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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的政治属性，首先取决于执政者。
我们不能再将宗教与科学简单对立。宗教属于价值信仰，科学属于工具理性，二者的关系既有冲突，也可相互促进。我们坚信科学是对自然、社会以及人类的思维现象的正确解释，相信人是具有主体性的动物，永远张望着未来。宗教的虚幻性正是由于科学尚有许多暂时无法解决的问题，物质的需求亦不可能完全得到满足。从这个意义上看，科学真理和宗教信仰都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都是人类社会生活所需要的。一提宗教与科学的对立，大家都会想起中世纪天主教会对哥白尼与伽利略的迫害。事实上，宗教也曾对科学技术起过重大推动作用，欧洲中世纪的科学记载几乎都保存在修道院中，科学的萌芽也多起于教会。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正是利用了修道院的数据，才有了天体理论的划时代革命；开普勒的天体力学与维萨里的人体解剖皆与宗教信仰密切相关。爱因斯坦与牛顿都信教，他们早知道月球上没有上帝，之所以信教，是把宗教伦理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与探索动力。当然，我们在尊重科学与宗教的同时，绝不能走向另外两种极端：一是热衷于“似是而非的伪科学”；二是沉溺于“走火入魔的伪宗教”。尤其是在当前特殊的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关系处在持续的变化和调整阶段，更要防止伪宗教的出现和蔓延，那些既不合乎科学，也违背正教教义的歪理邪说，理应同时受到科学和宗教的共同反对。
在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指导下，我们党与宗教必能建立起科学合理的关系。中国自春秋以来，人文精神占主导，国家长期实行君主专制，使我国政教关系有别于他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种政治文化传统使一切宗教都必须依附于皇权，为皇权服务。中国历史上的佛教和道教，都受政府管辖。这与欧洲中世纪教皇拥有万王之王的巨大权势完全不同。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类似基督教与伊斯兰教那种一教独尊、政教合一的局面，这是因为中国特有的文化伦理体系。自汉以来，以宗法血缘为基础的儒家政治伦理，已成为历代王朝管理社会的指导思想。政府制定各种法律对宗教进行约束管理，如度牒的发放、寺观的建立、僧道数量的核定等等。这种政教关系使中国从未出现过宗教战争，宗教的存在首先不是政治形态，而是社会文化形态，佛、道二教在中国历朝历代一直是社会稳定的因素和力量。在中国宗教的发展史上，道教是土生土长的，佛教是请进来的，伊斯兰教是传进来的，基督教是打进来的。就外来宗教与中国文化融合程度而言，佛教最为成功。无论外来宗教如何强势，凡进入中国，都会与大中华文化相融，无一例外。
宗教作为一种信仰，一种思想，一种文化，虽不能简单等同于政治，却永远不可能与政治分离。江总书记“三个代表”理论与“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论断，必将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学说，是我们未来宗教工作与民族工作的指南，也必然改革我们传统的宗教管理观念，从而奠定科学合理的政教关系。新型的政教关系一旦明确，相应的体制改革与制度设计将会迅速推进，而推进的基础正在于法制建设；新型的政教关系一旦明确，有关民间信仰与邪教的相关难题也将得到有序解决，而民族融合与正教显扬，永远是邪教与分裂主义的天敌；新型的政教关系一旦明确，将极有益于我们完成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以新型的执政意识与领导方式来管理政府、管理社会、管理宗教。而所有这一切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否与时俱进。
第一辑熊光楷 （1）
“新军事变革”格局中的中坚
熊光楷，1939年3月出生。1956年入伍，毕业于解放军外语专科学校本科班和军事学院高级系速成班。先后在中国驻前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大使馆工作。历任参谋、武官秘书、副武官、总参副局长、副部长、部长、参谋长助理。1996年至今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2000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97年起兼任中国国际战略学会会长，现受聘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国语学院的兼职教授，并担任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的博士生导师。
我们既不要忽略战争中高技术的运用，也不能忽略战争中人的作用。
——熊光楷
儒将探曹营：他要去五角大楼
2002年12月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熊光楷率领一支由7人组成的解放军高级代表团前往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与美军界高级官员举行第5次中美两军防务磋商。这次不同寻常的磋商引起世界各国的密切关注。美媒体发表评论认为，这次磋商不仅仅标志着中美两军自“南海撞机”事件以来中断的交往完全恢复，而且注入了新的内容。
