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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爱的小生灵啊，对人无所求，给人的却是极好的东西。蜜蜂是在酿蜜，又是在酿造生活；不是为自己，而是在为人类酿造最甜的生活。蜜蜂是渺小的；蜜蜂却又多么高尚啊！”且不说蜜蜂们会否同意杨朔为它们发明的意义（蜜蜂酿蜜，当然属于生命的自娱自乐，与人类何干），即使同意（就是说我们卑鄙地假设蜜蜂也和人类一样具有喜欢奉承的脾气），我们仍然可以提出质疑：让躯体在走向大限前神秘消失，这本是动物世界的集体秘密，即使庞然如非洲大象，做到它也非难事，这也是为什么最优秀的猎人都极少在野外看到动物自然死亡的缘故。如果杨朔想有所感谢，那受谢者要么包括自然界的所有阿猫阿狗，要么干脆赞美冥冥中的造物主。反正，让蜜蜂像中头奖那样单独领受赞美是说不过去的，阿猫阿狗会嚷嚷“这不公平”。
何况，杨朔的赞美也太不加节制了，在他的蜜蜂面前，人类将因羞惭而无立足之地。
一九八○年，一本名叫《金蔷薇：关于作家劳动的札记》的书以“内部发行”的名义在国内公开出版，拿该书作者康·巴乌斯托夫斯基与秦牧比较，高下立判，这以后，《艺海拾贝》便不太有人愿意提及了。至于杨朔，我怀疑他都抵挡不住《读者文摘》（即现在的《读者》）的第一波冲击。虽然我对秦牧永远抱有感激，对杨朔也可说非常敬重（毕竟，他是因无法理解文革的暴政而“士可杀不可辱”地在一九六八年秋天服药自决的，毕竟，他没必要对自己那些文章被选入教材承担责任，何况，他也写过些较为出色的作品，只是教材编纂者视而不见罢了。我读过他一篇散文《铁骑兵》，与《泰山极顶》之类完全是两个路数），但既然两位前辈——应该还包括刘白羽，但他的影响要小得多——因历史的原因而事实上植入了一代文学青年的大脑皮层，我在此略加探讨，当然也只是出于尊重历史的目的。由于当时的环境只允许他们的文章存在，一代文学生命的苦出身，相当程度上只能由他们来决定。
安息吧，尊敬的前辈。请相信，我并没有清算的激情。
故事的事故·教育事故
？ 张远山
一、赛诗会的事故
一九七四年十月，我小学五年级，我就读的小学举行赛诗会。每个学生写一首诗，先参加班里的赛诗会。每个班级选出一个代表，再参加全校的赛诗会。
中国历来是个诗国，但文革时期的革命诗歌完全是非诗的文字垃圾，是句子整齐、大致押韵的空洞口号，其艺术水平比儿歌还不如。现在想来很是滑稽，非常打油，但那时是严肃的。班级的赛诗会开完，我被班主任选中做班级的代表。我之所以被选中，决不是我的诗写得好，而仅仅是因为我的诗又臭又长——我翻开字典，把同一韵部的大部分字都牵强附会地塞在韵脚里。班级里的赛诗会，不要求背诵，但选中参加全校赛诗会的人，却必须背出来。
那几天我随身带着诗稿，一有空就拿出来背诵，直到背得滚瓜烂熟为止。现在我不知道背的当时是否后悔过不该写那么长，我想大概不仅没后悔，而且踌躇满志地准备拿大奖。正式比赛的那天，我平生第一次穿上了中山装。
学校的大操场上用两个乒乓桌搭起了舞台，每个班级的代表都集中在后台，依次上台朗诵。有不少人背得格哩格楞，台下气氛热烈。谁背得越出丑，掌声越是响亮。有的人背到一半卡住了，干脆取出诗稿朗读起来，掌声就更响了。为了确保不出丑，我在后台又默诵起来。也许是因为紧张，我竟然有好几处卡住了，但停顿一下依然能顺利地背到底。不过我对卡住的地方有点失去自信，怀疑背错了，就想取出诗稿再看一看。
但是我翻遍想得到的所有衣袋和裤袋，就是找不到诗稿，急得我满头大汗。主持赛诗会的少先队辅导员见我急得团团转，问我怎么回事。我告诉她诗稿找不到了，但我肯定带在身上。大队辅导员说，也许你记错了，忘在家里了。我想我出门时换上了中山装，可能诗稿真的遗忘在换下来的两用衫里，于是我决定回家找诗稿。大队辅导员答应我，实在来不及，可以把我预定上场的时间往后挪一挪。
我跑步回家，把家里翻了个底朝天，根本不见踪影。我只好又跑步回学校。坐在台下的班主任，发现到了预定顺序我却没上台，也到后台来问。大队辅导员告诉班主任，说我诗稿找不到，回家去找了。班主任不放心，焦急地等在后台，见我跑回来，问我找到没有。我说没找到。班主任知道我早就背熟了，就劝我定下心来，再慢慢背一遍给她听。我张开了嘴，竟然一个字都不记得了。班主任问我还能不能上台，我沮丧地摇摇头。班主任比我还要懊恼，她本来是指望我得全校大奖，为班级争光的。
就这样，我放弃了参赛。不料等赛诗会开完，宣布了得奖名单，回到教室，我突然猛醒过来，伸手一摸，我的诗稿好端端地放在中山装的左胸袋里。由于我是第一次穿中山装，所以我完全忘了这件衣服有两个胸袋。更妙的是，这时我的脑子突然管用了，不用看诗稿，我也能不打格楞地一口气背出来。这件事故，我始终没敢告诉班主任。
很多年以后，我知道了心理分析学说。该学说认为，遗忘常常是故意的，意识层次的精神事故，往往是潜意识层次的真实愿望在起作用。也许当时的我，宁愿出一个找不到诗稿、上不了台的丑，也不愿出一个上台背这种押韵口号的丑。由于我骨子里厌恶（但当时并未意识到）那种非艺术的精神垃圾，于是我适时地失语了。
二、尖子的事故
