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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哲学的近代奠基者之中，赫尔德最清晰地洞察到了历史过程的这一面。他的著作不只是对过去的回忆，而是使过去复活起来。赫尔德并不是专门的历史学家，他没有留给我们大部头的历史著作，而且即使是他的哲学成就也是不能与黑格尔相比的。然而，他是新的历史真实观的拓荒者。没有他，就不可能有兰克或黑格尔的著作。因为赫尔德具有使过去复活，并使人的道德、宗教和文化生活的一切断篇残迹都能雄辩地说话的巨大个人能力。激发起歌德的热忱的正是赫尔德著作的这个特点。正如歌德在一封信中所说的，他在赫尔德的历史叙述中所发现的并不仅仅只是“人类的表皮外壳”。使他极度钦佩的乃是赫尔德的“清扫法——不仅仅只是从垃圾中淘出金子，而是使垃圾本身再生为活的作物”。
正是这种“再生”，这种过去的新生，标志出伟大的历史学家的特征。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曾把历史学家称为回顾的预言家。除了是对过去的一种预言以外，也是对过去的隐蔽生活的揭示。历史学不可能预告未来的事件，它只能解释过去。但是人类生活乃是一个有机体，在它之中所有的成分都是互相包含互相解释的。因此对过去的新的理解同时也就给予我们对未来的新的展望，而这种展望反过来成了推动理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一种动力。对于这种回顾和展望的双重世界观，历史学家必须选定他的出发点。他只有在自己的时代才能找到这个出发点。他不可能超越他现在的经验的状况。历史知识是对确定的问题的回答，这个回答必须是由过去给予的；但是这些问题本身则是由现在——由我们现在的理智兴趣和现在的道德和社会需要——所提出和支配的。
现在与过去之间的这种联系是无可争辩的；但是从这种联系中我们却可以得出关于历史知识的确定性和价值的非常不同的结论。在当代哲学中，克罗齐是最激进的“历史主义”的斗士。对他来说，历史不只是实在的一个特殊领域而是实在的全部。因此，他的论点——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导致了哲学与历史的完全等同。在人类的历史王国之上和之外，再没有任何其他的存在领域，也没有任何哲学思想的题材。相反的结论则是由尼采得出的。尼采也坚决认为，“我们只有站在现在的顶峰才能解释过去”。但是这个主张对于他只是猛烈攻击历史的价值的出发点。在他的《不合时宜的看法》中——他以此书开始了他作为一个哲学家和现代文化的批评家的工作——尼采向所谓我们时代的“历史感”提出了非难。他试图证明，这种历史感不仅不是我们文化生活的优点和特权，而且是它的内在危险。它正是当代的弊端。历史除了作为生活和行动的仆人以外没有任何意义。如果这个仆人篡夺了权力，如果他自立为主人，那他就阻碍了生命的活力。由于历史带来的过度的负荷，我们的生命已经变得萎靡不振。它阻碍了建立新的业绩的强有力冲动并且使实干家无能为力。因为我们大多数人只有忘掉一切才能有所作为。这种不受任何限制的历史感如果推到它的逻辑尽头，也就是把未来连根拔掉。但是这种评价是依赖于尼采在行动的生活和思维的生活之间所作的人为区别的。当尼采进行这种攻击时，他还是叔本华的信徒和学生。他把生命看成是盲目意志的显现。盲目性对尼采来说就是真正能动的生命的条件本身；而思想和意识则是与生命力相对抗的。如果我们拒绝了这个假设，尼采的推断也就站不住脚了。我们关于过去的意识当然不应该削弱我们的行动能力。如果以正确的方法加以使用的话，它会使我们更从容地审视现在，并加强我们对未来的责任心。人如果不意识到他现在的状况和他过去的局限，他就不可能塑造未来的形式。正如莱布尼茨常说的：后退才能跳得高on recéde pour mieux sauter。赫拉克利特为物理世界写了这样的格言：上升的路和下降的路是同一条路。在某种意义上这同样可以运用于历史的世界。甚至连我们的历史意识也是“对立面的统一”，它把时间的相反两端联接了起来，从而使我们感受到人类文化的连续性。
这种统一性和连续性在我们理智文化的领域——数学史、科学史、哲学史——中变得尤其明显。没有一个人曾会想写一部数学或哲学的历史而不清楚地看到这两门科学的体系问题。在哲学上属于过去的那些事实，如伟大思想家们的学说和体系，如果不作解释那就是无意义的。而这种解释的过程是永无止境的。当我们的思想达到了新的中心和新的视野时，我们就一定会修正自己的看法。在这方面最典型最有启发性的例子或许莫过于关于苏格拉底的形象的变化了。我们有色诺芬和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也有斯多葛派的、怀疑论派的、神秘主义派的、唯理论派的和浪漫派的苏格拉底。它们都是完全不一样的，然而它们都不是不真实的；它们每一个都使我们看见了一个新的方面，看到了历史上的苏格拉底及其理智和道德面貌的一个独特的方面。柏拉图在苏格拉底身上看到了伟大的辩证法家和伟大的伦理导师；蒙台涅则看见了承认自己无知的反独断论的哲学家；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与浪漫派思想家们则强调苏格拉底的反讽。而就柏拉图本人来说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的发展。我们有一个神秘主义的柏拉图——新柏拉图主义的柏拉图；一个基督教的柏拉图——奥古斯丁和马尔西利奥·菲奇诺的柏拉图；一个理性主义的柏拉图——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的柏拉图；而不太久以前我们又得到一个康德式的柏拉图。