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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天之后，他又看到那个案子。犹豫了一整天，临下班，批了“可”。
“想一想”
“他”为什么会签原本不打算批准的公文？
因为接受了对方的盛情的款待，并收了礼物！
但是让我们回想一下，“他”得到了什么？
不过是一餐丰盛的午饭、两瓶酒、一件衣服、一朵花、孩子上下补习班的一趟私家车接送，和一个电玩。全部加起来，也值不了什么钱！
“他”不是原先坚持不接受对方的馈赠吗？为什么还会接受？
这就是故事的重点了——因为那都是无法拒绝的东西，当他要拒绝时，已经来不及了！
那不是一百万块钱，一辆车，一只都彭打火机或一只劳力士金表，那些具有有形价值，又可以退还、拒收的东西！
菜是由各大餐馆叫的，你能退吗？
酒已经“砰”地一声打开了，你能再密封得跟以前一样吗？
白手帕为孩子擦身体，你能让手帕不脏吗？
衣服已经剪短了，你能再把布接回去吗？
唯一一朵木莲花已经折了下来，你能使它长回去吗？
孩子已经送了，你能叫时光倒流，车子退回吗？
电玩已经放在你的门前，你能运回给不知名的发货人吗？（虽然你猜到是谁送的，但无法证明）
送礼人的高明，就在这儿了！他知道你不会接受，所以送出你不得不接受的东西。
有一种人敬酒，你非喝不可，因为他说：“如果您看得起小弟，就一定喝了这杯，我先干为敬！”
一仰头干了杯，你能不喝吗？不喝就是看不起他。
更狠的人，是当他把酒倒人口中，酒杯先不离嘴，两眼圆瞪档地盯着你，看你喝不喝，如果你还是不喝，他一低头，原来“含”在口里的酒，又吐回了杯子！
真脏！也真狠！
问题是，世上多少英雄、豪杰，坚守原则的人，就这样不得不妥协了下来！
日本帮会的人犯了大错，常自己切下一截小指，呈给帮会的长老或被亏欠的人、对方如果接受那用白布包着的血淋淋的手指，就表示原谅犯错的人。
有几个人看到这种场面，会不接受呢？
手指已经切下，再也接不回去，你忍心不接受吗？
当禅宗大师慧可，拜达摩为师的时候，达摩本来不想收，但是后来为什么收了呢！
因为慧可砍下自己的手臂呈上去！
连达摩祖师这样“定”的人，都不得不改变初衷啊！
再往前想吧！
公元前二二七年，燕太子丹用什么方法？使荆轲愿意赴那“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死亡约会——刺秦王！
很简单，也很简单！
当荆轲跟太子丹出游，捡地上瓦片丢着玩的时候，太子立刻捧上金块，来替代瓦片。
当他们一起骑千里马出去，荆柯无意中说了一句“千里马肝美”，太子立刻杀了千里马，把马肝奉上。
当荆柯看到弹琴的美女，赞赏一句“好巧的一双手”时，太子立刻把美女的双手剁下，用玉盘盛来送给荆柯……
好狠的燕太子丹！又是多么懂得“送礼之道”的燕太子丹哪！因为他知道，最毒的礼。是当对方想拒绝时，已经来不及的东西。尽管“千里马的肝”和“美女的双手”，都是那么不合情理地被牺牲，却如同“慧可的手臂”一般，叫你无法“不领这份情”！
怪不得荆柯要感叹他说：“太子对我大厚了！”
总而言之，这世上送“有形礼物”给你的人，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那以一种莫明其妙、毫不合理的方式，捧上礼物，又使你不得不接。即使不接，也不得不百分之百领情的人！
如果真碰上这种人怎么办？
一、你要保持高度警戒，在他开酒、折花，掏手帕之前，先一步挡住他！
二、你用苦肉计对苦肉计。将那电玩放在门口，任它日照雨淋，或捐给公益团体。
把那名贵的衣服捐去慈善义卖，再送一个大红包，给带孩子上下课的司机！
用非常的手段，应付非常的对手！这是千古不易的道理！
…
情归情，理归理，好话丑话最好都说在前面。
谁教你不早说从乡下的老盾，搬进台北的高搂，小李真是兴奋极了。楼高十八层，小李十七楼，站在阳台上，正好远眺市中心的十里红尘，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小李那十几盆花。阳台朝北，不适合种。适合种的东恻，却只有窗，没阳台。
“何不钉个花架呢？什么都解决了”有朋友建议，并介绍了专做花架的张老板给小李。
只是，自从订了花架，虽然还没钉上去，小李却一直作恶梦。梦见花架钉得不牢花盆又重，突然垮了下去，直落十六层楼，正好掉到路人的头上。当场脑浆四溅……
小李满身冷汗地惊醒，走到窗前，把头伸出去往下看，深夜两点了，居然还人来人往，热闹非常，想想！这时候花架掉下去，都得砸死人。要是大白天出了事，还能不死一堆？
想到这儿，小李打了个寒颤，可是，花架已经订了，花盆又没处放，看样是非钉不可了。
钉了花架的那天，小李特别请假，在家监工。
张老板果然是老手，十七层的高楼，他一脚就伸出窗外，四平八稳地骑在窗口，再叫徒弟把花架伸出去，从嘴里吐出钢钉往墙上钉。
张老板活像个变魔术的，不知道事先在嘴里含了多少钉了，只要一伸手就是一支，也不知钉了多少。突然跳进窗内：“成了！你可以放花盆了。”
“这么快！够结实吗？花盆很重的！”小李不放心地问。
