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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头，高三不教课，高考才能获大胜。在一次教育工作现场会议上，四川省代表、川西某校高中教研组组长王伟谈了他积累多年的“经验”。他说他们最早也一直按教学大纲规定，该在高三时照例上高三的课，等到高考前两三个月才开始集中学生进行考前复习，但后来发现怎么弄就是感到紧张，要在两三个月内把高考所涉及的内容从头复习下来，学生感到紧张，老师也觉得难以完成。于是学校就作出了在高三阶段的上一学期必须把后一年的课全部教完，毕业班在来年春节后一开学就全面进入总复习，这个效果明显好于往年。但要把三年的高中课程压缩成两年半教完，就得在高二后个学期进入高三课程。后来他们还是觉得学校怎么抓，就是抓不过附近某县中的高考录取率。论师资、论教学能力，王伟说他们学校一点也不比邻县中学差，到底问题出哪里？王伟便派人暗暗探访———必须是暗暗的探访，否则人家知道竞争对手来了，为隐蔽真相，让你一无所获而归。王伟说他是假借看望大学时的老同学为名，才获得准确信息：原来人家高招就出在高三的学期里根本不上新课程，全部进入整年制的大复习，用一年的时间投入高考的准备，以此来赢得大考全胜。三年的课程要用两年来教完，不是原教学大纲有问题，就是学校出了邪招。王伟回去对自己的校长一说，当了大半辈子中学毕业班老师的校长怎么也想不通。毕业班班主任会议上，校长把皮球踢给了大家：你们看，我们是按照教学大纲走，还是按照兄弟县中的路子走？多数老师说，这是明摆着的事，教学大纲就像国家的宪法，不照它做就是违法，就是大逆不道。可一些年轻老师不同意这种看法，说现在是商品社会，什么都看效益，教育同样要看效益，一个高中学校，如果不把高考录取率搞上去，说什么都是空话，别说我们等于辛辛苦苦白干，校长面子过不去，学校的知名度也永远上不去。高中三年课程是两年上完还是三年上完不是根本原因，根本的问题是高考录取率是第一位的，不把录取率搞上去，我们学校就会失去生源，最后大家的饭碗便会砸了。讨论异常激烈，三天下来，意见统一了，多数人服从了少数人，王伟的学校也决定从新一届高中生开始，从入学第一天抓起，每天多设置一个课时，每周多安排半天至一天的教学时间，高三开始，星期六、星期天不放假，全天候上课。“对学生和家长讲明白了：谁不参加加时课程的学习可以，但高考能不能考出好成绩，我们学校概不负责。”校长最后拍板，老师们就像面临世界大战一般，一个班一个班地动员，一个家长会接着一个家长会，口径统一：这是为了大家，为了你们有高考成绩，为了你们孩子有前程，所以必须校方、学生和家长一起努力。
是否这样有违教育部的相关规定？国家教委好像不止一次规定非毕业班不准随便增加课时，我便请教王伟老师。
是有规定，但有几个学校是按规定办事的？除非你们北京的中学因为离教委太近了，哪家高中学校不是我行我素？王伟老师说，事实上按照教学大纲的课程安排，高三的学生只有一两个月的时间进行高考复习。现在高考的分数竞争已经激烈到每争取到一分就可能是考生一生命运的分水岭，不靠全力拼搏，不靠比别人多出十倍、百倍的努力，怎么可能出好成绩？所以说，谁把高中三年的教课时间提前量加大，谁抢得的高考复习时间就越多，复习越充足，准备也就越有保障，高考成绩随之跟着越有把握。
因此他想，也许这个线索能帮助夏皮罗彻底弄清“北京人”的真实情况，从而洗雪罪名，摆脱困境，同时也了却导师魏敦瑞博士临终前的遗愿。当费尔塞维斯的电话在夏皮罗的家骤然鸣响时，夏皮罗同样没有起床。一听完费尔塞维斯的报告，夏皮罗兴奋难抑。是的，夏皮罗现在对于“北京人”的渴望，已经不仅仅只为实现魏敦瑞博士的临终嘱托了，还为洗清自己蒙受的不白之冤。他早已下定决心，要把寻找“北京人”作为终生追求的一项事业来做。因此，哪怕有关“北京人”的一点点消息传来，都会令他激动不已。
夏皮罗匆匆用完早餐，走进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直拨弗利办公室的电话。
对方接话的人是戴维斯。
经过与戴维斯简短的对话，夏皮罗立即意识到，可能会有新的重要的信息出现。他虽然还不知道事情将会怎样发展，会取得什么样的效果，但他感到很有必要马上见到弗利博士。于是，夏皮罗再次拿起电话，向戴维斯谈了打算与他和弗利先生会面的想法，并希望会面越快越好。
很快，对方同意了，并将时间约定在当日上午9点。
由于时间紧张，夏皮罗稍稍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服饰，特意带上一台袖珍录音机，接着匆匆下楼，驱车穿过熙熙攘攘的城区，然后兴冲冲地来到了纽约东68街弗利博士的办公室。
一进门，弗利和戴维斯已经坐在那里等候了。弗利首先伸出了热情的手，以示欢迎这位大名鼎鼎的古人类学家的到来。由于弗利正忙着处理一件事务，所以双方刚见面不过几分钟，谈话尚未切入主题，弗利便急着要离开，只好让夏皮罗先听戴维斯谈谈他所知道的情况。
戴维斯领着夏皮罗来到一间没有人的办公室，两人坐下后，没有过多的寒暄，便言归正传。
未等对方开口，夏皮罗首先很有礼貌地问了一句：
“我可以用录音机录下我们的谈话吗？”