长期担任小学毕业班班主任的周老师，花了十年时间对六百八十五名毕业生的成长经历进行追踪调查，发现了一个奇怪现象：小学阶段学习成绩名列前茅的尖子学生，在升入初中和高中后，往往会成绩下滑、名次下降，甚至在高考时名落孙山。而小学阶段成绩居中的那些学生，往往在初、高中阶段后来居上，超过小学时的尖子，走上社会后还大显身手。周老师把他的发现，称为“第十名现象”。
周老师反思了“抓两头，带中间”的教学方法，认为尖子生在学习上很容易得到老师的“关照”，从而削弱了他们在学习上的独立性。这是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淡出优秀行列的主要原因。第十名左右的学生由于较少受到老师的关注，因此其独立学习的能力较强，有很大的潜力。另外，这些学生没有保住“前三名”的心理压力，学习心态较为健康。这是他们有“后劲”且进步和成才率较高的主要原因。周老师颇为自信地认为：“这种尖子生与‘第十名’的差别，实际上就是用十分力气得了九分收获与用五分力气得了八分收获的差别。相比之下，后者分数低，但论潜力和能力，自然要胜过前者。”这些都富于启发，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
周老师的“发现”，确实引起了我的某种同感，老师和家长容易对处于两头的尖子和差生关注过度、干扰过多，剥夺了他们充分发展人格与智力的自由空间。许多学业有成者都曾感谢父母的“不管”政策。而处在中间地带的“第十名”们无意中得到了师长们的“不管”，他们既未受到过度重视，也未受到过度歧视，而仅仅是被“忽视”，这就使全面自由的发展有了可能。这让我想到一条民主金言“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同理，管得最少的教育是最好的教育。管得最少的政府并非放任到无政府主义，而是倾全力创造一个自由、民主的政治文化环境。管得最少的教育制度同样并非放任学生自生自灭，而是倾全力创造一个崇尚知识、抵制愚昧、鼓励自由发展的宽松学习环境。
然而我认为周老师在其“发现”之后得出的结论是可疑的。因为在一个不鼓励高智的愚昧环境中，求智欲最强的学习尖子在“春风得意”的表面下，也是学习积极性受挫最强的一些人。在当代中国的教育环境中，高智商者其实并不像周老师所说，必须用十分力气才能获得九分收获。他们更可能只用了五分力气就获得了九分乃至十分收获，而“第十名”们倒更可能用了十分力气才获得了七、八分收获。但由于“第十名”们没受重视，他们一直能够不受干预地发展潜力。而尖子们由于受重视，他们的精力被强制性地大量转移到其他方面，如官方“栽培”、家长“望子成龙”的加压等。尖子们被强制转移的精力，可能超过了原本剩余的五分，而达到六分、七分乃至八分、九分。于是“逆转”现象出现了：被高度重视的尖子们仅剩一、二分或三、四分精力用于学业，结果成绩下滑了；而不受重视的“第十名”们继续把全部精力用于学业，结果后来居上了。“组织上、领导上的充分重视”曾经毁掉了多少有才华的人？这是我们在身边周围看得太多的悲剧了。
更为可疑的是周老师的评价尺度：来参加聚会的“三十二名同学当中，已有三名工程师，两名副教授，两名‘局级’，三名‘副局级’，四名公司经理……”，周老师几乎不假思索地把工程师、教授、局长、经理视为成功者。这使他的研究成果仅仅成了一堆把人人皆知的社会现象加以简单量化的统计学数据，而没有任何文化批判的深度。众所周知，官本位的中国式成功与真正的文化成功决非一回事。在畸型的不公平竞争环境中“劣选出”的工程师、教授、干部、经理中，有多少是有真才实学的？以这样的“成功”来反思当代中国的教育制度，不是隔靴搔痒，就是舍本逐末。
在当代中国社会的不公平竞争中，需要太多与真才实学无关的“公关”能力，在腐败堕落的精神病菌深入骨髓的当代中国社会中，劣币驱逐良币已经不再是特例，而是通例。当代中国的人才劣选制度，运用的是“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的评价原则，最后中选的往往是毫无个性的庸才，即所谓的“第十名”。真正有才能的人往往心高气傲，不愿借助于“诗外功夫”和“盘外招”，所以尖子们即便没有江郎才尽，没有退步，也会在这种优败劣胜的畸型竞争中“淡出”，被“淘汰出局”。尖子们要争取不淡出，惟一的出路是向“第十名”们学习“诗外功夫”和“盘外招”，苦练“厚黑学”。
也许有人会争辩说，你说的现象主要局限在成人世界，而与校门之内不甚相关，你的书生之论纯属文不对题和不通世务。然而这样的反驳者恰恰是不通世务之至。以我十一年中学教师的切身体会，我知道校门之内决非清净世界，教师们也决非六根清净之辈，何况教师们也是在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中劣选出来的。而父母师长的成人世界中的荒谬现实，更是无时无刻不在污染着学子们原本纯洁的心灵。因此学习尖子们的“退步”，也许是因为以尖子的聪明足以深知，在当代中国，要“成功”根本不必有真才实学。也许是因为以尖子的聪明足以深知，在当代中国，他的真才实学不必浪费在当工程师、教授、局长、经理上面，他的真才实学可以用于更好的去处，可能是出国发展，也可能是在体制外自由发展。
甚至可以这样说，所有真正有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