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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势而起的还有纵横家。
纵横家是战国时代的一种特有的群体，以苏秦为巨子。现在，范阳县的蒯（念kuai）通，就也是一个纵横家。他去见范阳（今河北省徐水县）太守。范阳县令也是个左派分子，替秦国人办事特别卖力气，因为要修项目而大力征敛，征敛任务完不成的时候，就用苛法峻刑相随，修理老百姓无数。
蒯通对他深施一礼，然后说：“我听说您要死了，特意先来吊问你！”
纵横家都是这么先声夺人的。范阳令大怒，不待发作，蒯通又说：“值得庆幸的是你遇上我蒯通了。”
范阳令不解，蒯通说：“秦朝的法令和任务素来严重，足下担任范阳县令十年了，其中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胜数（从这个十年角度来算，则秦始皇后期，刑罚已经严酷了）。然而慈父孝子谁也不敢把刀子捅到你的肚子里，原因是畏惧秦朝的政府。现在天下大乱，秦国的政法已经瘫痪，那么慈父孝子为了报仇，要把刀子捅到您的肚子里以便成名的，何可胜计。所以我特来吊问您啊。”
范阳令傻眼了。
蒯通说：“如今六国诸侯都已经反秦，武臣将军大兵将至，你一意孤行坚守范阳，城中少年都争着要杀您（又是“少年”），持您的人头开城投奔武臣将军。您赶紧派遣我出去见武臣，我可保你转祸为福，就在今天啦！”
范阳令自始至终，一句话说不出来。他的神情由怒转疑转惊转哀转怯，最后只冒出一句：“先生，先生确实要出去救我啊！”
蒯通蔑然一笑，这个自然，你给我准备好介绍信和礼物好了。
于是，蒯通摇摇晃晃带着介绍信和俩跟班，作为范阳令的代表去武臣军里了。对武臣等人陈述道：“我看足下的方针，是必须战胜然后得地，进攻然后得城，臣窃以为这个方针是错误的。如果你听我的话，可以不攻而得城，不战而略地，传檄而定千里，你有没有兴趣啊？”
武臣一下子也哑巴了：“你……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蒯通说：“现在我们范阳令，遭到你们的贵军进攻，正常反应他应该是整顿士卒，守城鏖战，但是像他这样的官僚，胆怯怕死，一旦打败了，他的富贵和脑袋都没了。所以以我来看，他这样的官僚，都是愿意投降的。但是他又怕您认为他是秦朝所设置的官吏，把他杀了。事实上，你们前面攻下的十座城池，守城的秦置官吏都被你们诛杀了。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城中少年都在活动，准备刺杀范阳令，然后据城以抵抗您（这里却与对范阳令的说法不同，正是纵横家的变通之处）。当下之际，您何不拜范阳令为侯，送给他一封侯印，范阳令不死而得封侯，然后献城归降。这样，因为他成了你所置的官吏了，有您给他撑腰，少年也不敢再杀他。他的前途和生命有了保障，然后让他乘坐朱轮华轴之车，驱驰于燕赵大地，给您打打广告。燕赵诸城可以不战而降。”
我们说，蒯通使用的还是纵横家的势力互相牵制的思想，如果把武臣军视为一个强国，少年视为次一强国，范阳令是一国，这就是多国间的制衡的思路。纵横家就是利用多种势力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谋求自己的目标的达成。
武臣、张耳、陈余等人都觉得这个办法没风险，不妨一试。于是蒯通拿着委任书和侯印，回去找眼泪汪汪的范阳令去了。范阳令内有少年逼迫，外有大兵压境，向前一步可得封侯富贵，向后一步刀子进肚，那也没有犹豫了，出城投降。
