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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逐步取消“上山下乡”制度，放宽“知识青年”的回城限制，从1980年开始，高考的竞争更加激烈。无论城市学生还是农村学生，高考是所有人的出路—若干年后，人们称之为“知识改变命运”。那时高校没有扩招，录取率很低，基本没有民办高校，千万双考生的眼睛都盯着全国有限的大学资源和招生名额。被形容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时代到来了。
但我却因为两年来的苦读而变得信心满满。离1980年高考的“黑色七月”还有3个月时，我的心情变得莫名轻松起来。该读的书都读了，该做的题也做了，剩下的就看临场发挥了。我想，依我的成绩，考上重点大学该不会有问题吧。
一天下午，我一个人去常州市文化宫看了场正在热映的日本电影《追捕》。两年来除了读书就是读书，娱乐的时间几乎没有。连前段时间最流行的印度片《流浪者》也没有去看。不过里面那首插曲我还是会唱的，全国人民都在唱，不会也会了。看罢《追捕》出来，我决定把它定为我看过的电影中最好的一部。场景、对白、音乐，我都太喜欢了。当然，还有中野良子扮演的可爱的真由美。我无法不喜欢她的纯情、高贵与温柔，甚至连同她的任性。这就是我未来伴侣的最高标准。想到未来，我的念头又回到高考上。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去中国最大的城市念大学，要么上海，要么北京。将来还要在那里工作和生活，和一个真由美般的姑娘一起。这样的人生，才有意思……
谁料想，我的人生美梦却在3个月后遭遇重大打击。
我高考的语文卷竟然只得了59分。问题出在作文上。那篇作文的题目叫《画蛋》，要求在阅读一篇短文后写一篇读后感。短文大意说的是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年少的达·芬奇跟一位名画家学画，老师却叫他每日反复画鸡蛋，以训练他的细与耐心。读后感自然该写成议论文，我却鬼使神差地写成了记叙文。
更倒霉的还在后面。虽然语文遭遇滑铁卢，但其他科目大都考得不错，我的高考总分其实已经达到了我的第一志愿—复旦大学的招生录取线。但偏偏就是这一年，当时的复旦大学校长、著名数学家苏步青，为纠正重理轻文的风气推出了一条新规定，高考语文不及格的人不能录取。就这样，画蛋没画好的我，只能与心仪已久的复旦失之交臂，一直掉到第五志愿—北京邮电学院（现已改名为北京邮电大学）。
当年的邮电学院，可不像后来那么炙手可热。一般人对邮电的了解还仅限于邮政通信、固定电话之类。那一年，为了增加全国各大邮电学院物理课的师资，北京邮电学院新设了应用物理专业，我就被调配到了这个我几乎一无所知的专业。根据定向分配的原则，我未来职业的最大可能就是分配回江苏，去南京邮电学院的物理学教研室当老师。这和我之前的人生设计相去何止千里！更可笑的是，在常州话里邮电和油田的发音相同，拿到录取通知书后，经常被周围人问起是否将来要分到大庆油田。这让本就心中不满的我更是不悦之至。
达·芬奇加苏步青，我的命运就被如此奇妙的组合安排去了一条意想之外的轨道。
普通大学也可以造就非凡学生（1）
后来我在上海微软任总经理时，手下的员工里有很多人毕业于复旦。我也去复旦作过很多次演讲。看着他们，心里还是有一点感触。但我是比较乐观的人，我很庆幸自己没有去读复旦。如若当年真考入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学校、理想的专业，或许如今的我只是众多80年代大学毕业生中的普通一员，在某个政府机关或某家国有企业担任不大不小的领导职务，或者在某所大学里任教，为教授评选资格熬白了头发。我的人生轨迹可能就因此而完全不同了。所以，我特别想告诉很多年轻朋友：
能考入重点大学固然很好，但是并非进到重点大学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也不意味着到了非重点大学你的人生就缺少机会。
在上海微软的时候，我招的很多人并非毕业于重点大学，有来自二三流的学校，或者偏远地区的学校，甚至专业也都不是计算机专业。我依然可以给他们这样的机会。这当然和我自己的教育背景有关。既然毕业于普通大学的我能做到总经理，为什么别人就不能呢？我的标准是看这个人能不能达到我的要求。
我的要求很简单。第一是学习的能力。大学里学的知识和企业里需要的知识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学习能力强，对工作十分重要。第二是工作的态度。我始终相信人与人之间智商的差距不是那么大，除非是像盖茨那样的神童。即使我不如你聪明，但我只要比你多努力一些，一样可以达到和你同样的水平。在这个意义上，
我经常把更多的机会给那些善于学习、有进取精神的人，而不是那些自恃聪明的人。在我眼中，学习能力和勤奋精神远比大学和专业出身重要得多。
