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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腐败，则再好的法律也无济于事，除非一个权力超常的人确保他们服从，使事物变得良善。”“权力超常”的就是那些专制的独裁者。
1911年的共和革命是在一个人民不自由，对自由又非常缺乏了解的国家里发生的。中国很幸运有了像孙中山这样的“贤明之士”，但是，仅仅个别的，或一时的贤明之士，而没有一个相当规模的，稳固的共和精英阶层和公民社会，共和仍然不能不危机四伏：“假如因腐败而衰落的城邦能够东山再起，那也是因为当时正好有德行好的人在世，而不是因为维持着良好秩序的集体德行。此人一死，（国家）便会重蹈覆辙。”对中国来说，孙中山可以说是一个死得太早的“德行好的人”，尽管他对中国形成党国制度传统负有他的一份责任。
辛亥革命的胜利来得太突然，少数的先知先觉者唤醒了另一些浅睡的后知后觉者，而绝大多数的民众都还没有觉醒，更不要说决心去除自己身上奴性顺民的腐败习性。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当时南京的民众，“通常谈到孙文博士是新皇帝，他们不了解总统这个专门名词，认为它不过是更高头衔的一种委婉的说法”。各地发给孙中山的贺电，有称“总统陛下”的，有写“恭请圣安”的。君主帝制的意识还是深深残留在国民的意识之中，激烈的暴力革命难以根除这种意识。事实上，以暴力革命为手段的共和创制，它本身就包含着导向专制的逻辑。梁启超曾对革命派通过革命提高国民程度的观点作过批驳，他担心的是革命必然造成乱民蜂拥，殊不知，乱民蜂拥还会为利用乱民进行暴力夺权的蛊惑者创造绝佳的机会。
民众造反，反抗君主专制，非有不择手段的强权人物在其中不能成功，乱世出能干的奸雄，而奸雄使得民众因依赖于他而更加奴性十足，最后，造反造就的是新的专制，这成为马基雅维利说的历史规律：“民众对专制的统治深恶痛绝，便在自己中间择一能够不计手段率其造反的首领。此时便会有人崛起，靠众人之助灭了统治者。他们对君主及其危害记忆犹新，既未建立寡头政治，也不欲建立君主国，便建立了民治国。如何国家在创立之初，都享有相当的尊重，故这种民治国尚可安于一时，却绝不会长久，创业的一代消失后更加如是；因为他们立刻就会肆意妄为，无论私家官府，皆无所忧惧，人人各行其道，每日的侵犯无以计数。或是出于万不得已，或是采纳了贤达的高见，为避免这种乱局，他们恢复了专制。”辛亥革命后，新的共和还没有建立起充分的国家权力以及合法性权威，乱象丛生，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袁世凯是唯一能够“稳定局面”的人物，而稳定局面的最有效合法性和权威形式便是帝制。在共和的国家权威合法性软弱的时候，期盼出现有力的政治强人，甚至以君主制代替共和制，这几乎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民众心理，即使在素来具有民主传统的美国也不例外。
1776年美国革命成功，1777年，第二次大陆会议通过一套条款，就是治理国家的各种法律，叫“邦联条款”。1785年底，爆发谢斯起义，人心恐慌，许多美国人对是否有可能建立共和国家的有效权威发生了怀疑。为了应对共和的危机，1786年，在费城召开制宪会议。当时，美国民间有人像以前庆祝英王乔治三世生日一样，开始庆祝起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生日来，还有以法国王室的姓“波旁”来为郡县命名的。美国的邦联国会甚至还把路易十六和王后玛丽·安托涅特的肖像挂在议会厅里，当路易十六新添王子的时候，美国到处都举行了庆典活动。不断有人劝华盛顿总统坐上王位，每次都被华盛顿拒绝。
即便是政治精英们，也有提议美国舍弃共和而另行建立君主立宪制度。
迈诺特（georgerichardsminot）于1788年出版的《公元1776年马萨诸塞州起义的历史及以后的反叛》中记述道：“有些知书达理、颇有家产的体面人开始‘酝酿组党’来赞成君主制，引起那些仍然赞同共和者的‘严重忧虑’。”
一位法国人在写给友人的信中提到了他在新英格兰见到的情况：“新英格兰四个州的人民对政府极为担忧，……签名要求实行君主制。”来自波士顿的爱国者诺克斯（henryknox，1789～1794年任美国战争部长）写信给华盛顿说，马萨诸塞州有“七分之三的人民”赞成建立一个“类似于英国的（君主）
立宪政府”。
1786年的费城制宪会议期间，参会者中也有对共和表示失望，甚至丧失信心的。门罗（jamesmonroe，弗吉尼亚州代表，后来的美国第五任总统）
是制宪会议参加者，他说，当时的邦联国会主席戈翰（nathanielgorham）曾给普鲁士的亨利亲王去信，表示“担心美国难以维持独立，并向他探询，一旦我们的自由制度失败，亲王是否愿意在美国行使君王权力”。门罗说这些话的时候，戈翰已经去世，在制宪会议上戈翰并没有直接建议君主制，但他还是公开表示了对美国共和制度的悲观情绪。来自新罕布什尔州的代表吉尔曼（nicholasgilman）在给他哥哥的信中说，那些“积极思考并对宪法抱有热忱”
的人士们正在“公然宣扬君主制”。梅森（georgemason）是维吉尼亚州参加制宪会议的代表，他后来回忆说，莫里斯（gouverneurmorris，宾夕法尼亚州代表）曾私下里对他说：“我们迟早还得有一个君王……趁我们现在还有条件讨价还价，越早接受君王越好”。另一位代表狄更森（johndickinson，德拉瓦州代表）热烈称赞英国的君主立宪，“强有力的行政只能存在于有限君权制度中”，君主制则是最好的政府形式之一，“而共和从来就不曾是一个可以与之相比的制度”。
