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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就不会空谈了，甚至也要骂两句人了，因为看到的是真导弹，不是“娃哈哈”。科索沃战争中南斯拉夫的学者开始还以为战争是闹着玩的，认为美国人讲民主人权，是不敢真打他们的。他们举戴着靶牌，走到桥上，跟演电影一样。还搞什么反战音乐会，又唱歌又跳舞，后来见到打来的导弹都是真的，能爆炸，他们便都不出来了，也没人再举戴靶牌了。
国家的命运不能靠空话支撑，更不能靠“八股”支撑。现在有些文章，摆了一些情况，后又指出它们的发展有3种可能性，结论是机遇与挑战并存。至于问题如何解决，它告诉你将“有待于进一步观察”。这跟没说一样。你家里着了火，你妻子问你怎么办，你说有三种可能性，行吗？孩子丢了，你说有待于进一步观察，行吗？这都是不行的。学者也要知亡国恨，大宋王朝的崩溃，这种不着边际的学问对之要负大部分责任。
第四辑张文木 （6）
今天的中国要有点实学
历史经验表明，不务实的学问肯定是僵死的，不讲实事求是的国家是不会有前途的。
“五四”时期，中国国家灾难深重，北京大学不自觉地成了实事求是思想的摇篮。当时北大有两个了不起、但在当时又不是太显眼也并不太被接受的人物，一个是胡适，另一个是毛泽东。那时候北大讲“兼容并蓄”而不是实事求是。讲坛上宏论滔滔，但多不太讲问题只讲主义。因为当时的问题太残酷，太不斯文。胡适主张是少讲主义，多讲问题。许多人冤枉胡适说他不讲主义，只讲问题。其实，胡适只是针对当时学界空谈的弊端，主张不要脱离中国问题谈主义，应针对具体问题谈主义。主义是“理”，问题是“器”，这场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其实是宋末“理”“器”之争的继续。胡适的思想来源是其美国的学术导师，著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也有人将杜威学说简单归为“有用就是真理”，似乎杜威没有原则，其实不是那回事。杜威主张在主观客观交换及其效用中产生经验，经验产生道理。当时青年毛泽东深受已深深扎根于中国湖南的明末清初学者王船山的“至诚实用”“实事求是”“力行第一”思想的影响。毛泽东在老师杨昌济和何叔衡的影响下，也看重船山学说。1919年9月1日，毛泽东响应胡适“多研究些问题”的倡议，在湖南起草了《问题研究会章程》；1921年，他在何叔衡的支持下，在船山学社原址上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亲笔书写“船山学社”匾额。值得回味的是，毛泽东他们办的“自修大学”的校名和牌匾据说都是胡适确定和书写的。这样，毛泽东所受到的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和实事求是的思想和学风与胡适的哲学思想在方法论而非本体论上产生共鸣。如果考虑到苏俄革命对中国产生的影响，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思想，是近代东西方哲学精华在中国交汇后的结果，而这来自东西两方面的同一种思想方法交汇地点恰巧是当时的北京大学。这样说来，北大的真灵魂应当是毛泽东思想。而这一点恰是当今北大学人提得最少的。但正是统一于毛泽东思想的事实求是的思想与学风，而不是其他思想和学风才使中国从贫弱再次走向富强，从世界的边缘再次走向世界的中心。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思想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世界。
“经世致用”“不尚空谈”“多谈问题，少谈主义”是青年毛泽东办的自修大学章程的基本思想和学风要求，章程所列的多是问题而非主义，但这绝不表明毛泽东没有主义，只是毛泽东讲求从问题中谈主义，从中国问题中谈共产主义。1927年大革命失败，毛泽东率军开进井冈山，写了《反对本本主义》，谈的就是中国问题，而非普世问题。后来他和王明的斗争，都不是关于主义，而是关于问题的斗争。经过30年代的失败，共产党到了延安后，毛泽东提倡改进学风，要杜绝学术空论，要实事求是。延安整风后，共产党的学风转向实学，提倡调查研究，讲究实事求是，中国革命从此开始从30年代的失败渐入胜利佳境。
做学问要有使命感
未来20年是中国发展的一个关键期，国家安全，事关重大。中国现在的学风有很大的浮夸成分，我们应该注意。对学者来说，做学问要有使命感。学问的长进要靠解决国家的困难，而不是靠故弄玄虚，不能靠出国、耸肩、说洋文唬人做学问；我们更不能整天幻想有洋人帮我们解决问题，尤其是解决国家安全问题。真学者应该扎实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在解决中国的困难中成长。立功名于金石，也应是当今学者的境界。目前国家问题的焦点在哪里呢？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的主要困难集中于经济领域，那么本世纪头几十年则会集中在政治和军事领域。在经济上中国已是成功的。现在国际政治矛盾因中国的发展已提上日程，由于多年的荒废，政治和军事的知识已成了目前中国学问的“瓶颈”。因此，以实事求是、不尚空论和身体力行的态度和学风，建设性地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填补已形成的知识空缺，为中国崛起而奋斗，是新时代赋予当今学人的新使命。
第四辑李希光 （1）
劈斩中国形象“妖魔化”