赵地的很多城池的第一把手，也不愿意卖命为秦国守城，被内外形势逼迫，都觉得投降好，但是又怕投降就失去了富贵和头颅。不久，他们看见范阳令已经封了侯了，乘着红轮子的富丽堂皇的车子，在各城池边上来回溜达，一想，哦，原来投降可以不死啊，于是不战而降者有三十余城。可谓传檄而定千里，赵国大部归了武臣。
武臣夺得赵地的经过，我们再仔细回顾一下。
陈余，先是动员赵地豪杰，得兵数万，攻得十城，随后通过类似范阳令这种（外有大兵压迫，内有少年威逼），于是三十余城迫于形势而投降，武臣遂尽得赵国之地，然后自封赵王。赵国遂复国了。
这个攻略赵国的过程，是当时的一个典型案例。
其中关键的运动力量有两个：第一，豪杰，他们由于被秦政府的迫害，以及出于封侯和得富贵的目的，动员自己的力量起来，主动拉起光复赵国的进程；第二，城内少年和受秦法迫害的慈父孝子，从城内攻击秦的官吏（范阳只是一个欲杀县令的例子，其他地方，则是“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刑不是攻城杀，而是刑杀，刺杀）。
可见，农民并不是该运动中的主动者，武臣得赵地千里的主要依靠力量不在于农民，而是豪杰与城邑少年父老。
同样的情况不仅发生在赵国，田儋略定齐国，周市略定中原魏国，葛婴、项梁等很多人略定楚国，韩广略定燕国，他们短时间内的成功，都是出于武臣略定赵国这个大致模式。
我们认为，秦末人民运动的主体，从主要各级领导者，要相应和发挥关键作用者，以及士卒层面的追随者，都主要是城邑范围内的民众，它是一场城邑平民的武装复国与反抗秦皇权专制的运动。
那时候的社会形式跟后来的专制社会是不一样的。
其实在先秦时代，商业发达，城邑的人口和城邑可征兵的数量在先秦是很庞大的，临淄一城足以征发二十万士卒。而在春秋时代，打仗的更全是国人（城邑平民）。秦汉之际的当时中国四五百个城邑（按县城数量算），总量足以征发出八十万以上的士卒，足够满足秦汉之际的义军总量五六十万。而且，义军人数的增长都是呈现几千几千的递增特点，三四千是最常见的，这也正是城邑征兵的特点。
也就是说，陈余说服那些豪杰，得到的数万人，作为拿下赵国的首发力量，未必这数万人是农民，完全也可以由很多城邑平民构成。而随后，攻克列城或者列城投降，从而又收得的兵卒，也未必是来自农民，也完全可能很多是城邑平民征发出来的守城士兵。
即便这数万人中有农民，也并不能改变这场运动的性质，它仍然不是以农民反抗地主剥削作为主要性质的，因为这些“农民”是在豪杰、地主带领下起事，而不是这些农民起义来进攻这些豪杰、地主及其背后的官吏。
最后说一下赵国的各郡县大吏，当然也包括其他“国”地区的郡县大吏。
他们一般是四个结局：一是主动起义，像鄱阳县令，沛县县令，会稽郡守——当然后两者未遂，被豪杰官吏杀了，二是不相应起义，或者来不及相应起义，被“少年”、父老们杀了。第三就好是像这里的范阳令这样，投降起义的诸侯军，第四，就是坚守不降，忠于秦朝，譬如刘邦项羽屠城阳，大约就是因为城阳长官宁死不降了。
但是，从义军蔓延速度甚快来看，第四种抵抗的，应该居少数。