去北京上大学，是我第一次坐火车出远门。这趟旅途毫无惊喜感可言。家人把我送到火车站，自己带着点零花钱，拎着两个包就上车了。那趟列车是杭州开往北京的，到常州站时车厢里的人已经挤得前胸贴后背。车是那种老式的绿皮车，没有空调。正值酷暑，各种难闻的气味混杂在一起，熏得人头晕眼花。我就在两节车厢之间的连接处站了整整21个小时，没吃任何东西，也没喝一口水。
火车抵达北京，学校的车把我们从火车站接到北邮。我一进校门，心当即就凉了。只见北邮的大小和我的高中差不多，操场甚至还没有常州中学好。学生也很少，整个学校一共只有六栋学生宿舍，其中部分房间还提供给年轻老师住宿。一切都和我想象中的高等学府大相径庭。
好在北京城没有让我失望。去学校的路上，途经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那种宽广和大度的气魄，让来自小地方的我受到了强烈的震撼。第二天，我就和同宿舍的一位室友坐车到天安门广场去，拍了张照片寄回家。照片上，天安门前的那个瘦小伙，笑得一脸灿烂。
没有一个人喜欢我
班上的同学很多是北京人，他们说话时，语气里总带有一种难以言说的自傲。对于一个从未离开过常州的18岁少年来说，我要融入他们的圈子是很困难的。全班只有一台电视机，就放在北京同学的宿舍里。我们这些外地学生要看电视，得先敲门，而且报上自己的名字。其实本班同学不报名字听声音也知道是谁，但他们却坚持不报名字就不开门。班里第一次组织外出活动，是去颐和园游玩。坐船的时候按男女生搭配的原则分组。北京同学负责分配，班上的漂亮女生都和他们在一条船上。这些细微小事，让我深刻感受到了身处弱势群体的滋味。
北京同学倒也确有骄傲的资本。他们的英文都比外地生好，生为首都人自然也有见多识广的便利条件。而刚到北京的我，不仅普通话里带着浓重的常州口音，就是原来自以为宽阔的知识面，和那些北京同学相比立刻显出了狭窄和寒碜。这一切都让我感到自卑，于是不敢也不愿和别人沟通。上课时，老师偶尔让我到黑板前去解题目，做好题后我的脸都是滚烫的。直到大学毕业前，我从未在超过10个人的公开场合讲过话。
但甘居人后不是我的风格。大一第一个学期，全校新生有一次统一考试，500多名学生坐在一间很大的教室里一起答题。考高等数学时，时间是两个半小时。45分钟左右的时候，我就交了卷子。监考老师以为我做不出所以放弃了，还劝我再多想一下，能多做出几道题来也是好的嘛。我说我已经全答好了。监考老师非常惊讶，去我的座位上看我的卷子，才发现我说的是实话。等到成绩公布，我考了93分，位列全校前10名。
多年后重回母校参加同学聚会的时候，我那一届其他专业的同学一见到我还会说：你就是那个提前交卷的人。那一次的高数考试其实相当难，居然有个家伙这么短的时间就做完了，所以给很多人留下极深的印象。这自然和我当时的压抑心态有关，我一心只想证明自己。走出教室的那一刻，我得意于所有同学都看着我的那种感觉。从那时起，我才真正被别人注意到。
在那次新生统考后，我对周围同学的轻蔑之情有增无减：他们跟我不是在同一个水平线上的，我不应该跟这些人一起上学。我甚至对老师也有点看不上眼。应用物理是学校新设的专业，上专业课的老师讲课时都是照本宣科。我在下面看着课本，发现老师虽然照着书念，却时不时会讲错点什么。每到这时，我就会坐在座位上帮老师纠错。这让老师极为反感，当场告诫我发言要举手。可我屡教不改，还是有错必纠。
在同学中我也比较傲气。每逢期中或期末考试，就到了我的开心时刻。因为对于考试，我从来不惧。在考前的自习课上，我便向同学宣布：你们有什么不会的问题可以来问我。倒也真有人来找我，去找老师还得走上十分钟的路，而且我也的确可以解答，他们何乐而不为？
不过，我和同学的关系并没有因此变得融洽。和北京同学本来就有隔阂，和外地同学也说不到一起去。遇上班级活动，不管是干部选举还是联谊晚会，我永远是唱反调的那个人。小学之后再没做过干部的我，对团队概念完全没有认识。并且，出于一种毫无道理可言的逆反心理，别人愿意做的事我都不愿参与。对于这样性格的我，男生都不爱和我打交道，女生就更不用说。理科专业的女生人数本来就少，眼界又非常高。在她们眼里，我除了偶尔在功课上炫耀一下自己，简直毫无过人之处。再加之我还特别没有奉献精神，诸如替女生寝室换灯泡、寒暑假时帮她们拎行李去车站的事，我一件也没做过。
我们班有30人，17个男生，13个女生。没有一个男同学喜欢我，更没有一个女同学喜欢我，虽然女同学中倒有两个人我曾短暂地暗自爱慕过一阵子。
多年以后，我和朋友开玩笑说，我大学时候的性格比较像艺术家：自私、冷漠、情绪不稳定，还老爱挑剔别人。
普通大学也可以造就非凡学生（2）
“成功4＋1”理论
我在学校里待的时间很长，大学毕业后又先后留学日本和美国，念了两个专业的博士。我身上有着很重的校园情结。因此，成为职业经理人后，我在业余时间做得最多的一件事，就是给大学生作演讲。我每年在各大学演讲的次数几乎都超过了20次，差不多一个月要作两场。
我演讲的主题通常包括大学里应该学什么，成功道路上应该注意什么，还包括职业的选择，以及社会公关话题等等。同大学生的交流给了我更多的活力，也让我有机会将自己的人生体会和职业经验与更多的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