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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黔江两个星期后，陆建华回到了重庆，主笔写下了《关于加快黔江地区民族经济发展的基本思路》，当地政府官员称这是一篇具有“原子裂变”意义的思路，给黔江的经济发展带来很强的催化作用。
陆建华在重庆的一年收获很多，这不仅仅表现在他给重庆做了一些能看得见的实事，比如把一个经济大国的领事馆给拉到了重 庆、给开县引进了一个日本的援助项目、说服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希望集团进入重庆等，更表现在他做的那些“破冰”式的、具有长远战略意义的工作，他参与重庆市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再就业工程，并帮助他们主持策划了“江北新城相国寺地区2200亩封闭式再就业工程开发项目建议书”；参与组建重庆产业设计院和重庆产业投资集团的部分计划筹备工作；帮助重庆市社科院编纂了第一本《社会经济蓝皮书》；策划实施了第一次重庆市市民环境意识调查。他还就 解放思想、加快重庆经济社会发展、机构改革等问题，在重庆的党政机关学校和其他单位作了20多场报告，热烈动人的场面令重庆人记忆犹新。
第五辑陆建华 （2）
对“法大还是党大”等问题的深刻解析
陆建华与媒体有很好的缘分，他曾做过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的主持人、北京电视二台“读书”节目的主持人，现在又被中央电视台“央视论坛”聘为评论员，而在香港凤凰卫视的“时事开讲”节目中，陆建华的厚重的学术功力、直率的性格和从容的姿态，颇得港岛各阶层人士的好感，人们认为他是大陆理论研究最具新意的“政情评论员”。
在解答凤凰卫视主持人董嘉耀提出有关依法治国的问题时，他坦言道，大陆有的人，特别是一些比较教条和经验主义的人常常提出这样的问题：到底是法大还是党大？我觉得这是一个伪问题，不应该这么提。依法治国的概念告诉我们，执政党也要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行使权力、执政。但在很多相关的制度或者法规出现与现有法律相冲突的情况下，到底怎么决定？他认为作为一级组织的决策也必须符合现有的法律，但这是有一个磨合的过程。
关于党的组织改造问题，他认为到了非常急迫的地步，现在执政方式如果不改，很多执政的目标和宗旨是实现不了的。
作为一个社会学研究人员，他一边在书斋中构建学术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一边参与到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当中，从实践中提炼社会学的研究课题。他似乎对各种生存方式都怀有好奇心，有人问他忙什么，他说，你看见一只没头的苍蝇，它整天飞来飞去，很忙，“可我想，就算是一只苍蝇，也要看它是不是有很好的恒定感——就是说，它应该明白，自己到底要做什么？”他心里有数，所有的忙忙碌碌，“从另一个角度说，都是在丰富自己的人生，包括丰富自己的研究经历”。
他不但关注重大政情问题，对关乎老百姓切身利益的事他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比如价格听证问题、身心健康问题、农民就业、劳动保障问题等。在他看来，这些都应是中国社会学家无法回避的问题。
有一种说法对陆建华来说很具启发意义，即发达国家的经济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那些经济学家，而其社会的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则归功于社会学家。在他看来，正是社会学家在不断地研究社会关系结构和运行机制中的种种问题、矛盾和冲突，并及时、完整地将其展示在公众面前，才使社会问题的解决成为公共政策议题。作为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副主任，陆建华正是为此而呕心沥血。
2002年，陆建华接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采访，记者告诉他说一个地方16岁的女孩子在生产线上被活活累死。记者当时就暗示他，是不是应该启发这些弱势群体保护自己。一向平和，不露声色的陆建华突然声色俱厉地说：“不对！这个只是理论上的推论，现在是政府应该出面保护这些弱势群体。16岁是刚刚在合法劳动年龄之下，这个企业主应该判刑！”
他以独特视角观察人才问题，曾在多个场合强调新世纪需要“超级人才”。他理解的“超级人才”是指具备突出的专业技能，有基本的人生情趣，有世界眼光，有一个健全而稳定的基本价值观。他观察到，在目前的中国，能做到前面其中一方面的人才不少，而面面俱到的人太少。在他看来，现在社会上流行的“精英教育”应该尽早丢弃。从以往的人才观念看，国家只强调人有怎样特殊和突出的技能，因此从小便“集中精力”，舍弃一切兴趣爱好来求学，结果发现理工科出来的学生有点“愣”。清华现在搞很多文科，注重培养学生的人文、艺术甚至美学的修养。这说明社会上意识到人最基本的需求是不能丢的。陆建华说过，你可能朝某方面“偏一偏”，突出一点，你成功了，但你不是“超级人才”。现在成功人士很多，但他们的遗憾也很多，因此整个社会应尽快普及新的人才观念，不仅使青年一代在技能方面有所发展，人格方面也要有所完善，使他们成为一个能以己之长贡献社会，又懂得真正生活的完善的人。