李希光，1959年10月生。现任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责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务院台办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国务院新闻办咨询专家组成员、中国记协特邀理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新闻界》副主编、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四川大学客座教授、《中国青年报》特聘专家，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Sources》月刊中文版主编、萨尔斯堡美国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2000、2001年度）、哈佛大学新闻政治与公共政策中心研究员、新华社高级记者、《华盛顿邮报》客座记者。
“民族主义者”也是一个被妖魔化了的词语。在人们心中，它已经成为一个狭隘和偏见的代名词，这个词语用在我身上就像“文革”中人们在我头上扣“帽子”一样。
——李希光
天才的新闻敏感度，最神速的新闻出击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李希光教授被人封上一个十分吓人的“称号”——“中国新闻界第一号混混”。
且不说赐名者出于何种目的，光这个称号在因特网和清华园的不胫而走就足可令人心惊肉跳——真不知从何说起——但它似乎满足了赐名者冥冥中所祈望的轰动效应。
李希光1959年10月13日出生在江苏。l966年，他在家乡的一所煤矿子弟学校上小学一年级，当时正逢“文化大革命”爆发，在煤矿任总工程师的父亲作为这个煤矿的“头号反动技术权威”被遣送到贵州山沟里劳动，母亲由于“家庭出身不好”，被发到一个砖瓦厂烧窑，他只有靠70多岁的奶奶照顾。由于家庭背景的影响，李希光没有玩伴，不能参加少先队，受尽歧视。有一次，奶奶站在家门口，看见一群放学的孩子在校长和工宣队的怂恿下高呼口号侮辱李希光，顿时大怒，挥舞着拐杖，追打那群红小兵。因为这件事，奶奶一病不起，不久就病故了。从7岁到13岁，李希光都是在痛苦、孤独和恐惧中度过的。
1976年9月，16岁的李希光到丰沛煤矿当工人。他发誓要做一个有出息的人，便开始苦学英语。两年后，他以全国少见的高分考入南京大学外文系。
1982年李希光大学毕业后在北京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学习理论物理，1985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读硕士，获法学硕士学位。
这时他一边读书一边开始为《中国日报》撰稿。为了获得多的新闻线索，他一下课就骑着自行车满城采访，收获甚丰。常常有几篇稿同一天登上《中国日报》的不同版面。由于他的勤奋和报道的新闻独特，很快成为《中国日报》特约撰稿人。
1986年，安徽萧县孤山煤矿发生事故，有72个工人被大水淹在矿井里。李希光一听到消息马上背着他的那台老式打字机，坐了一夜硬座火车到孤山煤矿。第二天，他对被救的20多个工人逐一进行采访，又连夜写成7000字的长篇报道传真给《中国日报》，同时用快件把现场救援的照片寄出。《中国日报》很快把他的报道的照片刊登出来，美联社迅速转载，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1988年7月李希光研究生毕业进入新华社中央新闻采编室任记者，一干就是12个年头。
《华盛顿邮报》每年要从全世界选10个青年级的国外记者，要求35岁以下。1995年李希光正好35岁，英文水平很高，被选中。他来到《华盛顿邮报》国内部，在华盛顿地区做记者，主要是报道环境新闻、科技新闻、医学新闻、人口、与科技密切相关的新闻。
李希光有一种天才的新闻敏感。在担任编辑室主任期间，他能从每天发生的各种信息中捕捉到有价值的新闻，然后组织大家采访。由他布置的采访报道，常常被路透社、美联社、法新社等世界大通讯社采用。
20世纪90年代中期，互联网刚刚在中国落地，北大有个学生因另外一个学生偷用他的电子邮箱，告到法院，海淀区法院决定开庭。这个信息被李希光获得后，立即派记者赴法庭采访，可这位记者踌蹰起来。因为当时中国人对互联网不太了解，不光是老百姓，就连媒体的老总都认为，互联网这东西太可怕，可怕得就像那是帝国主义主义颠覆中国的工具，所以这一块差不多成了中国新闻的禁区。李希光跟他的同事说：第一，互联网肯定是对中国有好处的工具；第二，对你个人来讲，我相信明天3家西方通讯社全部会采用。在李希光的劝说下，这位记者前往采访，并写成了一篇很生动的报道，经过种种努力，新华社播发了这篇稿件。稿子播发不到3小时，外国驻北京的记者全部采用了这条新闻。
李希光在新华社工作时最引人注目的有两件事。
1998年，有消息说，新修改的《婚姻法》将在人大表决通过。当时他是政治文化编辑室的主任，很快意识到国家如此重大的举动一定会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应该把这个消息发出去。结果，他和同事们经过努力用900字把这个消息报道了出去，在全国引起了一场大争论。
这件事使他第一次认识到媒体在中国修改法律或者立法方面能起到很大的作用，更感觉到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非常重要。
李希光强调新闻报道的视觉化，力求使用每一段文字都让读者看到一种画面。在他看来，如果读者通过你的文字看不到画面，那么报道就是失败的。
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来华访问，李希光作为新华社记者对克林顿的访问进行了跟踪报道。克林顿来华后，根据访问程序将登长城。当时按照有关部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