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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克标是译者和“附白”者，邵洵美为加注者（即“郭明”），后者却被鲁迅疑为章氏之笔，章在回忆录中大呼其冤，并说“想不到他的这种怨忿是如此之深，甚至于要向郑振铎去申诉，但我奇怪他为什么不向夏（丏）尊、章锡琛这几位他的绍兴同乡去谈谈呢，这两位同我见面的机会要比郑振铎多得多”。可见事之确凿无疑。
二
鲁迅为什么会对这篇译作的点评反应如此强烈？除了鲁迅性格本身中多疑的成分（当然合不合理要另外说），这还要从他此前所遭受到的“汉奸”的冷箭谈起。有些时候，隔开了一个具体的历史场景，是不太容易掂量出原来的历史分量的，比如赵先生以为《人言》对鲁迅并不构成“隐含杀机”。
《人言》发表鲁迅的译作，或者如赵先生和章先生所称，不过是意在“找茬”，或“借重鲁迅大名来为刊物招揽几个读者”，后果则不能全凭“动机”出发。那么，会有什么后果呢？
鲁迅曾痛慨“今之衮衮诸公及其叭儿，盖亦深知中国已将卖绝，故在竭力别求卖国者以便归罪，如《汗血月刊》之以明亡归咎于东林，即其微意也”（1934年6月2日致曹聚仁信）。他还慨然：“对于论敌，当和苏俄绝交时，就说他得着卢布，抗日的时候，则说是在将中国的秘密向日本卖钱。”（《集外集拾遗·上海所感》）特别是他和内山先生的友谊，由内山系“日本特务”的谣言导致他自己也成了“汉奸”，“我依旧被论敌攻击，去年以前说我拿俄国卢布，但现在又有人在杂志上写文章，说我通过内山老板之手，将秘密出卖给日本，拿了很多钱”（1933年9月29日致山本初枝信）。此外，鲁迅又触怅于纷至沓来的谣诼，“叭儿们何尝知道什么是民族主义，又何尝想到民族，只要一吠有骨头吃，便吠影吠声了”（1934年5月15日致杨霁云信）。他甚至揣测说：“然而变迁至速，不必一二年，则谁为汉奸，便可一目了然矣。”（6月2日致曹聚仁信）鲁迅虽然不屑于谣言，但大概是为了不给敌人以口实，同时考虑到“内山既是商人，虽身在中国，其一切行动态度还难免受制于日军当局，否则‘非国民’三字的罪名会加在他的头上”，所以鲁迅去世前曾准备另觅住处，离开“日本人居住的虹口势力范围”，拟迁至旧法租界去（许广平《鲁迅回忆录》）。其实，就是鲁迅死后，所谓“汉奸”等谣诼也一直跟随着他。1944年10月，战时陪都的重庆举行纪念鲁迅逝世八周年，国民党特务欲加破坏——“军统”特务头子郑介民“主张发布新闻，指出鲁迅曾受日本浪人内山完造之津贴以破坏之”（《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好在陈布雷先生坚阻，这才避免了一场无聊的闹剧。
三
再有，就是鲁迅何以会如此讨嫌上海滩的邵洵美和章克标者流？依我看，鲁迅是从他所直面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民党步步升级的“文网”——一个业已恶化的文化生态环境这个视角去打量邵洵美们的。正是在这一严酷的“文网”中，鲁迅出于自卫和防范，又格外关注一切有可能与“文网”形成“共谋”关系的信息甚至任何蛛丝马迹，这才有了邵洵美和章克标两位尴尬人遭鲁迅笔伐的“不幸”。