我们可以对所有这些不同的解释付之一笑，然而，它们不仅有着消极的一面而且还有着积极的一面。它们在对柏拉图著述的理解和系统评价上全都作出了它们自己的贡献。每一派都坚决地主张柏拉图著作中的某一方面，而每一这样的方面都只有借助复杂的思维过程才能显示出来。康德在其《纯粹理性批判》中谈到柏拉图时指出了这个事实。他说：“……在对照一个作者关于他的论题所表达的思想时，……发现我们理解他胜过他理解他自己，这是丝毫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他还没有充分地规定他的概念，所以他有时在言谈时或甚至在思考时，就与他自己的意愿相违。”哲学的历史非常清晰地告诉我们，一个概念的充分规定极少是第一个引进该概念的思想家的工作。因为一个哲学的概念一般说来更多地是一个问题而不是对一个问题的解决——而这个问题只要还处在它最初的潜在状态中时，它的全部意义就不可能被理解。为了使人们理解它的真正的意义，它就必须成为明显的，而这种从潜在状态到明显状态的转变则是未来的工作。
有人可能会提出这样的反对理由：这种持续的解释和再解释的过程在思想的历史中确实是必要的，但是当我们来到“实在的”历史中——人和人类行动的历史中时，这种必要性就不再有效了。在这里我们仿佛象是在和不容怀疑而又明显可知的事实打交道，这些事实只是为了被认知才必须被联系起来。但是，即使连政治史也都不能违背普遍的方法论法则。在解释一个伟大思想家及其哲学著作时有效的东西，在判断一个伟大政治人物时也同样有效。弗里德里希·贡道夫Friedrich Gundolf已经写了一整本书——不是写凯撒，而是写凯撒声誉的历史以及从古到今对他的性格和政治使命的不同解释。即使在我们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中，许多基本的趋势也只有在相当晚的阶段才证实了它的全部力量和重要性。一种政治理想和一个社会纲领，开始时总是处在比较模糊的、潜在的状态，后来通过发展才变得明确起来。
S。E。莫里森S。E。Morison在他的美国史中写道：
“……早期美国人的许多观念都可以追溯到母邦。在英格兰，这些观念已经存在了许多世纪，尽管在都铎王朝和辉格党人手中曾遭到某种曲解和挫折。在美国它们找到了自由发展的机会。这样我们……发现，顽固的英国旧偏见在美国的《人权法案》中保存了下来，而在英国早已废弃的制度……则在美国诸州中几乎丝毫不变地一直保持到十九世纪中叶。美国无意之中使大不列颠宪法中长期潜在着的东西明显地发挥出来了，并且证明了在乔治三世的英国已经大部分都被忘掉了的那些原则的价值。”
在政治史中使我们感兴趣的绝不是赤裸裸的事实。我们想要理解的不仅是行动而且是行动者。我们对各种政治事件进程的判断，取决于我们对那些参与这些事件的人们的看法。当我们以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这些个别的人时，我们就必然会改变我们对这些事件的看法。然而即使如此，一种真正的历史眼光如果没有一个不断修正的过程也是达不到的。费里罗的《罗马兴衰史》在许多重要观点上都不同于蒙森对同一时期的叙述。这种不一致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两位作者对西塞罗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然而，要想对西塞罗作出公正的评价，只是知道他执政期间的一切事件、他在揭露卡提林纳阴谋时以及在庞培与凯撒之间的内战中所起的作用，那是不够的。要是我还不了解这个人，要是我还不理解他的人格和个性，所有这些材料就仍然是暖昧含糊意义不明确的。要想达到这个目的，一些符号的解释是必要的。我必须不仅仅只是研究他的演说和他的哲学著作，还必须阅读他给女儿多利亚以及他的密友们的信件，并且必须对他的个人风格的迷人之处和不足之处有亲身的感受。只有把所有这些详情细节综合在一起，我才能看清西塞罗及其在罗马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的真实面貌。除非历史学家永远做一个纯粹的编年史作者，除非他自己满足于按年月顺序讲述事件，否则他就必须永远执行这个非常困难的任务：他必须在历史人物的数不清的而且常常是自相矛盾的言论的背后发现统一性。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想从费里罗的著作中引证另一个典型的例子。罗马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决定了罗马未来命运从而也决定世界未来的一个事件——就是阿克兴角海战。通常的说法是，安东尼的失败是因为克娄巴特拉造成的。她惊恐万状并且对战局已经绝望，调转船头逃跑了。安东尼决定追随她，为了克娄巴特拉而抛弃了他的士兵和朋友。如果这种传统说法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们真该同意巴斯噶的名言了——我们就真要承认，如果克娄巴特拉的鼻子长得短一点，整个世界的面貌就会不同了。但是费里罗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来读历史文本。他宣称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的恋爱故事只是一个传说。他告诉我们，安东尼并不是因为热恋克娄巴特拉才与她结婚。相反，安东尼是在追求一个伟大的政治计划：
“安东尼要的是埃及而不是它的美人儿女王；他想通过这种王朝婚姻在尼罗河流域建立罗马的保护领地，并且能为波斯战役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