝的威福:思想的恶化是不可兔的事,就只是化得太甚而已。这不但建立了神圣的君权,也把父与夫提起来与君相并,于是臣民与子女与妻都落在奴隶的地位,不只是事实上如此,尤其是道德思想上确定了根基,二千年也翻不过身来,就是在现今民国三十四年实在还是那么样。不过究竟是民国了,民间也常有要求民主化的呼声,从五四以来已有多年,可是结果不大有什么,因为从外国来的影响根源不深,嚷过一场之后,不能生出上文所云革命的思想,反而不久礼教的潜势力活动起来,以前反对封建思想的勇士也变了相,逐渐现出太史公和都老爷的态度来,假借清议,利用名教,以立门户,争意气,与明季清末的文人没有多大不同。这种情形是要不得的。现在须得有一种真正的思想革命,从中国本身出发,清算封建思想,同时与世界趋势相应,建起民主思想来的那么一种运动。上边所说的道义之事功化本是小问题,但根抵还是在那里,必须把中国思想重新估价,首先勾消君臣主奴的伦理观念,改立民立的国家人民的关系,再将礼教名分等旧意义加以修正,这才可以通行,我说傅洪二君的意见是革命的即是如此,他说没中用人死亦不济事,话似平常,却很含有危险,有如拔刀刺敌,若不成功,便将被只有一死报君恩者所杀矣。中国这派革命思想势力不旺盛,但来源也颇远,孟子不必说了,王充在东汉虚妄迷信盛行的时代,以怀疑的精神作《论衡》,虽然对于伦理道德不曾说及,而那种偶像破坏的精神与力量却是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