鲁迅结怨于邵氏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民党于“九一八”后其统治遇到严重危机之际。彼时“新月派”倡导“人权”和“言论自由”，邵以与徐志摩为莫逆之交而加入上海新月书店的股份，并出任经理（邵还办有“金屋书店”），不久《新月》以刊登罗隆基的《什么是法治》大得当局忌讳，邵通过留学欧洲时的相好张道藩、刘纪文等去疏通。鲁迅《言论自由的界限》一文就是讥讽“新月派”是“贾府的屈原”亦即“焦大”式角色的。此后鲁迅又作《从盛宣怀说到有理的压迫》，就当局步袁世凯时期的后尘再度发还盛氏家产立论，这就扯到了邵的“富岳家”，当然其时并未想到以此来讥邵，后来鲁迅所以“不厌其烦”也近乎于“人身攻击”地提及“富家赘婿”，是别有原因的。那就是：处于国民党文禁压迫中悲愤不已的鲁迅，《自由谈》的被攻讦使之“反抗绝望”的豪意顿发。他说：“有人中伤，本亦意中事，但近来作文，避忌已甚，有时如骨骾在喉，不得不吐，遂亦不免为人所憎。后当更加婉约其辞，惟文章势必至流于荏弱，而干犯豪贵，虑亦仍所不免。”讥刺邵氏从其裙裾说起亦其战术之一，所谓“原想嬉皮笑脸，而仍剑拔弩张，倘不洗心，殊难革面，真是呜呼噫嘻，如何是好”。他又说：面对宵小们的群噬，自己也“心粗气浮”起来，“一涉笔，总不免含有芒刺，真是如何是好。此次偶一不慎，复碰着盛宫保家婿”。鲁迅又相继作《文床秋梦》、《新秋杂识》、《中秋二愿》、《〈引玉集〉后记》等，讥刺和调侃“富家的姑爷”、“新诗人”的邵洵美，手法又不计“忠厚”和“费尔泼赖”了。
鲁迅批评海上文坛的曾今可、张资平、邵洵美侪辈，果然“不免为人所憎”，于是就有“堂堂的《中央日报》”上两篇“富家女婿崇拜家”的议论，其中语含毒汁，谓“文坛无时无刻不在招女婿，许多中国作家现在都变成了俄国的女婿”，反过来则说邵洵美以“一个富家的女婿因为兴趣所近，用些妻子的陪嫁钱来作文学资本，当然也无不可”，更攻讦“今日在文坛上最有声色的鲁迅、茅盾之流，一方面身为文人，一方面仍然不免是人家的女婿”。这时的所谓“人家”也就是“俄国”了。此后，邵洵美也在《人言》（二卷十五期）上发表《劝鲁迅先生》，在“劝”的同时又不无话外有话，他说：“我对于鲁迅先生文笔的尖利是一向喜欢的，即使他的许多无聊文字也极有趣，所以虽然不断地骂我却从没有骂出我的火来。不过有了这样一枝生龙活虎的文笔而不写一些有用的文章，真叫人惋惜非凡。我是喜欢去了解人家的苦衷的，我知道与其称鲁迅先生为文学家，不如称他是政治家，他更来得满意。他的为文本来是谋国家社会的幸福，与狭义的纯文学家迥然不同。要是有一天说是鲁迅先生‘投笔从戎’去了，我们决不会感到惊异。所以他虽然做文学批评，此中却大有苦衷。”
“政治家”、“投笔从戎”……他想说什么？其时，分明已经传出鲁迅的挚友瞿秋白已经被判了死刑（6月18日死于长汀），那也就是鲁迅笔下的“和宋明之末极像”的时代。
四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政治和文学都呈尖锐对峙的场景下，出身富豪又审美趣味大异于左翼的邵洵美等人是很尴尬的，就如鲁迅看胡适越看越不顺眼——他们总是和权势者彼此用“秋波”“放电”，所以鲁迅视之如“帮忙”的“二丑”，愈加使得“花花公子格外出丑”而已。他把他们看得很卑下，若“邵公子一打官司，就患‘感冒’，何其嫩耶？《中央日报》上颇有为该女婿臂助者，但皆蠢才耳”。这不久，就是“《人言》事件”，它似乎更加坐实了鲁迅对邵氏他们的估计，即他深谙其中的“杀机”，“我见这富家儿的鹰犬，更深知明季的向权门卖身投靠之辈是怎样的阴险了”，他们与国民党的“文化围剿”是一种“共谋”的暧昧关系，鲁迅不独视之为“鹰犬”，且愈坚信“金子做了骨髓，也还是站不直”的了。
