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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按小时收费，无论事情办不办得成，谈一个小时就要付一个小时的钱，这是行规。对我来说，我要改变这种不合理的收费模式。我采取的方法是把价格透明化，这是我最核心的竞争力。我在广告上明确注明：从学生签证转工作签证600美元，转绿卡（永久居住许可证）1500美元。
另外，对客户而言，比价格更重要的是成功率。抓住这个心态，我又采取了一个高调方式：不成功不收费！更重要的，别的律师事务所的广告措辞通常是模糊的：本事务所成功率“较高”。而我则说：目前本律师事务所成功率100％—因为我只办过一次。
与众不同的商业模式
开业5个月后，我的第一移民律师事务所，就在洛杉矶的移民咨询业中排到了第一位。这家公司的成功，完全是因为运用了与众不同的商业模式。
如果总结我的新商业模式的关键点，其实十分简单，那就是透明。
我打破了美国律师行业按时间收费的惯例，转而按案例收费。还有最重要的，我提出：不成功不收费，成功了再收费。这样就完全摒除了以前将风险完全由客户承担的律师业陋习，自然会受到市场的欢迎。
企业发展的“2、3、5”模式
在我创办自己的第三家公司时，我已明确意识到了商业模式对一个企业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后来，在总结我自己早年创业经历和多年企业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我提出了企业发展的“2、3、5”模式：
一家成功的企业，如果按百分比计算它的成功因素，商业模式占20％，市场机遇占30％，剩下的50％则是企业的执行力。
在创业和初始发展时期，没有独特的商业模式和良好的市场机遇，一家企业很难获得成功。但最终让这家企业做大，并发展成为一家优秀乃至卓越的公司，一定是因为它的执行力。
公司刚开张就吸引了一大批客源。我只租了三条电话线，根本接不过来。电话总占线，客户开始抱怨。我赶紧对软件公司的部下说先别做软件了，都来帮我接电话。我告诉他们接电话时的标准应答模式是：我们的律师很忙，所以您的案子只能以书面形式提交给我们。
总共就我一个“律师”，当然很忙。另一方面也给人印象，这家事务所的生意很好。况且，我也根本不敢跟他们见面，怕一谈话就露了馅。我躲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忙着读书。美国的法律书那么厚一摞，又全是充满艰深法律术语的英文。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啃。还好我发明了“目录读书法”，既然不可能把一个个案例细节记清，只需要把目录记住就可以了。客户的案子拿到手，我能以最快速度翻到对应的某页就可以了，再临时攻关找到解决方案。后来我发现，签证案子无非就那么十几种，只要按相应的办法处理即可。我因此很快成为了办签证的专家。
这家律师事务所经营了一段时间后，越来越多的人都到我这里来办理签证，这项业务一下子变得比我的主营业务还要成功。我突然有了种强烈的失落感：我是学计算机软件出身的，结果做软件没有赚到什么钱，做风马牛不相及的律师事务所反倒成功了—我的人生是不是出现了什么偏差？
做老板，还是做程序员
1994年，我的三家公司—双鹰软件、好莱坞影视娱乐公司和美国第一移民律师事务所，让我忙得焦头烂额。对于此时的我来说，微软公司、Windows、比尔·盖茨就像身边的好莱坞大腕们，即使近在眼前，也遥远得仿佛是另一个星球的事物。
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另一个星球向我所处的世界发来了电波。夏季的一天，我忽然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
“您好，我是微软公司，请问台式感情速配机是您的发明吗？”
“是啊，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
“我们认为，您的发明显示出了杰出的创造力。不知您有没有兴趣加盟我们公司的日本分部？”
原来，微软日本公司的一位高层主管对我的“感情速配机”一见钟情，根据机器上标注的版权线索，请微软美国总部的同事帮忙找到了我。但我回绝了他的加盟邀请。妻子孙春蓝怀上了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她每天挺着个大肚子帮我忙里忙外。我怎么能忍心丢下她，独自去日本？
本以为此事就此结束。可过了两个月，在我的大女儿唐惟子即将诞生之时，微软美国总部的人又一次打来电话：“您是否有兴趣来我们总部工作？我们正在开发Windows NT 3。5版本的远东版，您既懂英文，又懂中文和日文，还独立开发过富有想象力的软件产品。我们邀请您以工程师的身份来参与这个开发小组，怎么样？”
此时我的父母已经落脚美国，家庭事务不用我再担忧。小兰在产床上也这样劝我：“要在美国做老板，100美元就可注册一家公司，什么时候不可以去做？微软为什么可以从一家小公司发展到软件业老大，而咱们的公司怎么也做不大，这里面的奥秘在哪里，难道你不想知道究竟？”