中美两军的防务磋商建立于1997年，由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佩里提出，在熊光楷此次访美前总共进行了4次，最后一次是2000年11月，双方进行副国防部长级的会谈，后来因为2001年4月1日发生的南海撞机事件，磋商中断。
说起来，熊光楷在美国军界拥有相当高的知名度，这不仅因为他在中国军队中负责军情研究和对外交流，身份敏感，还因为美国一直流传着一则谣言：1995年熊光楷在一次私下谈话中告诉一位美国军官，大意是：我们更在意洛杉矶而不是台北。分析人士认为，熊光楷的这番话暗示如果美国敢出兵介入台海冲突，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就有可能以长程武器对付美国西岸城市。这名军官马上把熊光楷的这次谈话以及分析人士的推断，反映给美国政府，结果美国政府信以为真，如临大敌。《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美国传媒借机大肆炒作，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的“中国威胁论”推波助澜。
这完全是美国记者无端捏造的谣言，美国政府事后也证明“这是一个错误”，是无稽之谈。其实有人说这是因为美国人对熊光楷太敏感了，才造成这样的“错误”。
就在熊光楷从五角大楼前往白宫会见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后，美国《华盛顿时报》又制作了一条耸人听闻的新闻，标题是：“中国将军被告知对美国的威胁无法接受”。可当人们仔细通读全文后才发现，赖斯没有讲一句关于中国威胁的话，显然这是记者精心“制作”的效果。
在五角大楼举行的中美军界高层会议，从上午9时开始一直到下午2时30分，历时5个小时，其间美方以一顿轻松的三文鱼午餐款待了远道而来的中国客人。美国国防部负责国防政策的副部长道格拉斯·费斯表示，这是一次真正的“磋商”，解放军代表团显得非常“专业”。
费斯是五角大楼的一个重磅人物。他所任的职位是五角大楼“四个高级职位之一”，负责所有与国家安全和国防政策有关的事务，监督美国国防部政策和计划的制定与实施。具体地说，他的职责 是：制定与外国政府、军事团体和国际组织结盟和发展国防关系的政策；制定、协调并且监督与外国政府和军事团体有关的国际安全战略和政策的实施；监督所有与国际技术转让有关的国防活动。
熟悉费斯的人都无一例外地感觉到他与白宫和五角大楼不同寻常的渊源关系：在里根政府任内，他是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并任国防部负责谈判政策的副部长；后来又任过国防部长特别顾问，政治观点属强硬派；他还担任华盛顿“福特和扎尔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自称精通“国防和航天领域的技术转让、合资和外国投资”。据称，这个偏执色彩很浓的政治人物，为人处事却相当有水平，得到了美国历届政府的赏识和器重。
在熊光楷到达五角大楼后，费斯还意味深长地向中国代表团介绍了美国国防部负责亚太事务的副国防部长助理劳利斯。熊光楷一行不仅被美国人直接迎进五角大楼，还将前往白宫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赖斯举行会谈，这似乎表明美国对熊光楷一行的礼遇是经过周密安排的，以凸显美国对解放军的善意，也期待熊光楷将军对美国的强硬立场在一种相对和谐的环境中逐渐软化。
五角大楼发言人戴维斯少校在接受《21世纪环球报道》采访时做出这样的评价：“我们这次的会谈比以往的都要好。”事实上就在熊光楷副总参谋长起程前，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海空军事安全工作小组第二次会议于12月4日至6日在中国的青岛举行。会议期间，美方工作小组拜会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北海舰队参谋长少将，并参观了海军“青岛”号导弹驱逐舰。
戴维斯对这次熊光楷访美情形的总体判断是恰如其分的，但了解内情的人也知道美国军方其实对中国军方包括熊光楷将军是存有疑虑的。12月9日的工作午餐期间，熊光楷向美方提出了中方的交流计划，但美方以“仍在研究”为由，不愿做出回应。究其原因是美方认为中美双方在军事上缺少“互惠和透明”。
美国一直对中国有这样一个“抱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官员来我们五角大楼参观多次，与主要的决策者会谈，但我们美国从来没有任何一名官员有机会走入中国的“五角大楼”。戴维斯曾说：“我们带他们去看我们的基地，看我们的前线作战部队，让他们会见我们的军事将领、决策者和政策制定者，但我们的官员去中国时，他们每次都被带到同一个基地，我们不能见到真正的军事将领和决策者，我们只是见到外事官员和情报官员。我们到中国去，见到的不是我们的同级官员。”
戴维斯这样诠释了美国因“抱怨”所产生的应对之策：“正因为我们不了解中国的意图，我们不得不做最坏的打算，如果我们做最坏的打算，就意味着实际的威胁可能比我们想像的要小。所以，如果中国想让美国认为他们不是一个威胁，最好是让我们了解他们的意图。我想对美国也是同样如此，如果中国更多地了解了美国的意图，肯定会了解到什么是我们的威胁。”
在美国看来，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对其造成威胁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这个国家的军事能力，另一个是这个国家的意图。戴维斯说：“我们认为，威胁等于军事能力加意图。衡量一个国家的军事能力是很容易的，如我们可以了解到彼此有多少飞机、多少军舰、多少导弹，但意图很难衡量，因为这涉及到人的因素。了解意图，就需要双方的直接接触，大家在一起交谈，了解彼此的想法。说句实在话，我们对中国的军事力量了如指掌，但我们对中国的意图不甚了解。”
大概因为这个原因，趁熊光楷访问五角大楼之机，《华盛顿时报》又把那则谣言翻了出来，并大加炒作。然而五角大楼并没有完全被媒体言论所左右，对熊光楷访美充分给予肯定。美国防部副部长费斯对外界说：“这些军事交往能让我们对中国的