他还提醒那些智商很高的“人才”必须具备一定的财商，“不做聪明的穷光蛋”。在他眼里，中国城市居民大部分只有粗浅的财商，只懂得着眼于眼前利益，打着小计划小算盘，还没有上升到更高的水平。中国民间财富的积累速度，在海外看来，是很快的，如果中国人的财商更高些，那么，这种积累会更快、更合理，而代价也会更低。作为目前正在全面建设的小康社会的公民，一定要具备很高的智商、很高的情商、很高的财商。光有高智商和高情商，“那只是聪明的穷光蛋”。
“城市化”带来的社会后果，
吁请政策制定慎之又慎
陆建华被称为中国社会学界“四大金刚”之一，对于这个说法他从不作评说。但他心里知道，如果说自己真如“金刚”一般，那么他希望整个社会学界“金刚”越多越好。他曾用“有理、有效、有勇气”向别人陈述自己的治学和做人态度。他认为，作为社会现象、社会问题的研究者，必须具备扎实的理论功底，在学理的层面上对大量的资料进行科学的、综合的分析，进而提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对推动社会进步“有效”的建设性意见，在基本的理论框架内“有勇气”进行创新。这段话可视为他对社会学家责任心的理解。
陆建华有一篇很著名的文章叫《中国社会的前景》，研究了中国社会在改变进程中出现的不和谐，并开宗明义地发出政策创新的呼吁，引起中国高层的重视。
在变革时期的中国社会，公共政策的选择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过程，因为在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发展不但在结果上付出了沉重的社会代价，而且这种社会代价被有意无意地认为是必然的，如工业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三资”企业中劳动权益的保护导致短期内投资环境的恶化，腐败现象弥补了市场体制建立之前所存在的各种规范空缺、助长了权钱交易的实现等。
陆建华发现，中国社会问题的产生及演变的过程，总有十分强大的经济发展驱动力在起作用，而这些社会问题的出现和严重化，总是与某些政策导向有关系。但是人们并没有对此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认为经济问题最后还是靠经济来解决。陆建华称这是一种典型的理想思维模式。因为那些社会问题并不是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而是在经济社会变动过程中出现的，是由于社会结构关系与社会运行机制出现不和谐才会导致的。而陆建华看到，相关领域的政策选择在结果上既没有预防这些现象的产生，也没有有效地控制住这些现象及其变种的蔓延。
陆建华想到他在重庆任职时看到的一个现象。有一天夜晚，他陪同一个从北京来的朋友游览重庆的夜景。他们来到了豪华气派的解放碑广场，高大的建筑、彩色的地砖、眩目的霓虹灯，一切都是那么的考究。离广场不远处是一个新开的啤酒城，美女如云，人头攒动，一片喧闹。然而就在广场的边上，一群拿着木棍绳子的“棒棒军”满脸愁容，用一种迷惘的眼神打量着行人，期待生意。这种对比强烈的画面一直印在陆建华的脑海里。他当时对同行的朋友发出这样的感慨：“你看到了吧，这就是重庆，反差极大。咱们走出不到50米，这儿的房子已经是破破烂烂了，这儿的人所关心的问题和里面的人一定不同。你可以修一个现代化的超豪华的解放碑广场，然后说21世纪看重庆！追求轰动效应很容易，可这能解决什么问题呢？一个国家即便可以宣布实现现代化，但不等于所有的地方都实现了现代化。我所在的区也是一样，迫切需要发展。小平南巡之后，我们区顶着压力修了一条路，现在没人说这条路不好。人们急切地希望通过大开放大开发来提气，规划都很壮观很恢宏。但光有路不够，关键是路后面有没有可以支撑它继续发展的体系和结构。重庆也是这样，修一个解放碑广场，真是很气派，但是整个经济没有活力，这个东西就是虚的，发展水平上不去，老百姓的心气就没有了。”
也是在重庆，陆建华去看过一个县，有一个2000万元的项目，可因为产品与市场不对路，项目刚建好就宣布废弃了。后来一个港商看中了那块地，就把机器当废品似的拆掉卖掉，一点价值也没有。2000万元就这么打水漂了，谁也没有负这笔钱的责任。当时陆建华想，如果一个企业家对市场预测不准，他的代价是他的企业资产；而政府官员做错了，他个人又会付出什么代价呢？
这就是政府制度制定过程中的缺陷，是经济变革过程中公共政策运作所呈现的不和谐。
陆建华在“央视论坛”节目中对吉林省高薪聘用政府雇员的做法很是推崇：“以雇员的身份进到了政府里面，会对其他3000个公务员造成多大的冲击力。这些公务员对自己的职权、职能和自己的职业身份是非常清楚的。但是身边有掌握了高技术、高知识的这种人才，拿着这样的高薪工作，就会激活这片水，就让大家知道事实上关于人才的特长、兴趣和岗位的任用，人是可以自由选择的。”
由于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在加快。但他感到城市化所带来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政府如果没有一个相应的政策来应对，那是很危险的。陆建华有一篇文章《城市化的果实：是苦是甜？》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
他说，城市化，可以从很多方面来理解其含义。大家想得最多的就是，城市不断扩大，在地域上不断扩大，在人口规模上不断扩大。这只是问题的表面，更内在的问题是，这种扩大会在两个重要方面与我们的农村发生关系，这首先伴生出来的是许多物理上的变化，而物理上的变化总是会牵带出经济社会文化后果的。城市化的关键是，这种牵带是不是顺其自然，是不是平滑，是不是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