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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崇拜的特点，就是把它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宝。我们高考中的文学文本比托福的考题要复杂多了。因为人家考的是不会讲英语的外国人，我们的高中生的汉语是讲得很溜的。人家托福考的是：低级英语（口语听力）和中级英语（经过简写的文学故事和科普常识），而我们的考题中还有高级的古代汉语，我们的考试专家的胆子比人家大，不管多么复杂，一律都以托福为准绳，连中国古诗歌的经典文本也敢拿来做标准化试题，其结果就是伪问题和荒谬的标准答案层出不穷。
托福考试作为思维模式是很简陋的，在考初级和中级英语的时候已经不够用，要以干扰项来补救，用来考比较高级的汉语，就更不够用了。这就迫使我们（还有台湾、香港）不得不把干扰项更加繁化，发明出一种“多项选择”，四五项答案，正确的选项数目不定，也许是四项，也许是一项，只要选错一项，哪怕多数选对，也一分不得。这种多少有点无理的“创造”，把托福考试的弱点发展到极其荒谬的程度，近几年在各方面的批评声中似乎销声匿迹了。但是，托福模式的根本法门，把本来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模糊化，设置似是而非的干扰项去刁难学生，在历届高考试卷中则没有任何变化。其主要特点是凭空制造混乱，把本来很清楚的问题弄模糊。最近报载，某省中考，有一托福式的选择题要求考生从四句话带着重号词语中找到运用不当的一项。标准答案是“记者在小汤山亲眼目睹了医务人员在抗击非典的战斗中感人的工作场面”中的“亲眼目睹”是运用不当的。出卷者的解释是，亲眼就是目睹，二者重复，结果引起大哗。其实就在同一题中，就有“家喻户晓”，不也是重复吗？这种重复有时是互补性的强调，有时出于结构上的对称，如“亲自参加”，“不伦不类”，只要有一点语感，都不会产生这样的庸人自扰。
我们的高考试卷，因为涉及比较复杂的问题，所以就又了另一种“创造”，也就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在古典和当代诗歌试题中不去追究情感和智性的整体内涵，如在郑敏的诗《金黄的稻束》中本来应该探究为什么把收割的稻束和母亲联系起来，而且还强调母亲的“皱纹”是“美丽的”，“疲倦”是“伟大的”，但是，试卷却钻牛角尖，考核学生对于“字词句”的机械识记，要求学生判断这首诗的背景是不是“薄暮”。如果没有干扰项，做这样的辨识易如反掌，有了干扰项就神秘了。其实，真要研究背景是否是薄暮的话，就应该问一问，为什么母亲的意象，不能和朝霞联系在一起？
另外一种倾向，就是把本来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例如，许多成语组成令人眼花缭乱的排列组合，叫学生去找寻其中有一个错误的组合，等等。这样的花样，充其量不过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有时则完全是无谓的自我折磨。
虽然命题者口头上应该是不反对当代文化哲学的基本前提：文本，尤其是文学文本，是复杂的，读者的理解是可以是多元的。但是，在所谓客观题标准化的模式中，却只能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尽管我们的高考作文试题已经有了“答案是多种多样的”，但是，那只是做作文时说说的，就在同一张考卷上，阅读题的答案只能有一个。这是对当代文化哲学成就的嘲弄。有一种力量比当代文化哲学更有力量，那就是商业的力量。机械化评分标准和正确、错误在一定条件下转化是不能相容的。其结果是越复杂的问题，这种客观题的标准答案就越是可能带上主观武断的色彩，甚至文字游戏的味道。这样的文字游戏，表面上神气活现，可实际上其思维模式是以粗陋贫乏为特点，却居然横行中国达十多年，而很少人大声疾呼改革，在思想解放的今日，实在令人不解。拿起这几年高考语文试卷的任何一卷，挑出其中的任何一道客观题，你不能不为其思维的枯窘而感到惊讶。总是：下列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下列判断正确的一项是，以下加点字读音相同的一组是，下列各句没有语病的是，等等。不管花样如何翻新，其实质就是形式逻辑的非此即彼。
非此即彼的模式如此反复地强调，在中学生的思维从简单走向复杂，从直觉走向分析的过程中，显然是有消极作用的。但是，屈服于高考的分数体制，除了以机械的重复来代替活跃的质疑和思考，别无选择。就是熟练地掌握了应试技巧，千辛万苦做对了，也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更为严重的是，还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的（明明没有看懂，而是懵对了的），此外，还有冤枉的，知其所以然而不然的（明明读懂了，却被干扰项搞昏了头，做错了）。从哲学上说，这代表着一种很僵化的方法论，亦即把学习当成机械记忆结论，而不是提出问题作正反面思考的过程。殊不知，如果把真理看成只是结论，是肯定要变成教条主义的。因为真理是一个永远没有休止的过程，思考的过程，比之结论更能表现水平，而托福模式连起码的因果分析都没有。辩证法的矛盾对立，系统论的互相制约，科学主义的证实和证伪，都被排除在想象天地之外。逼迫孩子长期在这种贫乏的思维模式中讨生活，实际上是对于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潜能进行无情地摧残。