“笑话！我们三个大人站上去跳，都撑得住，保证二十年不成问题，出了问题找我。”
张老板豪爽地拍拍胸口。
“这可是你说的，”小李马上找了张纸，又递了支笔给张老伯：“麻烦您写下来，签个名。”
“什么？还要……”张老板好象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可是，看小李满脸严肃的样子，又不好不写，正犹豫，小李说话了：“如果你不敢写，就表示不结实。这要掉下去，可是人命关大，不结实的东西，我是不敢收的。”
“好！我写我写。”张老板勉强写了保证书，搁下笔，对徒弟一瞪眼：“把家伙拿出来，出去！再多钉几根长钉子，出了事，咱可就吃不完兜着走了。”
说完，师徒二人，又足足忙了半个多钟，检查再检查，才气喘吁吁地离去。
（想一想）
这是个发生在台北的真实故事，只是后来，故事的主角小李对我说，他还是放心不下，而一直想，会不会张老板起先只是马马虎虎地钉，直到发现他要签保证书，才出去补救。
“我怕他先钉的钉子根本不够长，可是能钉的地方已经钉满了，后来虽然要补大钉子，却没什么地方能补下去，因此，用了那么多时间。”小李对我说：“如果我在他钉之前，先讲明要他写保证书，事情恐怕就好得多了！”
他的这句话，可以说“正中要害”，也是我这篇文章要讨论的重心。
记得我有一次叫工人送印好的新书来，书很多，堆了一落又一落。因为堆得不整齐，我特别请工人别堆太高，免得地震时倒下来伤人。
几千本书总算堆完了，我看工人忙得汗流侠背，除了运费，还额外给了他不少小费。
看到小费，他怔了一下，很不好意思他说。
“哎呀！早知道你要给我小费，应该特别给你堆整齐一点。”说着，居然就跑到书堆前，东推一下，西推一下，已经堆完了，再推也没用。
这件事，让我得到个教训——在国内，因为没有给小费的习惯，所以给小费或任何好处，最好先讲明。有处罚和原则，也应该事先说好。前者是“好话说在先”，后者是“丑话说在先”。
人性是很妙的，基本上，对于负面的事我们会假设：“即使我做得不够好，对方也可能看不见；就算看见了，也可能放一马。”
对于正面的事，我们也会假设：“即使我做得好，对方也可能看不见；就算看见了，也八成不会给额外的奖赏，而认为这是当然。”
在这个基础上，一般人做事，是不会太好，也不会太坏的。如果你希望非常好，或不至于“有一点点坏”，最好的方法，就是事先“摆明了”。
举两个最普通的例子来说。
如果你带了不少怕摔、又笨重的行李到旅馆。明明小费是要最后给的，但是你可以在到旅馆，才下车的时间，就对运行李的人说：“麻烦你小心一点运，等下我会好好谢你。”
我曾经参加个旅行团，团里有对老夫妇，每次住旅馆，都被分配到“窗外景观最好”的房间。当十几天的旅行结束时，我开玩笑地问：“你们一定是事先就告诉领队，会给他很多小费吧？所以运气总能那么好。”
岂知老先生一笑：“我们没说，否则是‘期约行贿’。但是，我们让他感觉到了！”
“感觉到？”
“对！”老先生神秘他说：“教你一招，你可以在旅行才开始，就当着领队和导游的面，给餐馆服务生或司机小费。那些人明明是不必给小费的，你却给，而且给得大方，看在心里，就受用了！”
可不是吗？当一个人预期，甚至确定你会给予额外的奖励时，当然会努力地表现。这对老夫妇的暗示法，诚然是极高的艺术。
说到这儿，我也要举个相反的例子，就是当对方根本不预期你的奖赏，甚至报酬时，所产生的问题。
最常见的例子是，我们往往发现，请亲戚帮忙做的事，不但不见得最好，还可能最差。
同样的，我们帮亲戚做事，也常并不把事情摆在最优先。
第一，是亲戚，就算做坏了，也还是亲戚。
第二，是亲戚，不好拿报酬，就算给，也不好意思收。
问题是，人性基本上是相互的，当你有了以上的两点假设，怎么可能产生最好的效果？
能及时交件，表现平平，已经不错了。
于是，我们经常会看见这样的事：某人请亲戚帮忙做事，拖拖拉拉、马马虎虎完成之后。某人很客气地照样付钱，亲戚先推，某人硬给，说“哪儿能白做？一定要收。”
最后，亲戚收下了，某人则在背后大骂：“什么亲戚嘛！又贵又差。”
他岂知，说不定那亲戚也正后悔呢：“早知道会硬给我钱，而且一文不少，当初应该好妹帮他做！”
这种情况，中国人的社会最常发生。我们要好妹检讨：原则、酬劳、赏罚，是不是应该跟人情分开来？所谓“情归情、理归理”，好话丑话都说在前面。
这不再是个能猜来猜去的社会，而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社会。该讲明的事，如果都能早早讲明，事情会完满得多！
只管向我报告经营者和领导者，不要认为都用自己人是最好的。自己的人可以用，但他们必须是对你效忠的自己人。而不能让下面人之间徇私，超过对你效忠的程度。如同故事中，江经理和王经理（小王），都是总经理的自己人。一个是亲表弟，一个是亲自提拔出来的好部属。江与王都对总经理效忠，却彼此是客观地各尽本职。
相反地，如果王与江的私情有可能超过“公事公办”的程度，则不是好现象。
不论在政治、军事、商业界，聪明的领导者，都知道怎样安排部属之间的“权力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