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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高兴听他这么说。只是，我心里还是多少有些不安：从国内来的朋友，是不是全能谅解呢？他们能谅解我这样做，是为大家好吗，
该拿的就要拿有一天，读到明朝袁了凡写的（了凡四训），其中说到两个有关孔子的故事，终于让我释怀。故事说：鲁国法律规定，如果有人肯出钱赎回被邻国捉去做臣妾的百姓，政府都颁奖金。孔子的学生子贡，赎了人，却不接受奖金。孩子知道就骂他说：“你错了！怎么可以只为自己高兴，博取虚名，就随意去做呢？现在鲁国大都是穷人，你开了恶例，使大家觉得赎人受赏是丢脸的事，以后还有谁赎得起人？从此赎人的风气，只怕要渐渐消失了！”
书里又说：子路有一次救起溺水的人，那人送了一头牛为谢，子路收了。孔子听说；则大加赞赏。
了凡先生写了一段很引人深思的话。
“若所行似善，而其结果足以害人，则似善而实非善，若所行虽然不善。而其结果有益于大众，则虽非善而实是善。”又说：“例如不应该的宽恕，过分的称赞别人，为守小信而误大事，宠爱小孩而养大患……等，都急待吾人冷静检讨改善。”
我发觉，其实中国的儒家思想，早就重视了“合理化”，只是后来许多人故意表现“私情”，故作有人情味的样子，或表示自己的宽宏大量，而造成“情理不分”。
假好人与真乡愿读中国绘画史，有一段明代大画家沈周的故事，我永远不会忘。书里说，沈周的邻居掉了东西，误以为沈周家一个相似的东西是他的。沈周知道之后，就把自己的东西送过去。直到邻居掉的那个找回来，把沈周的东西归还，沈周也只是笑道：“这不是你的吗？”
书中举出的这类例子很多，似乎以此推崇沈周的“胸襟廓落”。只是，每次我读到这儿，都不以为然，这真叫胸怀吗？这根本是最害中国社会的“烂好人”、“真乡愿”。
说到这儿，我又想起《论语》中的一段话，而不能不佩服孔子。
有人问孔子以德报怨好不好。
孔子回问：“你拿什么去报德呢？”接着叮嘱：“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儒家“求合理”、“不过火”的中庸之道，在这两句话中，已经做了明确的表现。
问题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人，为什么却处处忘记这个道理。
最近，一个跟英籍丈夫离婚的中国妈妈，为了把孩子带回台湾，而上了法庭。那英国人居然批评台湾是个没人情味的地方，说你在路上被撞死了，都没人救你。
虽然法官后来把孩子判给了母亲，那英国人的每个批评，却不能不让我们深思。曾几何时，我们这个最有人情味的国家，却成了最没人情味的？
那人情味去了哪里？
答案应该是：去了自己人的身上。
褊狭的人情味总记得以前看过的两个电视笑剧——二人在公车上抢一个座位，突然发觉是熟人，于是不抢了，你让我，我让你。
一桌不认识的人吃酒菜，菜一上来，就抢着下箸。旁边一桌熟朋友，则正好相反。菜端上来，你让我、我让你，最好吃的鸡腿，反而在一桌人的注视下，留到最后，被端了下去。
这种谦让是真谦让吗？还是一种“褊狭的人情”？
糟糕的是，当一个人褊狭地对人好的时候，他自然期盼你能褊狭地对他好，施者总有不甘，受者总有不安。
于是，当你做大厨的时候，一定要给熟客人多加两勺。
当你做公务员的时候，一定要给熟人办事，多一些方便。
当你卖东西的时候，一定要给朋友较便宜的价钱。
而你给这人多一勺的时候，那人就少一勺。你给我方便的时候，就比较给别人不方便。
你算我便宜的时候，别人就要比我多付钱。
请问，这造成的是公平，还是不公平？
不平则鸣！鸣则不宁！它对社会的好处多，还是坏处多呢？
是光荣还是尴尬？
最后，让我说两个故事：二十年前，当我太太在中山女高做训育组长的时候，一个老朋友听说，立刻兴奋他说：“太好了！这样我女儿就可以进中山女高了。”
五十年前，在上海。一位著名的京剧演员登台，戏院里座元虚席。突然进来一位“人物”，那名演员老远在台上看到，居然停下来打了个招呼。
我常常想到这两年事。心想，那位朋友难道以为靠关系，可以不参加联考？或是可以在考试中作手脚？他那样说，真是侮辱了联考。又想，那位“名角”，真能称为名角吗？一个敬业的演员，怎能在演出一半，不顾整场观众，而停下来打私人招呼？
我更想，如果我是那位“人物”，会觉得这是光荣，还是尴尬？
我梦想，有一天我们能公平地，真心地，以合理合法的态度，去关怀每一个人，而不是只对自己人好。
我梦想，有一天，我们不再“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而能冷静地看每一件事。
我梦想，有一天，孔子“合理化”的中庸之道，能真正在我们的生活中落实。
…
你看过城隍爷出巡的仪式吗？
那真是精彩极引掌管地府的城隍爷在前面威风凛凛地前进，后面跟着一批青面掩牙的小鬼，和背枷戴铐“被打下十八层地狱的恶人”。
看吧！我终于办到了！
常听人说“压力太大，实在受不了。”或是讲“我这个人，就是受不得压力。”