这大约是因为，作为一个仓促建立起来的郡县制帝国，它没能强有效地笼络好各地的官吏。而且，进攻郡县城邑的是复国的势力，而不是农民的势力，也就是说，这些官吏和进攻者之间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只要他宣布不当秦国的官了，当六国的官了，往往就可以保住原有的富贵和官位。而农民起义的话，他们与郡县长官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所以这些长官也绝不会投降，只能拼命镇压。在秦汉之际的郡县官吏，没有对进攻者进行全力抵抗、镇压，譬如赵地就有三十城自动投降，也在解释着这场运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换句话来重复地说，为什么这些官吏，不能像明末官吏对于李闯王那样殊死搏斗一番呢？那就说明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在于被剥削压迫的农民与地主阶级政权之间的矛盾。如果这次起义主要矛盾是农民反抗地主阶级政权的剥削，那这些官吏、豪杰应该大力镇压农民，如同李自成或者太平天国时代的地方官吏豪杰们自练“民团、乡勇”以反击农民义军一样。
清朝人张潮描述他的人生理想说：生逢太平盛世，长在山青水秀的故乡，地方官清廉有为，家境富裕生活优裕，娶到一位贤惠端庄的妻子，生了个聪明伶俐的儿子，人的一生，如果真的能做到这些，就可以说是太幸福美满了。
相比于后代人们这种知足常乐、难得糊涂的人生观，秦汉人是富于进取精神的，刘邦看见秦始皇就说“大丈夫当如是”，陈胜说他有“鸿鹄之志”，陈余在赵地走了一圈，就有了很多豪杰为了“成割地有土之业”而随他起事。秦汉之人的建功立业的进取精神是远远超过了后代的，这就是为什么在匈奴等异族眼中的汉朝人，跟后代辽、金、蒙眼中的宋明时代的中原人，有那么大不同的原因——虽然从综合国力来讲，宋、明也许比汉朝还要强，但是宋明的强悍性却没有汉朝大，就是因为人们普遍不如秦汉人有进取精神。
有进取精神的人太多了也不好。陈胜派向赵地的他的“故人”武臣，也是一个不愿做池中之物的，他在赵地自立为王。这是张耳、陈余的建议。
当时，陈王胜（这是时人对陈胜的尊称）派到各地略地的诸将，高高兴兴回来报功的时候，往往得到的是“人事主任”和“考核专员”朱房、胡武两位先生的谗言，往往竟被陈胜杀了。所以张耳、陈余劝武臣不要回去，他们又说：“陈王从蕲县起事，刚刚到了陈城，就称王了，看出来他并不想立六国之后。将军您以三千人攻下赵国数十余城，赵国这么大的地盘，也是需要一个王来填震的啊。您不如立自己的兄弟为王——这样显得你没有私心，或者呢，找到赵国王族之后，总之是时不我待！”
武臣想了想，干脆自己立为赵王了。在这一点上，他跟陈胜一样不客气，结果也和陈胜一样惨——秦汉之际，第一批称王的，基本都死了，因为他们是靶子，最后变成了炮灰。
武臣自立为王的消息传来，陈胜气得哇哇暴叫，当场就命令人事主任扣住武臣家属，把他们全杀了，然后兴兵击赵。但是相国蔡赐说：“现在重点敌人是秦人，秦人未灭我们就以赵为敌，那就是又生了一秦啊。”
陈胜于是听蔡赐的意见，把武臣的家属软禁在宫里，封张耳的儿子张敖（以拉拢张耳分化武臣的下属）为成都君（瞧这地方远的）。但是，承认赵王的地位可以，但赵国必须发兵西向去打秦国。
虽然自己的儿子得到了一点虚拟的股票（成都君），但张耳并没有由此就帮助陈胜一方——陈胜不听张耳陈余封六国之后的建议，又不以张耳陈余为北上赵国的将军而是屈为校尉——张耳陈余遂怨陈胜。（注意，张耳、陈余劝陈胜立六国之后，并不是处心积虑为六国贵族张目，而是实际上利用六国贵族以为陈胜树党，以便实现反秦总体事业的成功和在这个目标实现下的陈胜最终可能的称帝，以及兼有的六国复国效果。这个可以再看看前面鄙人写到的相关之处。）
张耳、陈余都劝武臣不要西行去当炮灰，而是巩固自己在燕赵的地盘。
于是，武臣派了自己的部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