“当然可以，随您的便，夏皮罗先生。”对方回答得很痛快。
于是，夏皮罗打开了录音机。在静静在小屋里，戴维斯开始缓缓讲道：
那是1941年秋季，我在美国海军陆战队当一名司药中士，驻在秦皇岛的霍尔库姆营地。我属下的17名海军陆战队员组成的一个医疗单位，归弗利医师指挥。当时弗利是驻在天津的一个海军陆战队的军医。
那时，中国的局势已非常紧张，日本的军事扩张随时会扩大范围，于是美军最高指挥层决定把驻在北平、天津、秦皇岛由哈斯特上校指挥的海军陆战队一律调往菲律宾基地，准备阻止日军在那里登陆。但事实上日本还是在“珍珠港事件”之后在菲律宾实施了登陆。我们预定于12月8日搭乘“哈里逊总统号”轮船从秦皇岛出发。
在11月底，我接到了弗利医师从天津打来的电话，说有几只标着他姓名的军用提箱，正从北平运到霍尔库姆营地，他在电话里一再嘱咐，那是私人行李，先留在营地，等到12月8日再装船运走。在运走之前务必要小心看守才是。
不久，有一列从北平开来的货物列车停在营地里的侧线上，卸下了弗利医师的军用提箱。为了安全起见，我把这些箱子放在了我的房间里，跟别的待运的行李放在一起。
12月8日，纽约时间12月7日清晨，当我一觉醒来的时候，从窗口看到营地已被日本人包围，六七架日本飞机在营地上空盘旋，发出隆隆的震人的声响。我往海港看了一眼，发现日本军舰的炮口已冲向我们的营地。
出事了，一定是日本人和美国干起来了。我的脑海中刚划过这个念头，就听见包围的日军用喇叭喝令我们投降。我立即在房间的箱子上架起一部机枪，准备抵抗，同时迅速打电话到北平的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报告情况。司令官哈斯特上校告诉我，北平陆战队兵营也遭到了日军的包围，让我先守住营地，等待指示。由于当时的局势已无法挽回，我们最后还是奉哈斯特上校的指令向日军缴械投降了。随后，日军立刻把营地里的海军陆战队员逮捕，在把我们押送到天津去监禁以前，日军准许我们每人把私人的衣物装进一个行李袋随身携走，其余的行李，包括以弗利医师的名字从北平运来的军用提箱在内，都不许带走而只好留在了营区。日军的目的显然是在详细检查之后再作处理。一两个星期之后，海军陆战队员的箱子都运到了天津的俘虏营，可箱子内的物品已被翻得乱七八糟。标着弗利医师名字的箱子并没有运到天津的俘虏营交给我或我的同伴，而是直接送给了弗利医师本人。后来，也就是战争结束之后，我才听弗利医师说，在他托我保存的箱子里，就藏有珍贵的“北京人”。
我所知道的就这些，夏皮罗先生，如果需要的话，你可与弗利博士继续交谈。
夏皮罗关掉录音机，脸上露出了满意的微笑：“非常感谢你，戴维斯先生。您提供的情况很有价值，也是我首次听到。如果您提供的情况在记忆上没有问题的话，这将意味着‘北京人’化石并没有送到秦皇岛港的瑞士仓库。”
“化石从来就没有在瑞士仓库存放过，我敢保证。”戴维斯坚定地说，“至少在日军占领美海军陆战队兵营前是这样。”
“我很想听听弗利医师所知道的‘北京人’的情况，也许他掌握的情况更多，更细，更令人感兴趣。”夏皮罗有些歉意地说。
“是的，他比我知道的情况要多得多。我现在就去叫他。”戴维斯说着走出了小屋。
大约两分钟后，弗利博士出现了。他一走进小屋，便连连道歉说，“很抱歉，夏皮罗博士，让您久等了。”
弗利顺手拉过一把椅子，很靠近地坐在夏皮罗的对面，以征询的眼光望着夏皮罗说：“夏皮罗先生，您想让我谈哪一段情况？”
“就从你参与转运‘北京人’化石开始讲起吧。”夏皮罗重新打开了录音机。
弗利心情很自豪，看上去却是一副沉思状。他停了片刻，便开始说道：
我是接受哈斯特上校的指令负责这几只箱子的。1941年深秋，美国驻中国公使馆和协和医学院的官员经过与新生代研究室的中国同事反复商量，决定先把“北京人”化石运到美国保护起来，不知为什么他们选中了我承担运送任务。后来我考虑可能因为我曾经在北平协和医学院任过研究员的关系。我那时在中国已完成了三年的服役任务，决定准备随同美国海军陆战队一起到马尼拉，然后再从那儿转道回美国纽约，这可能便成为让我护送珍贵的“北京人”化石的最合适的理由。
记不得是哪一天，我接到哈斯特上校的电话，从天津赶到了他的办公室。上校告诉我说，北平协和医学院有一批珍贵的古人类化石要运往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护送任务由你承担，为避免路上产生麻烦，我已告知他们在那批化石运往秦皇岛装船之前，将装有化石的木箱写上你的名字。这样可名正言顺地通过海关等关口的检查。
我问上校，这化石是不是在周口店发现的“北京人”？他点了点头，说是的，就是那批化石，并一再叮嘱我要用心护送，不要出现任何差错。
从北平回到天津后，我就给秦皇岛霍尔库姆兵营的戴维斯打了电话，告诉他要小心保管。
12月4日，协和医学院珍藏的“北京人”化石被拉到了北平美国海军陆战队兵营。我于这之前已受哈斯特上校的指令从天津赶到北平的陆战队司令部，目的是让我看一看装有化石的箱子的形状，以做到心中有数，免得出现差错。化石停放在兵营后，我看到箱子大约长度为50英寸、宽20英寸、高10英寸左右。有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