岂知道，我们每个人从没出生，就已经受到压力，而这压力一直到死，都无法脱离。
如果我们装满一杯水，在杯口盖上一张纸，再把杯子倒过来。会发现，那张纸和杯里的水，能不倾泻下来。
这是因为大气的压力。
如果把一个空心的铁球，切成两半，再合起来，并抽掉其中的空气。会发现那铁球的两半，紧紧吸在一起，即使用十六匹马，都可能拉不开。
这有名的“马德堡半球实验”证明了大气的压力。谁能想到，我们赖以生存的空气，由地面向上延伸六十到三百公里，也把它的重量狠狠加在我们身上。
可是，我们不是活得很轻松吗？
那是因为我们的体内，相对地产生压力。两个压力抵消，就毫无感觉了。
在高压下出头的人记得一位政治家，回忆在监狱做政治犯的时候，常自己孵豆芽。一大把豆子，泡在杯里，居然愈被压在下面的豆子，长得愈肥。
我自己也有经验——每年秋天，我会在地上挖一个个深达六寸的坑，把郁金香的花球放到坑底，再盖上厚厚的泥土。
每次一边盖上，我一边想：“这些娇嫩的郁金香，为什么非种这么深呢？它们又怎么有能力，向上冲破这么厚的泥上？”
只是，一年又一年，它们都及时探出叶片，抽出蓓蕾，绽放出美丽的花朵。
若不是种过郁金香的人，谁会想到，它们是从六寸深的地方钻出来？
大家只见灿烂的花，有谁会想到它艰苦的过去？
在高压下退缩的人当然，我也偶尔发现有些因为力量不足，没能钻出泥上而死亡的。看到它们终于萎缩的球根，我有着许多感慨：它们不就像人吗？有些人很有才气，很有能力，甚至很有健康的身体。却因为受不了压力，而在人生的战场退缩下去。
他很可能是参加竞选的政治家，实在受不了精神压力，而中途退选。
他很可能是花十几年时间，准备参加世界运动大赛的国手，却因为承担不了大多人的瞩望。唯恐失败之后，难以面对全国同胞，而临场失常，败下阵来。
他还可能是每天把联考挂在心上的好学生。当那些功课不如他的人，都准备上场一搏的时候，他却宣布：“我痛恨考试，为了向这考试表示抗议，我要做拒绝联考的小子。”
他确实可能是特立独行的人物，敢于向他认为不理想的制度挑战。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这么想：他是因为太怕失败、受不了压力，而选择了不应战。
城隍爷抓来的罪人你看过城隍爷出巡的仪式吗？
那真是精彩极了！掌管地府的城隍爷在前面威风凛凛地前进，后面跟着一批青面潦牙的小鬼，和背枷戴铐“被打下十八层地狱的恶人”。
在中国的许多地方，那游行队伍中，被边走边打的恶人，会愈来愈多。因为一路走，一路有人化装成罪人加入。
据说这样可以作为一种仟悔的方法，也可以消灭一些罪恶。但是据心理学家研究，他们实在是怕自己死了之后下地狱，所以先主动“下地狱”。就好比原始人类怕狮子老虎，反而把狮子老虎画成壁画。
也可以说，面对恐惧时，他们不但没有采取积极的态度，反而俯首下来，任凭宰割。
同样道理。许多人有惧高症，站在高处往下看，就心惊肉跳。你问他有什么恐惧。他会说“害怕”。你再问“你不是站在很稳的地方吗，有什么好怕？”
他可能说：“我觉得自己随时会跳下去。”
逃避与对抗不敢面对压力，或实在无法忍受压力的时候，就采取消极的逃避。甚至向那压力去靠拢、屈服。这是多么可悲的人性啊！
连小孩子，都会用装病，或弄伤自己，来博取大人的同情。
连成人都会因为不敢面对工作压力，而装病不上班。
他们岂知道，如同我们面对大气压力，最好的方法，是由体内产生相对的压力，使它两相抵消，让我们突然间，觉得轻松无比。
不信自己办不到最近读到两个人的报道，都谈到压力。
一位是在一九八五年，以十七岁的年纪，勇夺温布顿网球大赛冠军的德国网球好手——贝克。
他居然：“如果时光倒流，我真希望输掉那场温布顿赛。”
因为自从他拿了冠军，大家对他的要求愈来愈高。只要一场失利，就嘘声四起。贝克感慨万千他悦：“大家好象只记得我是温布顿的冠军，却忘了我还是个青少年。”
另外一位，是伟大的音乐家伯恩斯但，他曾对一群年轻的音乐家说：“你们要想成为伟大的演奏家，不仅在于你多么勤苦的练习，更要看你走上台，面对观众的强大压力时，是不是能一下子，把所有的恐惧与犹豫，全摔到一边。由内心产生一种特殊的力量，一种不信你办不到的力量。那力量，使你成为大师！”
我更永远记得，代表美国参加世界溜冰大赛的克莉丝蒂·山口小姐，当她做完一连串最难的动作时，没等表演结束，就握紧拳头，向空中狠狠一挥。
后来记者问她，那一挥是什么意思，山口一笑，说：“是‘看吧！我终于办到了！（Gosh！ I made it！）’”
…
别让配料杀了你的味觉，别在文章里加太多辣椒和味精，更别不合时宜地一味倾吐，让读者喝了一大壶冷茶。
做一桌文章的好菜常有读者写信来，赞美我的文章写得好，并请教我写作的方法。
对于这一点，我真是愧不敢当，我从不认为自己的文笔好，也没什么特别的写作方法，更不是文学科系的“学院派”出身，我只是随兴写作，我笔写我口，我口说我心，有时候，我甚至开玩笑地对朋友说：“我笔写我口，因为我的许多写作技巧，都是从‘吃’学来的。”
朋友不信，我则说：“你想想，要做一桌莱，就先得买材料，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