教学改革的所有目标到了考试这一环节全部被消解。这样的“脑血栓”，理所当然地让有志于改革的志士仁人感到痛心疾首。
试卷最为荒谬的部分是以诗歌作托福式的选择，自然也遭到最无情的批判（参见孙绍振：《标准答案还是荒谬答案》，《中华读书报》2001年12月12日）。命题组很快作了开明的让步，第二年诗歌从托福模式中消失了。相应的，主观题增加了，这应该是对人文精神的一种解放了吧？然而，中学语文教学权威王大绩先生一语道破：“主观题客观化”。这不是没有根据的。本来主观题就是让学生自由发挥以表现其独立的多元见解，但是，几乎所有主观题都有所谓“参考答案”，也许，为了方便改卷，有无可厚非之处，但是问题出在构成那些答案的原则上，姑且不说那些每年都少不了的错误（包括常识性错误），就是没有多大错误的，都是简单的几个“知识点”。这说明它所贯彻的仍然是只重结论不重过程的应试教学，不过是换了一种形式，取得了合法地位，变成了一种“亚填空题”，在思维模式上和是非题没有多大的区别。就是这样，命题组还是不放心，非得在阅读题最后再来一道标准化的选择题不可。
这是因为，命题组在诗歌方面的让步是羞羞答答的，而不是原则上的，多少表现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被动性。在阅读题中，仍然基本上以文学性散文为主。他们在观念上的系统的自洽都顾不到，既然诗歌作为文学作品不宜作托福式的标准化理解，那么文学的散文为什么又非得有客观的选择题不可呢？
这种思维模式上的僵化并不局限于高考，最令人担忧而无奈的是它对于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的霸权性规范。中国教育学会中学教学专业委员会会刊《中学语文教学通讯》高中刊2003年7/8月合刊，有一个“全国中学文学作品个性鉴赏大赛”；分为古代诗词曲鉴赏、中国当代诗词曲鉴赏、外国诗歌鉴赏、散文鉴赏、小说鉴赏、戏剧文学鉴赏、影视文学鉴赏和科技小品鉴赏。其中优胜的设计者五十余位，想来是在中学语文教学中有一定成就甚至是权威的老师。专题栏的名称表明编者以“个性”为标准。但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却似乎违背了编者的原旨，这就是除了古典诗歌部分外（因为古典诗歌不让步不行了），几乎所有的练习思考题都有客观选择题。就是所谓“主观题”，也是主观题客观化。光凭这一点，就不能不使人产生一种感觉，占据于中学语文教学课堂要津的仍然是托福的思维模式。只要不为任何某种既得利益所迷惑，就不能不认同这样的呼声：高考指挥棒不改，其它的改革，都可能化为骗人的包装。
彻底改革必须是系统的改革，当然需要一个过程，允许在各个部门暂时有一定程度的不平衡，但是，系统的协同性质，又不能承受任何子系统长期的滞后。长期的滞后可能导致系统的失调，甚至是崩溃。
新颁布的《基础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无疑是语文教学的“宪法”，语文教学的一切方面都在这里获得存在的基础，违背其精神的一切观念和做法，都要丧失其合法性。针对我国目前流行的客观化、标准化考试方法，它特别规定了：标准化的客观题不能成为评估学习成绩的主要形式。然而，由于全国高考试卷的换汤不换药，主观题客观化，仍然在回光返照，借尸还魂。
从表面上看，语文试题的争论集中在标准化和客观题上，这似乎属于外部形式范畴，但是从根本上来看，蕴藏着深层的文化观念和思想方法问题。改革不是表面考题形式的变化，而是价值观念的颠覆和重构。潜藏在托福模式下面的思维模式，其特点就是任何事情都有一个绝对正确的、惟一的、标准的、客观的答案。这种答案的正确性是不须要任何因果分析来支持的，与命题者确认的答案哪怕是有微小差异的表述，都是绝对错误的。这种绝对化的思维模式，不仅仅对于人文精神、审美的多元价值是一种背离，而且对于当代科学创造所不可或缺的想象力，也是一种扼杀。但是，它却潜藏在高考这种决定命运的选拔形式的深层，就不能不在青少年的思想深处打上深深的烙印，对于他们的世界观产生长期消极的影响。托福模式曾经使中国根深蒂固的考试传统获得了一副现代化的伪装，十多年来对中国青少年的个性和创造力的扼杀惨烈到什么程度，是很难以某种统计数字来量化的。同时不应该忽略的是，受害者也包括命题者本身，在这种简陋的思维模式以外，他们已经丧失了想象力。如果有人公然主张把客观题的分值降低到百分之十到十五，作文题的分值提高到百分之八十五到九十，他们会以为这是在发疯。不幸的是，这种疯子的狂想，已经在他们奉为神明的美国从托福模式中孕育成熟了。这一点，正是笔者要详加论述的。
（三）在美国人那里旧托福模式已经面临寿终正寝
说起来还真有点反讽的意味，人家美国人，托福模式的发明者早就感觉到了这种模式的致命局限，首先就是高分低能。这一点，我们高踞垄断宝座的命题专家可以熟视无睹，但是美国商业机构，出于对竞争的前瞻和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