那么，这有事实根据么？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民党“文化专制”的“杰作”之一是著名的“《新生》事件”，国民党当局正是尴尬人做了尴尬事，那个“专司秘密压迫言论，出版之书无不遭其暗中残杀”的国民党中宣部“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竟在日本人“指摘”下“暗暗撤销”（鲁迅语），于是其“文禁”只得变化手法。当时生活书店的老板邹韬奋流亡海外归来，拟创办《大众生活》，重振先前《生活》、《新生》的雄风，为日益高涨的救亡运动呐喊。《大众生活》是1935年11月创刊的，在筹备和初办（迅速有了每期二十万份的销路）期间，自然逃不脱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南京方面派了两个人来和我谈话：一个是据说现在因私人粉红色事件灰心去做和尚的L先生；还有一个是最近新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C先生。他们两位我原来都不认识，由上海出版界一位朋友邵洵美先生作介绍人，即约在一个晚间在邵先生的家里谈话”（邹韬奋《患难余生记》）。这南京来人，“L”是刘健群，“C”当系邵氏当年留学法国时“天狗会”中的相好张道藩。邹先生以“胸怀坦白，主张光明，无事不可与人公开谈谈”的态度和“邵先生作调人的好意、盛意尤不便辜负”赴约，却听到其时“蓝衣社”总书记的刘健群一番恫吓的话，即所谓“领袖脑壳论”：中国的事“一切都在领袖脑壳之中，领袖的脑壳要怎样就应该怎样！”邹先生“觉得真是闻所未闻，听到了千古奇谈”，而刘氏“奇谈汩汩而出”，说“你们言论界如果不绝对服从，还要呶呶不休的话，那好像领袖要静静地睡觉，你们这些像蚊子嗡嗡在周围烦扰不休，使他忍无可忍，只有一挥手把这些蚊子完全扑灭！”邹先生不由“失声狂笑”了，而刘健群以为其“已心悦诚服”，更嚣张地说：“老实说，今日杀一个共产党绝对不会发生什么问题，将来等到领袖的脑壳妙用一发生效果，什么国家大事都一概解决，那时看来，今日被杀的共产党不过白死而已！”
一方是手无寸铁的爱国民主的出版家，一方是法西斯的特务和“文贼”，邵洵美如何居间做“调人”？鲁迅讨嫌此辈正是从其“富家赘婿”（“富家儿的鹰犬”）而“帮忙”权势而来。设若“调人”应该是不偏不倚的，则其如何周旋于权门和区区一家民营书店的老板间？果然“邵先生虽也在座，他是处于调人和招待客人的地位，只是时时微笑地静默着抽他的香烟”而已，这个角色不是也很尴尬么？鲁迅是非常蔑视靠近权门的人的，明乎此，也就明了他何以讨嫌邵洵美了。
“稀奇古怪的一对”
——克林顿与格林斯潘
？ 陈 伟
作为一国总统，克林顿一向有私德不检的名声。回溯往事，这位丑闻缠身的“花花公子”总统之所以在政界所向披靡、深得民心，之所以在“拉链门”案中化险为夷、起死回生，与他任期内美国经济在低通货膨胀率、低失业率之下奇迹般持续增长有直接关系。从1991年4月复苏到2000年2月，美国经济持续增长一百零七个月，成为美国经济史上自1854年发生周期性经济波动以来最长的一次持续增长期。
可能有专家会说，把美国经济腾飞和持续增长的功劳归功于克林顿，好像有点儿不太对头吧？在1996年总统大选中，美国选民的投票率只有百分之四十九，但却有一亿四千万美国人投资股票市场。就此而言，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总统曾极为精辟地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