妻子的规劝，在不经意间说中了我几年来最大的一桩心事。是的，为什么我自己做软件公司，做到二十几个人的规模就做不下去了？微软为什么可以做得那么大，而且做得那么好？我可以看无数有关微软的书，但永远学不到其精华，即使我住在微软隔壁，也不会知道其中的秘诀。这一定得亲自到微软体验。
我还有另一层考虑。自己到美国有些年头了，可每天回家打开电视，却总觉得里面发生的一切与自己毫无关系。很长一段时间，我心里空空荡荡，似乎丧失了真切的存在感。我自认为是个有抱负的人，可是如果进入不了美国的主流社会，岂非意味着白来了一趟美国？我自忖，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能否以政治家或者艺术家的身份进入美国主流社会呢？显然不现实。那么商业呢？我做着三家公司的老板，总资产已经超过百万美元，但这在美国根本算不了什么。不过我清楚，自己也只有依靠商业这唯一的途径，才有望真正在美国获得认可。
现在，这样的机会是不是已经来临了？不是每个人每天都有进入世界一流公司微软总部的机遇，但这同时也意味着一次很大的赌博。虽然来自微软总部的邀请电话让我有点受宠若惊，工程师的名头乍一听也不错，可我很清楚，在软件行当里，工程师不过就是程序员的另一种称呼而已。我必须要放弃已经拥有的一切，单枪匹马进入微软，一切都得从头再来—我能做到这一切吗？
反复考虑之后，我终于作出了决定。我卖掉了影视娱乐公司，关掉了律师事务所，将软件公司交给朋友代为打理。在离开软件公司的前一天，我对朋友和原来的员工说：“看着吧，你们等我两年，等我学成归来杀回洛杉矶，咱们再一起把它做大！”
当然，我进了微软以后就再没有回去。一方面我的软件公司没撑到半年就倒闭了，另一方面我已经彻底“溶化”进微软了。
鸡首还是凤尾：职业生涯开始阶段的选择
中国文化里有一种“宁为鸡头，不为凤尾”的倾向。很多人都宁愿做小公司的老板，而不是大公司的员工。但我认为，做小老板，往往会把自己束缚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限制自己的眼界和胸襟，影响自己的成长和突破。
其实我也完全可以把这三家公司继续做下去，但我觉得不满足。这个平台太小了。我最不愿意的，是可以清楚看到自己会在未来10年、20年做同样的事。赚钱就能带来真正的成就感吗？卡拉OK计分器专利出售导致的损失，也让我看到，如果没有成熟的商业模式，不懂得如何利用资本市场，我的生意永远做不到我想要的“境界”。
在一个人具备相当的经济基础、管理经验、对未来发展的预见能力、对公司业务模式的深入理解和对市场的全面了解之前，个人创业并不是一种可取和可行的选择。
这些东西，只有在成功的大公司才学得到，所以我决定去微软。微软让我站到了一个行业的最前沿，并让我对工作生出真正的激情。当然，微软也是由小到大、从一家个人创业的小公司发展起来的。但这样的公司能几家？
任何时候都不怕从头再来
对我来说，在人生的任何时候都非常有价值的核心竞争力，就是不怕从头再来。
无论是学生时代的一无所有，还是现在身为顶级职业经理人，总裁、CEO名号加身的阶段，我都敢抛开一切从头再来。我可以关闭3家小有成就的公司进入微软，从基层做起；又可以在打拼10年从软件工程师做到微软中国最高领导人之后，选择离开微软加入盛大。
每一个看似低的起点，都是通往更高峰的必经之路。任何时候都没有不能放下的成就。这种心态可以使人无往而不利。
“面试结束后我想见盖茨”
1994年10月中旬的一天，正在洛杉矶的我收到微软总部的面试通知。
此前微软日本公司告诉总部的人，我的日语非常好。为了测试我，总部的人传真来两页英文的Windows NT软件使用说明书，让我用日语翻译出来。不到半个小时我就把翻译好的说明书传真过去。一位部门经理打电话给我说：“你翻译的我一个字都不认识，但我让在微软工作的一位日本同事看了，他说这篇翻译可以作为说明手册的另一种版本来使用。所以我特别恭贺你可以来参加面试。”
我起程赶往微软总部所在地西雅图。到达洛杉矶的机场，按面试通知介绍，我出示身份证，报上微软的名字，机场立即打出机票给我，过程只花了5分钟。下了飞机，按指示，我在第一个出口找到了租赁汽车的地方。依照同样的手续，我很快拿到了车钥匙，并把车径直开往微软指定的酒店休息。微软的一切安排都规范而细致，不愧是世界一流的大公司，我心里既为之折服，又有点忐忑不安。
第二天一大早，我拿着通知上所附的地图，驱车前往微软总部。开车时，我脑海里不由浮现出进入微软后自己和比尔·盖茨言谈甚欢的场景，忍不住笑了起来。进到微软总部，只见这里占地面积足有一座小城市那么大。15栋办公楼分布于林荫绿地之间，上万名员工在各自岗位上工作着，到处停满了汽车，间或还有公共汽车穿梭其中，一切都秩序井然……
在人力资源部的专用大楼，我和招聘经理彼此寒暄了两句，说些轻松的话题。随后他给了我一份面试的时间安排，面试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除中午一小时午餐和休息时间外，每小时一个面试官，一共8场面试。我有点头晕，奇怪这到底是在招聘软件工程师，还是想测试我的体力水平。但我还有更重要的话要讲，也就没有当面质疑这种闻所未闻的古怪面试方式。
我眼中的微软面试机制
在通过微软那位部门经理的电话测试后，按我的想法，似乎第二天就可以到微软的办公室上班了。但我却随即接到了微软人力资源部的面试通知。我当时想即便是面试也就是走走过场，因为与我通电话的经理就是我进微软后的直接上司，他都表示没问题，其他人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