袁世凯称帝，往往被看成是他和一些亲信人物的个人野心和一意孤行，而国民的普遍冷漠，姑息养奸则是另一个原因——…当时积极反对的只有革命党人的声讨和梁启超筹划、蔡锷指挥的护国运动。但是，在这些原因之外，还有共和本身的“国家主义”权力逻辑：国家的稳定强大需要绝对的权威人物。这个人物的合法性必须来自某种天意神授，不容挑战的“绝对法权正统”。
在出现一党专制这种新型“绝对法权正统”之前，人们知道的“绝对法权正统”的唯一的形式便是国王或皇帝的君权。
在民初的不少政治精英和民众看来，袁世凯当皇帝符合未来中国富强的需要，至于那会儿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国家，则是不重要的。一直到今天，这种强国民族主义，所谓的“大国崛起”，仍然多有信众。袁世凯的“中华帝国”，它的“国歌”就是这么打造新帝制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的：“帝国数万年，一脉延，文明莫与肩。纵横数万里，膏腴地，独享天然利。国是世界最古国，民是亚洲大国民，懿欤大国民，休哉！唯我大国民。今逢盛德主，琳琅十倍增声价。吾将骑狮越昆仑，驾鹤飞步太平洋。谁与我，仗剑挥刀，懿欤大国民，谁与我，鼓吹庆升平。”
共和是一种十分脆弱的政体，由于共和本身的国家主义趋向和腐败可能，共和可以很“自然”地演变为专制。脆弱的共和引发被统治者的不安，因而引发他们的君王情结。这使得广大国民在心里能够接受，甚至期盼出现掌控大局的强权人物，这就为专制打开了绿灯。这样的强权人物不一定是有名分的君王，但一定是像君王一样权大无边、凌驾于法治之上的独裁者或独裁党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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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0章 马基雅维利的启示（3）
罗马的共和看上去是恺撒称帝所破坏的，其实在恺撒统治时，它已经变得十分腐败，那是因为公共精神已经荡然无存，共和国遂陷入腐败并成为专制者的牺牲品。历史学家波伦（henryc。boren）说，“最高贵的罗马人”布鲁特和同伙为拯救共和而刺杀恺撒，其实，杀死恺撒并不能挽救罗马共和，因为“他们不知道，共和已经死了”。马基雅维利说得比这个更具体：“在塔尔昆时代，罗马人尚未腐败，而在后来这些时代，它已经腐败不堪……马略派对人民的腐蚀，是因为他们的首领恺撒使民众懵懂无知，居然看不到正在套到自己脖颈上的缳轭。”民初的中国也是这种情况。杀死共和的并不是袁世凯，因为在这个奴性无法去除并且不断翻新滋生的国度中，共和从来就没有真正诞生过。袁世凯1916年死去，并不能解除共和内部出现的专制危机。
虽然不再有军事强人重新尝试建立形式上的帝制，让自己成为君王，但个人独裁并没有从中国大地上销声匿迹。
三共和中的专制政党
马基雅维利在《李维史论》中讨论了共和必然不可能长久稳定的宿命，他认为，要改变这一宿命的唯一途径便是让共和包含专制。只有大权独揽的强权人物才有能力在共和遭遇危机的时候，灵活地采取适当的对应措施，没有专制权力，共和便不会有优秀的“应变手段”。马基雅维利虽然是在对罗马共和的评论中提出这样“骇人听闻”的说法，但这论点却在20世纪不少号称共和的国家里一再成为不幸的现实，并被那里的一些学者接受和运用，他们声称，一党专制比西方民主制度具有远为优越的“非凡应变能力”。许多嗜好马基雅维利式断语的人，模仿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智慧，学到的却只是话语的狡诈。历史学家哈维·曼斯菲尔德建议把马基雅维利放到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背景中去了解他对共和的洞见。亚里士多德设想一种能够结合多数人的集体判断力和少数人的杰出能力的混合政体，“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共和国中的专制因素，是其完美性流失的表现。可是在马基雅维利看来，专制的作用恰好相反——…它使共和国臻于完美”。马基雅维利承认，专制是共和控制非常局面的非常手段，专制因此成为共和的一种君权，一种没有君主的独裁，共和国利用君权的主要方式之一，是紧急状态下的独裁官，“赞成罗马人在既无法协商亦无退路的情况下授权一人采取行动的做法。……共和国需要有一种采取非常措施的常规手段。独裁体制能够使共和国虽无君王，却能受益于这种‘王权’”。
民初袁世凯称帝，从根本上说，是要重新建立一种有君王并因此能够名正言顺地受益于王权的专制制度。后来在中国出现的以党权代替王权的专制制度，是超乎袁世凯政治想象的。与更为先进的专制相比，袁世凯实现专制的方式是落伍的。这是他个人的不幸，但未必是中国政治文化之幸。
为了达到自己的权力目的，袁世凯使用了各种被历史学家斥责为卑鄙无耻的手段。然而，从收买议员到收买“恳请”他称帝的各省请愿团和北京“绅商耆民”，他的手段实在有限，只不过是利诱一途而已。袁世凯也利用当时的“进步党”，但“进步党”并不是他的权力基础。他授意梁士诒组建“公民党”，梁士诒在“赞成不要脸面，不赞成不要头”的两难选择中，选择了“不要脸”。加入“公民党”的议员每月可以从袁世凯那里领到200元的津贴，成为袁世凯的御用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